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春明
200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国各界以不同方式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其顶点是12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作者有幸在人民大会堂亲耳聆听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这次纪念会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统战部、外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共湖南省委的负责人也讲了话。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对毛泽东光辉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联系到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可以看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毛泽东的基本评价，像一条红线一样，一脉相承，贯穿至今。
在中共中央纪念座谈会之前，作者2003年11月在长沙，12月上旬在安庆，然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多次参加了同一性质的纪念会或学术研讨会。听到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各行业、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界同志的发言和成百篇论文。这些使作者得出一种判断，《历史决议》中对毛泽东的基本评价，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或至少是主流观点。因此，从历史的大视角和全局来说，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问题，应该说是属于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一
既然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为什么又要旧话重提呢？是一些事情使我感到，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人们的认识是有反复的。看似已解决的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又会有反复，这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事情得从我接受新华社、《瞭望东方》杂志、《凤凰》周刊等媒体记者采访说起。在同记者交谈时，我列举了自己接触到的有关对毛泽东的四种不同评价（继续神化、功大于过、过大于功、丑化否定）。同时，也重申了自己坚持认为，对于毛泽东一生功大于过的评价，是经得起历史和时间检验的科学评价的理由。新华社记者整理出的稿子较长，我认真看过，并作了些修改。《瞭望东方》和《凤凰》周刊的稿子，只是摘录了谈话的片断，而且为了赶时间并未给我看清样。结果，新华社的稿子没听到什么反映，杂志上的文章因为被几种文摘报转载，却引起了一点风波。
出乎意料的是，会后不久，我就收到多次电话和七八封信。他们误以为我是什么“毛泽东研究的权威”，而纷纷对我表达对毛泽东的看法，评价差异悬殊。其中有从山东寄来的一封挂号信。一位自称“离休干部”的人说，他从某文摘报上看到了我的观点，认为不正确。他把自己的观点概括为一个公式：“毛泽东的革命建国之功—建设‘文革’之过=0”。他说，1981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及其造成的恶果，很多还没有披露。现在应该根据新披露的这些材料对毛泽东重新评价。并说，他已经给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还有一位落款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人，竟说：“得知先生至今仍在歌颂毛泽东，深为先生不取。”他认为“把毛泽东与希特勒、斯大林并称为20世纪三大恶魔并不为过，这是由这三个人的罪行来盖棺论定的，任何伪造历史，为这几个人类中的败类涂脂抹粉的企图，注定是枉费心机”。这就使我更加感到，有关毛泽东历史地位的科学评价问题，即使是在中国人民内部，甚至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了的问题。
人们常说“盖棺论定”，这对一般人似可以这样说。可是，往往不适用于伟人。甚至可以说，愈是伟大的人物，愈是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烙印的人物，愈难以盖棺论定。棺是早已盖好了，但如何论定却众说纷纭。毛泽东去世已经28年了，所以还会出现不同的评价，而且针锋相对，差异极大，正说明毛泽东的事业、思想和影响，仍同今日之中国息息相关，仍为广大的中国各族人民所不能忘怀。正是由于上述种种情况，使我感到重新提起“毛泽东历史地位”这个老问题，还是有其客观需要的。
二
“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课题，多年来已经有上千部专著和几万篇文章去研究探讨。特别是赶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前夕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以130万字的篇幅，比较详细地刻画和表述了这位伟人的后半生。对人们争议和歧见颇多的一些重大问题，用比较丰富的档案资料，作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描述和评论。对人们真实地了解这一段曲折的历史很有帮助。也可以说是对毛泽东历史地位问题的一次郑重的回答。但它的篇太大了，能够仔细通读的人可能不会很多。恰逢此时，一位老朋友邀我写一篇关于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文章，我就自不量力地承诺了。但题目太大，非一篇杂志文章所能容纳，就只能采取“略论”的办法了。所谓“略论”就不是全面的展开的条分缕析，而是抓住关键和要点，概括性地表述一些自己的分析和论断。那么，什么是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关键和要点呢？我认为就是要科学而准确地评定毛泽东一生的功和过。
对于毛泽东的“功”，他一生对中华民族、中国革命和中国各族人民所作出的巨大而多方面的贡献，全国绝大多数人是有共识的。当然对其功绩估量的程度和分量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对毛泽东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至污蔑为“恶魔”的人，除国内外的敌人和反共分子外，在中国人民内部恐怕是为数不多的。本文的立意是在人民内部作研究性的学术性的探讨，因此，对极少数敌对性的错误观点，就不拟评论了。
造成人民内部对毛泽东评价巨大差异的关键在哪里？我感到主要是对毛泽东建国后的巨大过失如何认识和评价问题上存在巨大差异。即关键在于对“过”的判断，而非对“功”的估量。有人说，毛泽东不只晚年犯过错误，早年也有。这当然是事实。但就错误的性质和严重程度而言，重点在晚年，而非早年。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类错误，毛泽东早年是没有犯过的。而被极少数人抓住极力攻击丑化，甚至与法西斯恶魔希特勒并列的，也正是这两次严重错误。所以，如何认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成为如何评价毛泽东一生的关键所在。发动“大跃进”是1958年，毛泽东65岁。发动“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毛泽东73岁。而晚年，按通常的标准是在60岁以后。因此，把这些称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大概是不应该有歧意的。所以，我想首先从如何正确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谈起，可能是有益的。
三
毛泽东是人，是伟人，但伟人也是人，不是神。是人总会犯错误的。毛泽东一生犯过的错误，从不同视角总结，可以有不同的说法，有不同的条数。但不管从哪个视角说，错误最大、损害最严重的，莫过于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和1966年到1976年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至今仍有极少数人竭力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评功摆好，甚至有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没有错，今日中国仍需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但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会赞同的。
“大跃进”有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有一波三折的曲折历程和党内外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尽述的。好在已经有不少专著和论文出版。其中资料丰富、叙述详尽的恐怕要数国防大学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在近50万字的篇幅中，超过一半是讲“大跃进”的。而比较清晰、概要介绍“大跃进”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陈雪薇的《“大跃进”运动始末》（载邱石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349－386页）可算作是较好的一篇。
