在中央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第264期）
《红色中华》报（第264期），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于1935年1月21日出版，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编辑印刷。报纸为铅印四开版，现已残缺不全，纵24厘米，横45厘米，只有全张报纸的三分之一。新闻纸质，呈褐黄色，表面有虫蛀小孔，但文字仍清晰可辨，其内容丰富多彩。所载《国民党的残暴》《游击队活捉反革命》《砂星游击队抓获敌探》《官仓游击队英勇抗战》《瑞金群众开展反国民党斗争》等文章，充分体现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岁月和游击队团结群众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精神。
这张报纸一经发现，便引起史学界的极大关注：中央红军长征时《红色中华》共出版发行了240期，1935年到达陕北后于11月从第241期复刊，这多出来的二十多期又是怎么回事呢？都是一个名称，出版的时间、地点和内容却截然不同。两份报纸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红色中华》报是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于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1933年初，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入瑞金后，《红色中华》改为中央党、政、团、工会合办的机关报。该报由中央印刷厂承印，为铅印四开版，内容较多时亦有八开版。创刊初期为周刊，从第50期开始改为三日刊，第148期后又改为双日刊。先后辟有社论、要闻、专电、苏维埃建设、中央苏区消息、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工农民主法庭、突击队等栏目。每逢重要节日，还会推出增刊。《红色中华》报成为当时苏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发行量达4.5万份。在杨尚昆、沙可夫、任质斌、瞿秋白等人的领导下，《红色中华》报实现了它在发刊词中所表述的：发挥中央政府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建立和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红军，组织大规模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统治等方面的战斗任务。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共出版发行了240期。
由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广昌失守，许多县城陷落，革命形势严峻。“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防御失利、进攻败北的情况下，决定战略转移，把希望寄托在与湘西红军的会合上，并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南方各省继续坚持与敌斗争。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于1934年10月离开瑞金，踏上了漫漫的长征路。
为掩护主力部队战略转移，陈毅、项英与贺昌、梁伯台、何叔衡、瞿秋白、陈潭秋等人商议，决定仍以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名义继续出版《红色中华》，用以迷惑敌人，由瞿秋白承担编辑出版《红色中华》报的任务。
当时，为了保守秘密，瞿秋白带领编印人员，把《红色中华》报印刷机迁移到于都山区，并按照中央的口径，在报上不透露红军主力远征的消息，使国民党反动派不知红军的具体情况，不敢轻举妄动，从而延缓了敌人占领苏区的进程，也为红军主力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35年1月，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瑞金、宁都、会昌、兴国、于都全部陷入敌手，红军主力转移的消息也已暴露无遗。于是瞿秋白组织人员，晚上下山，到乡村中走村串户，建立秘密联络点，搜集情报；白天隐蔽在山上，组织编撰稿件，继续印刷《红色中华》报，并在刊头上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报”的旗号。他们想方设法将这些报纸送到群众手中，张贴在城市乡村，宣传游击战争和抗日民主运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鼓舞群众的斗志。
国民党反动派进入苏区后，对红军游击队实行“清剿”。他们所到之处实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公开叫嚣要“大乱三天，大杀三年”。紧接着，他们建立各种反革命组织和县、区各级反动政府。“联保办事处”“搜山队”“挨户团”应有尽有，层层密布。“特务队”“便衣队”四处追踪，日夜寻门挨户。保甲制度笼罩在苏区大地上，强令实施“十家联保”“五户联座”和“移民并村”“清查户口”等措施，并实行“剿共公约”“保安守则”和“公民条约”，以及采用发“良民证”等方法来限制群众的行动自由，妄图把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游击队饿死、困死在崇山峻岭之中。
红军游击队在形势更加严峻、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收到遵义会议后组成的党中央的来电指示：要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保存革命火种。他们遵照中央指示精神，把印刷机等拆卸下来，把机件运至于都附近的山坑埋藏起来。从此，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红色中华》报就此停刊。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珍藏的第264期《红色中华》报，就是在中央苏区出版的最后一期报纸。由于转移到陕北的中央机关与中央苏区失去了联系，不了解苏区继续出版《红色中华》的情况，因此，1935年11月25日复刊的《红色中华》报是从第241期开始印发的。
第264期《红色中华》报因印发数量不多，加之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中，现存世极少，极为珍贵，目前尚未发现第二张。
（节选自图书《红都瑞金典藏》，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