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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这是70多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录的见闻。他所说的“高等学府”,正是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中共中央率红军到达陕北后,为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决定恢复和发展红军学校。1936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以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同时成立以毛泽东、周恩来、罗瑞卿等人为委员的教育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

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以下简称“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举行开学典礼,正式宣告成立。抗日红军大学共设3科:第1科(高级科)主要培训军、师两级干部;第2科(上级科)主要训练团、营两级干部;第3科(普通科),又称附属步兵学校,主要培训连、排级干部。第1期共招收学员1063人,学制为6个月。

领导关怀,科学施教。中共中央和军委领导非常关心抗日红军大学的建设与教学工作。毛泽东亲自为学员讲授《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哲学和军事课程。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及红军高级指挥员,都到抗日红军大学授课。

针对第3科学员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毛泽东专门致信校领导,指出应加强对第3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读报等能力的养成),将其作为“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抗日红军大学修改第3科的教学计划,充分体现文化与军事、政治并重的原则,第2科也适当增加文化课。经过数月努力,基本扫除了文盲和半文盲,学员整体文化素质明显提升。

艰苦创业,勤俭建校。1936年7月初,因国民党军进攻瓦窑堡,抗日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机关迁驻保安县城附近。这是一座偏僻小县,没有几间像样的房子,学员上课、住宿成了问题。为尽快建好校舍,抗日红军大学全体教职学员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自己动手搞卫生、清理校舍、修路。他们将窑顶剥落的石渣清除掉,把窑洞内的柴草羊粪清扫干净,在窑洞口用石块垒上墙和门洞,再买来一些木料做成门,打茅草编成厚厚的草门帘,还在窑洞之间平整好道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以窑洞为课堂和寝室,以石头砖块为桌椅和床铺,以石壁为黑板的大学校舍就这样落成了。

生活虽然艰苦,但学员们学习十分用功。大家努力克服困难,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甚至有些讲义纸张,用的是敌人飞机撒下的传单。由于窑洞里光线不足,白天时,学员们在外面看书。到了夜晚,学员们便在油灯或烛光下,捧着书本啃得津津有味。艰苦的环境没能阻挡学员们求学的脚步,反而磨炼了他们的意志,使他们始终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面对一切挑战。

增强力量,准备抗日。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高级科、上级科等共1200余人及红二方面军随营学校并入抗日红军大学,扩大了办学规模。

1936年12月下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内抗日救亡形势迅速发展。为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组织领导力量,抗日红军大学第1期学员(不含第3科)提前于12月25日在保安毕业,奔赴红军各部队。随后,其余学员全部毕业。抗日红军大学第1期的毕业生,为部队充实了大批高素质的军政干部,仅分配给陕南红74师的团以下干部就多达64名。

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于1937年1月19日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21日,党中央审时度势,向全国各地发布招生布告,号召凡有志献身民族解放事业,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强健、无不良嗜好和暗疾的热血青年投考“抗大”。从此,“抗大”就像一块大磁铁,把大批革命青年、抗日志士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异国他乡吸引到宝塔山下,寻求抗日救国之真理,探索民族解放之道路。

从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这里先后走出的大批学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中承担重任,成为党和国家、军队的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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