“文化大革命”起因之错综复杂，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一道难题。作者曾在1995年写过一篇《文革起因，众说纷纭》（发表于山西《党史文汇》1995年第3期）。根据作者搜集到的国内外资料综合为十种观点（即：阶级斗争必然说，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封建遗毒说，毛泽东帝王思想说，奸臣祸国说，乌托邦碰壁说，群众反官僚主义说，东西文化冲突说，人性兽化说，“左”倾思想恶性膨胀说）。后来又因为看到王若水先生遗作《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又增加了一说：赫鲁晓夫阴影说。也许以后又会有新的什么观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正是客观历史复杂性的一种思维反映。至于“文革”十年斗争之激烈，问题之复杂，事件之众多，范围之广泛，损失之惨重，影响之巨大等等，更不仅是中国五千年史之“史无前例”，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应该说，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好在已经有了五六本专史和几本论文集出版。特别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张化主编的《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汇集了近二十年中有关“文革”史研究的比较有价值的论文，可供参考。
因此，在这篇文章里，并不企图全面地研究毛泽东的这两次错误的全过程。只想集中研究三个问题：毛泽东犯错误的历史背景，错误的性质和错误的责任。
第一个问题，毛泽东的错误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也是彻底总结历史经验，避免犯同类错误首先要研究清楚的。“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而“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①[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938页。]这是党对待历史问题的一贯方针，也是我们在研究毛泽东犯错误问题上应当遵守的。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是有很大差异的，决定着两次大运动的方向和特点各不相同。“大跃进”重点是搞经济。要在钢铁等重要工业指标上超英赶美。也不是中国孤立搞，而是同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萌动的社会主义阵营赶超西方阵营的激情紧密相连。当然也是同当时全球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大环境分不开的。其主观目标是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态，尽快缩短同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差距，使社会主义中国以强大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不过，愿望是好的，但犯了急性病，违反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结果欲速反不达。不仅没有尽快发展经济，反而造成巨大破坏，受到了严重惩罚，付出了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代价。“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则是搞政治。要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挖修根”，打倒“走资派”，进行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保证“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这当然是同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分裂和两党公开论战，中共认为苏共已变质变修，苏联已红旗落地紧密相连。同美国扩大越南战争，把战火烧到中国南大门；中印发生边界战争；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国内形势紧张等有关联。但结果由于其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只能适得其反，使“红色江山”遭到巨大破坏和严重危机，党和国家面临变质的边缘，使全国各族人民遭到巨大的灾难。
那么，“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方面就没有什么共同点了吗？从具体背景看是有许多不同点，但从大环境的基本要求看，却有着根本性的共同点，那就是这两次严重错误都是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都是探索性的错误。“大跃进”是在1956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揭露了斯大林时期的严重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要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之后发动的。说它是一种付出巨大代价的不成功的探索，大概是不会有太多歧义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探索吗？答案可能就会各种各样了。前边说的“文革”起因的11种观点，也可以说是11种不同答案吧。但我认为还应该说也是探索。理由何在呢？第一，从政治上说，仍是“以苏为鉴”探索新路的继续。不过“大跃进”时只是认为苏联的建设之路不理想，企图以群众路线的传统动员亿万人民快速赶超。而“文革”之前已认定，苏联党和国家的权力已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在所谓“党变质、国变色”的巨大梦魇下奋起抗争，力求探索一条“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之路，按照毛泽东给江青信中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全国性演习”，不过是一次代价巨大、损失严重的“演习”。
第二，从理论上说，是保证执政党正确领导的探索。即在当时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伟大里程碑”的所谓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实践。目的是解决无产阶级的政党在执掌政权以后如何不变修、不变质的问题。当时在中央权威报刊社论中曾满怀信心地宣布，这个关系无产阶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已经由于毛泽东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圆满地解决了。但历史实践告诉我们，这只是一场噩梦中的自我安慰而已。这个大问题至今不仅依然存留着，而且发展得更为严重了。
第三，从经济上说，是对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又一次探索。是在既拒绝了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又在以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跳出苏联现代化模式的探索失败之后，企图以政治挂帅，“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为指导，再次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建设之路。十年“文革”使全国陷入经济崩溃的边缘，就是实践对于这次新探索的否定性的回答。从政治、理论和经济三个方面看，“文革”都是失败
列宁曾把建设共产主义事业比喻为攀登一座人迹未到的高山，迂回曲折，迂难折返，甚至滚下来碰得头破血流，都是难以避免的。当然，如果事先多次观测慎审行事，可能损失少一点。但无论如何想一帆风顺，一次登顶成功是不可能的。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实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不仅中国共产党人，包括其领袖毛泽东都没有任何经验，而可供借鉴的国际经验也不多。在这种情况下，不犯任何错误，不经历曲折和失败，就顺利找出中国的新路是不可能的。当然这里没有原谅或解脱毛泽东骄傲武断等主观缺欠的责任的意思。但承认客观的难免性，是公正而科学地评价历史问题不可缺少的。
第二个问题，毛泽东犯的错误是什么性质的错误？这对正确认识毛泽东，以及评定毛泽东晚年严重错误及其在毛泽东一生中的地位也是不可缺少的。
人类的错误是各种各样的。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理论的、道德的等等。同样一个杀人，可能是自杀，也可能是他杀。他杀中又要分为有意杀人还是误杀，是故意杀人，有计划谋杀，仇杀还是正当防卫等等。法官不分清杀人的性质就无法断案，研究领导人的错误也是需要首先搞清楚错误性质的。
那么，“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呢？从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角度看，毛泽东的错误主要是决策的严重失误。就是说，这两次严重错误，都是由于对国内矛盾、党内矛盾和国际矛盾的调查和认识脱离了客观实际，作出了背离实际的错误决策，制定了错误的政治路线和一系列错误政策，采取了错误的方法和手段，造成了广泛的灾难性的严重后果。毛泽东一生强调实事求是，却犯了完全相反的错误，这当然同他晚年逐渐骄傲，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日益严重，日益脱离中央领导集体甚至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等个人思想意识问题有直接关系。特别是同他自以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重大发展的两大理论错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带有严重小农平均主义色彩的空想社会主义模式紧密不可分。这种错误对于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来说，是可能犯的各种错误当中危害最严重的一种错误。因为它戴着神圣的革命的光环，最容易激发广大工农群众的热情，最不容易发现，更难以抗拒和纠正。因而影响的范围广，统治的时间长，造成的各种危害也就更为严重。
如何给这样一种错误定性呢？邓小平早在25年前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就已经给予了明确的界定。他说：“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①[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46页。]有人不赞成这个结论，说毛泽东是政治品质不好，有意整自己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这方面的问题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并非是问题的本质。其实邓小平在25年前也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②[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00页。]
有人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死了那么多的人，绝大多数人都是无辜受害者，比斯大林肃反、希特勒杀犹太人死得还多，毛泽东还不算“杀人恶魔”？我可以明确回答说：不算。这三件事性质各不相同，是不能混淆的。希特勒是搞法西斯主义的种族清洗，残酷地在整个欧洲占领区迫害犹太人，设立大量集中营，有计划地杀害了几百万犹太人。说他是“杀人恶魔”，货真价实。斯大林肃反扩大化也杀害了很多好同志，但主要是由于对国内矛盾和党内矛盾分析判断的失误，又中了希特勒德国的反间计。应该承认这也是一种领导人犯的政治错误。不过斯大林确实批准冤杀了一些好同志，这是不能原谅的。毛泽东的情况与二人都不同。他是出于好的主观动机，特别“大跃进”是为了加快中国的建设，但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造成了事与愿违的大灾难。当毛泽东知道“大跃进”造成灾难的一些实际情况（恐怕终其一生，毛泽东也没有知道三年困难死了那么多的人，这真是悲剧）时，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他不仅派人到农村调查，想各种办法纠正已经认识到的错误，而且带头减工资，不吃肉蛋，与民共渡时艰。这同希特勒相差十万八千里，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了那么多人，那么多老同志受迫害，也还没有发现哪一个人是毛泽东亲自批准处死的。相反，他还多次强调要贯彻延安整风确定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甚至林彪、“四人帮”要求枪毙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也还是毛泽东批示“刀下留人”的。这与斯大林也是有很大不同的。
有人说，毛泽东犯了错误，你们就强调功过相比，功大于过。而对别人就不一样，就强调盖棺论定，一笔勾销。比如对张国焘、王明，还有林彪。我说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错误的性质不同嘛。张国焘在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也不是没有干过一点好事，但后来叛党投敌，当了国民党的特务，专门反共反革命，我们对他还能怎么评价呢？王明后来住在莫斯科，专门写文章歪曲历史，辱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配合反华大合唱，又能有什么样的盖棺论定呢？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尽坏事，最后阴谋杀害党的最高领导人，篡党窃国。阴谋败露后仓皇外逃，葬身异国，又能怎样评价呢？现在不少历史影视片中还出现林彪，给予应有的位置，可以说已经是宽宏大量了。所以，肯定毛泽东的严重错误性质是政治错误，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个问题，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严重错误中，毛泽东应负何等责任？
无论从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还是从实际上发挥的领导作用来说，毛泽东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应负最主要的领导责任，这是公认的，没有疑义的。问题是，难道这两件大错事都是毛泽东一个人不顾别的领导人的反对而独断决定的吗？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并非如此。
“大跃进”的指导思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是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没有一名参加大会的代表提出过反对意见。发动“大跃进”的两大纲领性指标：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是1958年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会上也没有人提出过反对意见。正如邓小平所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个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①[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96页。]
“文化大革命”情况有所不同。从本质上说，毛泽东确实是违反了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大多数人的意志，纲乾独断。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但从形式上说，还是保留了集体通过的外壳。“文化大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是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毛泽东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是刘少奇主持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这两次会上都没有人公开提出过反对意见。邓小平也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他说：“有些问题我们也确实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②[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09页。]
只要在这三个问题——错误是在探索新道路的大历史背景下发生的；错误的性质是政治错误；错误的主要责任应由毛泽东负责，中央领导集体也要负责——的看法上取得共识，那么这些错误在毛泽东一生中占何种地位的问题，也就有可能取得共识了。
四
现在可以转回到正面回答如何判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问题了。其实，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对此问题已经作了明确回答。我这里只是根据多年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体会，从国内的角度着重谈以下五点简要的认识：
（一）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众多伟人中的伟人
20世纪是中国5000年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期，是各种复杂矛盾交错撞击，斗争波澜壮阔，曲折而激烈的年代。为了中国的独立、自由、解放、千百万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涌现出无数英雄豪杰，是一个伟人众多，群星璀璨的时代。发动并领导辛亥革命，推翻皇帝，建立民国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廖仲恺等是伟人；高举科学、民主大旗开展思想解放运动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是伟人；创立共产党，领导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是伟人；为新中国的改革开放、繁荣富强作出卓越贡献的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是伟人；很多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富强奋斗一辈子的民主人士如沈钧儒、张澜、李济琛、宋庆龄、冯玉祥等也是伟人。总之，各行、各业、各民族，能得上称为“伟人”的名字，可以开出长长的一串。
当然，这些人的历史功绩是有很大差异的，并不是相等的。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20世纪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伟大变革（辛亥革命、建立新中国和改革开放），出现了三位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是完全客观的、正确的。这三位确是远远地超出于众多伟人之上的。那么，对这三大伟人是否还可以再作区分呢？我认为是可以的。概言之，孙中山的学说和影响，侧重于20世纪之初；邓小平的学说和影响，侧重于20世纪之尾。而就20世纪整体而言，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动最积极、历史功绩最大、学说影响最深远的，当属毛泽东。称之为伟人中的伟人是当之无愧的。
（二）毛泽东是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
20世纪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世纪，又是从沉沦中奋起，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世纪。在这个世纪的前50年里，经历了民族危亡的三次大的危机，八国联军攻陷北京造成的瓜分亡国的大危机；袁世凯签订“廿一条”，造成的亡国灭种之祸；“九一八”之后长达15年的抗击日寇灭亡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毛泽东是解救第一次民族危亡的辛亥革命的参加者，解救第二次民族危亡的“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五四运动的湘区运动的领导者，在解救第三次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中是众望所归的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指导者和组织者。因此，称之为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理所当然的。
（三）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伟大开拓者
毛泽东对20世纪中国巨变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贡献是多方面、巨大的、无与伦比的。他留给人们的是埋藏丰厚的富矿，至今仍挖掘不尽。而在毛泽东留下的众多财富中，我认为最具有根本性的、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是他创造性地开拓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正如毛泽东本人一直到晚年仍明确肯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各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①[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27页。]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②《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1页。]革命导师列宁的这一名言，表达了一种普遍的客观规律。而20世纪之初的中国，最需要的就是革命理论。恰逢此时，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然而，任何一种新的学说、新的理论传入像中国这样长期封闭的国度固然不容易。而真正使新理论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就更加不容易。这需要一个相互熟悉，反复碰撞，不断磨合的长过程。由于中国的社会特殊性，中国共产党人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都要特殊而困难。
为此，老一辈共产党人从建党之初就进行了坚持不懈的艰辛探索。这种探索过程不可能是平静的书斋式的，而必然是与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的曲折的充满论争以至战斗的创造性理论思维过程。而探索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就努力探索如何把理论运用于中国。其他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探索，对他也有启发和帮助。他对中国革命经验作了创造性的总结，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在理论上达到一次重要的升华。创造性地从理论上阐明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主要标志。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明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完善，是这个理论体系完整形成的标志。
毛泽东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功绩。但是，道路的开创并不等于结合的历史使命已经最终完成。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国情改变了，任务不同了，指导思想也必须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深刻地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在对中国客观真理的认识上出现了巨大的升华，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使中国重振雄风，再现辉煌。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与时俱进，紧密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增添了一个重大理论成果。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就像长跑接力赛一样，一棒又一棒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新的高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是不断前进的，但伟大开拓者的功绩是永存的。
（四）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1949年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是中国5000年历史中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也是20世纪历史中一件有重大意义而影响深远的事件。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意义概括为五点，即（1）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从此站起来了；（2）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劳动人民当了国家的主人；（3）为中国向现代化过渡奠定了基础；（4）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5）激励了许多类似中国的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和人民，增强了他们前进的信心。这五个方面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毛泽东说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①[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98页。]而在这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历史功勋中称得上永不磨灭的光辉业绩的，首推毛泽东。如果要设一本建国功劳簿的话，第一非毛泽东莫属。
（五）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奠基人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惟一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大国。虽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世纪竞赛，由于苏联瓦解和东欧剧变使社会主义遭受一次严重挫折，但并没有结束；在全球范围内仍在持续进行。谁优谁劣仍有待于历史实践的检验。而对中国而言，今日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紧密相连。“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这个结论，我坚信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而谈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与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和历史活动是分不开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充满了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特色。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毛泽东中国就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完成对私人工商业和广大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确立社会主义所有制。而如果没有那时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就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开始，也就没有今日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毛泽东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重要奠基人的地位，是永远铭刻于中国现代史册的。
五
综上所述，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众多伟人中之最伟大人物：是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伟大开拓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奠基人，功勋伟大，可昭日月。他晚年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造成了很大灾难。但这些错误从产生的大背景看，是在探索史无前例的中国社会主义新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有其一定的难以避免性；其错误的性质是政治错误，即领导者情况判断和决策的失误。而就是其责任而言，既有个人的主要责任，又有领导集体的责任。因此，这样的错误不能全盘否定以至抹杀他的功绩。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如下一段话，我认为是科学的、准确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186个字，字字玑珠，不可缺一。仅抄录于此，作为全文的总结。
（作者金春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来源：《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2004年9月版）
200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国各界以不同方式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其顶点是12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作者有幸在人民大会堂亲耳聆听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这次纪念会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统战部、外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共湖南省委的负责人也讲了话。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对毛泽东光辉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联系到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可以看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毛泽东的基本评价，像一条红线一样，一脉相承，贯穿至今。
在中共中央纪念座谈会之前，作者2003年11月在长沙，12月上旬在安庆，然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多次参加了同一性质的纪念会或学术研讨会。听到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各行业、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界同志的发言和成百篇论文。这些使作者得出一种判断，《历史决议》中对毛泽东的基本评价，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或至少是主流观点。因此，从历史的大视角和全局来说，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问题，应该说是属于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一
既然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为什么又要旧话重提呢？是一些事情使我感到，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人们的认识是有反复的。看似已解决的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又会有反复，这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事情得从我接受新华社、《瞭望东方》杂志、《凤凰》周刊等媒体记者采访说起。在同记者交谈时，我列举了自己接触到的有关对毛泽东的四种不同评价（继续神化、功大于过、过大于功、丑化否定）。同时，也重申了自己坚持认为，对于毛泽东一生功大于过的评价，是经得起历史和时间检验的科学评价的理由。新华社记者整理出的稿子较长，我认真看过，并作了些修改。《瞭望东方》和《凤凰》周刊的稿子，只是摘录了谈话的片断，而且为了赶时间并未给我看清样。结果，新华社的稿子没听到什么反映，杂志上的文章因为被几种文摘报转载，却引起了一点风波。
出乎意料的是，会后不久，我就收到多次电话和七八封信。他们误以为我是什么“毛泽东研究的权威”，而纷纷对我表达对毛泽东的看法，评价差异悬殊。其中有从山东寄来的一封挂号信。一位自称“离休干部”的人说，他从某文摘报上看到了我的观点，认为不正确。他把自己的观点概括为一个公式：“毛泽东的革命建国之功—建设‘文革’之过=0”。他说，1981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及其造成的恶果，很多还没有披露。现在应该根据新披露的这些材料对毛泽东重新评价。并说，他已经给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还有一位落款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人，竟说：“得知先生至今仍在歌颂毛泽东，深为先生不取。”他认为“把毛泽东与希特勒、斯大林并称为20世纪三大恶魔并不为过，这是由这三个人的罪行来盖棺论定的，任何伪造历史，为这几个人类中的败类涂脂抹粉的企图，注定是枉费心机”。这就使我更加感到，有关毛泽东历史地位的科学评价问题，即使是在中国人民内部，甚至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了的问题。
人们常说“盖棺论定”，这对一般人似可以这样说。可是，往往不适用于伟人。甚至可以说，愈是伟大的人物，愈是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烙印的人物，愈难以盖棺论定。棺是早已盖好了，但如何论定却众说纷纭。毛泽东去世已经28年了，所以还会出现不同的评价，而且针锋相对，差异极大，正说明毛泽东的事业、思想和影响，仍同今日之中国息息相关，仍为广大的中国各族人民所不能忘怀。正是由于上述种种情况，使我感到重新提起“毛泽东历史地位”这个老问题，还是有其客观需要的。
二
“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课题，多年来已经有上千部专著和几万篇文章去研究探讨。特别是赶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前夕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以130万字的篇幅，比较详细地刻画和表述了这位伟人的后半生。对人们争议和歧见颇多的一些重大问题，用比较丰富的档案资料，作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描述和评论。对人们真实地了解这一段曲折的历史很有帮助。也可以说是对毛泽东历史地位问题的一次郑重的回答。但它的篇太大了，能够仔细通读的人可能不会很多。恰逢此时，一位老朋友邀我写一篇关于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文章，我就自不量力地承诺了。但题目太大，非一篇杂志文章所能容纳，就只能采取“略论”的办法了。所谓“略论”就不是全面的展开的条分缕析，而是抓住关键和要点，概括性地表述一些自己的分析和论断。那么，什么是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关键和要点呢？我认为就是要科学而准确地评定毛泽东一生的功和过。
对于毛泽东的“功”，他一生对中华民族、中国革命和中国各族人民所作出的巨大而多方面的贡献，全国绝大多数人是有共识的。当然对其功绩估量的程度和分量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对毛泽东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至污蔑为“恶魔”的人，除国内外的敌人和反共分子外，在中国人民内部恐怕是为数不多的。本文的立意是在人民内部作研究性的学术性的探讨，因此，对极少数敌对性的错误观点，就不拟评论了。
造成人民内部对毛泽东评价巨大差异的关键在哪里？我感到主要是对毛泽东建国后的巨大过失如何认识和评价问题上存在巨大差异。即关键在于对“过”的判断，而非对“功”的估量。有人说，毛泽东不只晚年犯过错误，早年也有。这当然是事实。但就错误的性质和严重程度而言，重点在晚年，而非早年。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类错误，毛泽东早年是没有犯过的。而被极少数人抓住极力攻击丑化，甚至与法西斯恶魔希特勒并列的，也正是这两次严重错误。所以，如何认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成为如何评价毛泽东一生的关键所在。发动“大跃进”是1958年，毛泽东65岁。发动“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毛泽东73岁。而晚年，按通常的标准是在60岁以后。因此，把这些称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大概是不应该有歧意的。所以，我想首先从如何正确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谈起，可能是有益的。
三
毛泽东是人，是伟人，但伟人也是人，不是神。是人总会犯错误的。毛泽东一生犯过的错误，从不同视角总结，可以有不同的说法，有不同的条数。但不管从哪个视角说，错误最大、损害最严重的，莫过于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和1966年到1976年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至今仍有极少数人竭力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评功摆好，甚至有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没有错，今日中国仍需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但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会赞同的。
“大跃进”有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有一波三折的曲折历程和党内外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尽述的。好在已经有不少专著和论文出版。其中资料丰富、叙述详尽的恐怕要数国防大学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在近50万字的篇幅中，超过一半是讲“大跃进”的。而比较清晰、概要介绍“大跃进”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陈雪薇的《“大跃进”运动始末》（载邱石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349－386页）可算作是较好的一篇。
“文化大革命”起因之错综复杂，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一道难题。作者曾在1995年写过一篇《文革起因，众说纷纭》（发表于山西《党史文汇》1995年第3期）。根据作者搜集到的国内外资料综合为十种观点（即：阶级斗争必然说，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封建遗毒说，毛泽东帝王思想说，奸臣祸国说，乌托邦碰壁说，群众反官僚主义说，东西文化冲突说，人性兽化说，“左”倾思想恶性膨胀说）。后来又因为看到王若水先生遗作《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又增加了一说：赫鲁晓夫阴影说。也许以后又会有新的什么观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正是客观历史复杂性的一种思维反映。至于“文革”十年斗争之激烈，问题之复杂，事件之众多，范围之广泛，损失之惨重，影响之巨大等等，更不仅是中国五千年史之“史无前例”，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应该说，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好在已经有了五六本专史和几本论文集出版。特别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张化主编的《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汇集了近二十年中有关“文革”史研究的比较有价值的论文，可供参考。
因此，在这篇文章里，并不企图全面地研究毛泽东的这两次错误的全过程。只想集中研究三个问题：毛泽东犯错误的历史背景，错误的性质和错误的责任。
第一个问题，毛泽东的错误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也是彻底总结历史经验，避免犯同类错误首先要研究清楚的。“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而“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①[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938页。]这是党对待历史问题的一贯方针，也是我们在研究毛泽东犯错误问题上应当遵守的。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是有很大差异的，决定着两次大运动的方向和特点各不相同。“大跃进”重点是搞经济。要在钢铁等重要工业指标上超英赶美。也不是中国孤立搞，而是同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萌动的社会主义阵营赶超西方阵营的激情紧密相连。当然也是同当时全球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大环境分不开的。其主观目标是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态，尽快缩短同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差距，使社会主义中国以强大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不过，愿望是好的，但犯了急性病，违反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结果欲速反不达。不仅没有尽快发展经济，反而造成巨大破坏，受到了严重惩罚，付出了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代价。“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则是搞政治。要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挖修根”，打倒“走资派”，进行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保证“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这当然是同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分裂和两党公开论战，中共认为苏共已变质变修，苏联已红旗落地紧密相连。同美国扩大越南战争，把战火烧到中国南大门；中印发生边界战争；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国内形势紧张等有关联。但结果由于其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只能适得其反，使“红色江山”遭到巨大破坏和严重危机，党和国家面临变质的边缘，使全国各族人民遭到巨大的灾难。
那么，“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方面就没有什么共同点了吗？从具体背景看是有许多不同点，但从大环境的基本要求看，却有着根本性的共同点，那就是这两次严重错误都是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都是探索性的错误。“大跃进”是在1956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揭露了斯大林时期的严重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要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之后发动的。说它是一种付出巨大代价的不成功的探索，大概是不会有太多歧义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探索吗？答案可能就会各种各样了。前边说的“文革”起因的11种观点，也可以说是11种不同答案吧。但我认为还应该说也是探索。理由何在呢？第一，从政治上说，仍是“以苏为鉴”探索新路的继续。不过“大跃进”时只是认为苏联的建设之路不理想，企图以群众路线的传统动员亿万人民快速赶超。而“文革”之前已认定，苏联党和国家的权力已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在所谓“党变质、国变色”的巨大梦魇下奋起抗争，力求探索一条“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之路，按照毛泽东给江青信中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全国性演习”，不过是一次代价巨大、损失严重的“演习”。
第二，从理论上说，是保证执政党正确领导的探索。即在当时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伟大里程碑”的所谓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实践。目的是解决无产阶级的政党在执掌政权以后如何不变修、不变质的问题。当时在中央权威报刊社论中曾满怀信心地宣布，这个关系无产阶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已经由于毛泽东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圆满地解决了。但历史实践告诉我们，这只是一场噩梦中的自我安慰而已。这个大问题至今不仅依然存留着，而且发展得更为严重了。
第三，从经济上说，是对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又一次探索。是在既拒绝了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又在以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跳出苏联现代化模式的探索失败之后，企图以政治挂帅，“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为指导，再次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建设之路。十年“文革”使全国陷入经济崩溃的边缘，就是实践对于这次新探索的否定性的回答。从政治、理论和经济三个方面看，“文革”都是失败
列宁曾把建设共产主义事业比喻为攀登一座人迹未到的高山，迂回曲折，迂难折返，甚至滚下来碰得头破血流，都是难以避免的。当然，如果事先多次观测慎审行事，可能损失少一点。但无论如何想一帆风顺，一次登顶成功是不可能的。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实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不仅中国共产党人，包括其领袖毛泽东都没有任何经验，而可供借鉴的国际经验也不多。在这种情况下，不犯任何错误，不经历曲折和失败，就顺利找出中国的新路是不可能的。当然这里没有原谅或解脱毛泽东骄傲武断等主观缺欠的责任的意思。但承认客观的难免性，是公正而科学地评价历史问题不可缺少的。
第二个问题，毛泽东犯的错误是什么性质的错误？这对正确认识毛泽东，以及评定毛泽东晚年严重错误及其在毛泽东一生中的地位也是不可缺少的。
人类的错误是各种各样的。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理论的、道德的等等。同样一个杀人，可能是自杀，也可能是他杀。他杀中又要分为有意杀人还是误杀，是故意杀人，有计划谋杀，仇杀还是正当防卫等等。法官不分清杀人的性质就无法断案，研究领导人的错误也是需要首先搞清楚错误性质的。
那么，“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呢？从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角度看，毛泽东的错误主要是决策的严重失误。就是说，这两次严重错误，都是由于对国内矛盾、党内矛盾和国际矛盾的调查和认识脱离了客观实际，作出了背离实际的错误决策，制定了错误的政治路线和一系列错误政策，采取了错误的方法和手段，造成了广泛的灾难性的严重后果。毛泽东一生强调实事求是，却犯了完全相反的错误，这当然同他晚年逐渐骄傲，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日益严重，日益脱离中央领导集体甚至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等个人思想意识问题有直接关系。特别是同他自以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重大发展的两大理论错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带有严重小农平均主义色彩的空想社会主义模式紧密不可分。这种错误对于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来说，是可能犯的各种错误当中危害最严重的一种错误。因为它戴着神圣的革命的光环，最容易激发广大工农群众的热情，最不容易发现，更难以抗拒和纠正。因而影响的范围广，统治的时间长，造成的各种危害也就更为严重。
如何给这样一种错误定性呢？邓小平早在25年前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就已经给予了明确的界定。他说：“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①[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46页。]有人不赞成这个结论，说毛泽东是政治品质不好，有意整自己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这方面的问题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并非是问题的本质。其实邓小平在25年前也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②[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00页。]
有人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死了那么多的人，绝大多数人都是无辜受害者，比斯大林肃反、希特勒杀犹太人死得还多，毛泽东还不算“杀人恶魔”？我可以明确回答说：不算。这三件事性质各不相同，是不能混淆的。希特勒是搞法西斯主义的种族清洗，残酷地在整个欧洲占领区迫害犹太人，设立大量集中营，有计划地杀害了几百万犹太人。说他是“杀人恶魔”，货真价实。斯大林肃反扩大化也杀害了很多好同志，但主要是由于对国内矛盾和党内矛盾分析判断的失误，又中了希特勒德国的反间计。应该承认这也是一种领导人犯的政治错误。不过斯大林确实批准冤杀了一些好同志，这是不能原谅的。毛泽东的情况与二人都不同。他是出于好的主观动机，特别“大跃进”是为了加快中国的建设，但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造成了事与愿违的大灾难。当毛泽东知道“大跃进”造成灾难的一些实际情况（恐怕终其一生，毛泽东也没有知道三年困难死了那么多的人，这真是悲剧）时，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他不仅派人到农村调查，想各种办法纠正已经认识到的错误，而且带头减工资，不吃肉蛋，与民共渡时艰。这同希特勒相差十万八千里，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了那么多人，那么多老同志受迫害，也还没有发现哪一个人是毛泽东亲自批准处死的。相反，他还多次强调要贯彻延安整风确定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甚至林彪、“四人帮”要求枪毙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也还是毛泽东批示“刀下留人”的。这与斯大林也是有很大不同的。
有人说，毛泽东犯了错误，你们就强调功过相比，功大于过。而对别人就不一样，就强调盖棺论定，一笔勾销。比如对张国焘、王明，还有林彪。我说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错误的性质不同嘛。张国焘在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也不是没有干过一点好事，但后来叛党投敌，当了国民党的特务，专门反共反革命，我们对他还能怎么评价呢？王明后来住在莫斯科，专门写文章歪曲历史，辱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配合反华大合唱，又能有什么样的盖棺论定呢？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尽坏事，最后阴谋杀害党的最高领导人，篡党窃国。阴谋败露后仓皇外逃，葬身异国，又能怎样评价呢？现在不少历史影视片中还出现林彪，给予应有的位置，可以说已经是宽宏大量了。所以，肯定毛泽东的严重错误性质是政治错误，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个问题，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严重错误中，毛泽东应负何等责任？
无论从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还是从实际上发挥的领导作用来说，毛泽东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应负最主要的领导责任，这是公认的，没有疑义的。问题是，难道这两件大错事都是毛泽东一个人不顾别的领导人的反对而独断决定的吗？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并非如此。
“大跃进”的指导思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是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没有一名参加大会的代表提出过反对意见。发动“大跃进”的两大纲领性指标：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是1958年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会上也没有人提出过反对意见。正如邓小平所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个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①[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96页。]
“文化大革命”情况有所不同。从本质上说，毛泽东确实是违反了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大多数人的意志，纲乾独断。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但从形式上说，还是保留了集体通过的外壳。“文化大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是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毛泽东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是刘少奇主持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这两次会上都没有人公开提出过反对意见。邓小平也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他说：“有些问题我们也确实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②[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09页。]
只要在这三个问题——错误是在探索新道路的大历史背景下发生的；错误的性质是政治错误；错误的主要责任应由毛泽东负责，中央领导集体也要负责——的看法上取得共识，那么这些错误在毛泽东一生中占何种地位的问题，也就有可能取得共识了。
四
现在可以转回到正面回答如何判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问题了。其实，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对此问题已经作了明确回答。我这里只是根据多年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体会，从国内的角度着重谈以下五点简要的认识：
（一）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众多伟人中的伟人
20世纪是中国5000年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期，是各种复杂矛盾交错撞击，斗争波澜壮阔，曲折而激烈的年代。为了中国的独立、自由、解放、千百万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涌现出无数英雄豪杰，是一个伟人众多，群星璀璨的时代。发动并领导辛亥革命，推翻皇帝，建立民国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廖仲恺等是伟人；高举科学、民主大旗开展思想解放运动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是伟人；创立共产党，领导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是伟人；为新中国的改革开放、繁荣富强作出卓越贡献的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是伟人；很多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富强奋斗一辈子的民主人士如沈钧儒、张澜、李济琛、宋庆龄、冯玉祥等也是伟人。总之，各行、各业、各民族，能得上称为“伟人”的名字，可以开出长长的一串。
当然，这些人的历史功绩是有很大差异的，并不是相等的。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20世纪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伟大变革（辛亥革命、建立新中国和改革开放），出现了三位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是完全客观的、正确的。这三位确是远远地超出于众多伟人之上的。那么，对这三大伟人是否还可以再作区分呢？我认为是可以的。概言之，孙中山的学说和影响，侧重于20世纪之初；邓小平的学说和影响，侧重于20世纪之尾。而就20世纪整体而言，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动最积极、历史功绩最大、学说影响最深远的，当属毛泽东。称之为伟人中的伟人是当之无愧的。
（二）毛泽东是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
20世纪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世纪，又是从沉沦中奋起，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世纪。在这个世纪的前50年里，经历了民族危亡的三次大的危机，八国联军攻陷北京造成的瓜分亡国的大危机；袁世凯签订“廿一条”，造成的亡国灭种之祸；“九一八”之后长达15年的抗击日寇灭亡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毛泽东是解救第一次民族危亡的辛亥革命的参加者，解救第二次民族危亡的“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五四运动的湘区运动的领导者，在解救第三次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中是众望所归的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指导者和组织者。因此，称之为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理所当然的。
（三）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伟大开拓者
毛泽东对20世纪中国巨变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贡献是多方面、巨大的、无与伦比的。他留给人们的是埋藏丰厚的富矿，至今仍挖掘不尽。而在毛泽东留下的众多财富中，我认为最具有根本性的、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是他创造性地开拓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正如毛泽东本人一直到晚年仍明确肯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各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①[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27页。]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②《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1页。]革命导师列宁的这一名言，表达了一种普遍的客观规律。而20世纪之初的中国，最需要的就是革命理论。恰逢此时，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然而，任何一种新的学说、新的理论传入像中国这样长期封闭的国度固然不容易。而真正使新理论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就更加不容易。这需要一个相互熟悉，反复碰撞，不断磨合的长过程。由于中国的社会特殊性，中国共产党人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都要特殊而困难。
为此，老一辈共产党人从建党之初就进行了坚持不懈的艰辛探索。这种探索过程不可能是平静的书斋式的，而必然是与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的曲折的充满论争以至战斗的创造性理论思维过程。而探索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就努力探索如何把理论运用于中国。其他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探索，对他也有启发和帮助。他对中国革命经验作了创造性的总结，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在理论上达到一次重要的升华。创造性地从理论上阐明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主要标志。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明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完善，是这个理论体系完整形成的标志。
毛泽东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功绩。但是，道路的开创并不等于结合的历史使命已经最终完成。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国情改变了，任务不同了，指导思想也必须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深刻地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在对中国客观真理的认识上出现了巨大的升华，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使中国重振雄风，再现辉煌。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与时俱进，紧密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增添了一个重大理论成果。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就像长跑接力赛一样，一棒又一棒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新的高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是不断前进的，但伟大开拓者的功绩是永存的。
（四）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1949年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是中国5000年历史中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也是20世纪历史中一件有重大意义而影响深远的事件。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意义概括为五点，即（1）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从此站起来了；（2）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劳动人民当了国家的主人；（3）为中国向现代化过渡奠定了基础；（4）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5）激励了许多类似中国的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和人民，增强了他们前进的信心。这五个方面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毛泽东说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①[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98页。]而在这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历史功勋中称得上永不磨灭的光辉业绩的，首推毛泽东。如果要设一本建国功劳簿的话，第一非毛泽东莫属。
（五）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奠基人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惟一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大国。虽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世纪竞赛，由于苏联瓦解和东欧剧变使社会主义遭受一次严重挫折，但并没有结束；在全球范围内仍在持续进行。谁优谁劣仍有待于历史实践的检验。而对中国而言，今日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紧密相连。“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这个结论，我坚信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而谈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与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和历史活动是分不开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充满了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特色。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毛泽东中国就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完成对私人工商业和广大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确立社会主义所有制。而如果没有那时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就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开始，也就没有今日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毛泽东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重要奠基人的地位，是永远铭刻于中国现代史册的。
五
综上所述，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众多伟人中之最伟大人物：是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伟大开拓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奠基人，功勋伟大，可昭日月。他晚年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造成了很大灾难。但这些错误从产生的大背景看，是在探索史无前例的中国社会主义新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有其一定的难以避免性；其错误的性质是政治错误，即领导者情况判断和决策的失误。而就是其责任而言，既有个人的主要责任，又有领导集体的责任。因此，这样的错误不能全盘否定以至抹杀他的功绩。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如下一段话，我认为是科学的、准确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186个字，字字玑珠，不可缺一。仅抄录于此，作为全文的总结。
（作者金春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来源：《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2004年9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