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维正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党内生活实践中，从战略高度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其中最具特色的是：首次把党的建设称为“革命法宝”和“伟大的工程”，给党的建设以准确定位；首次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为党的建设奠定牢固根基；首次把整风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载体，为党的建设选择了正确的方式；首次集中概括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为党的建设树立了革命风范。这些开创性的思想理论，指引党的自身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生机活力，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毛泽东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为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同时又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作出了独创性贡献。他立足于中国国情，从党的实际出发，并吸取世界上兄弟党建设的经验教训，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政党建设的独创理论、制度政策和实际举措，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许多远见卓识历久弥新，至今仍在发挥指导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创造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
定位：首次把党的建设称为“革命法宝”和“伟大的工程”
政党建设的重要性是人所皆知的，而准确表达党的建设在革命事业和党的工作全局中的特殊地位并不容易。毛泽东从中国革命长期实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中，深切感受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对革命成败的决定性意义是任何其他政党不可替代的。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名作中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2页。】这段精辟的论述把党的领导作用、党的建设目标、党的建设意义以及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是语言大师，善于运用贴近群众的生动语言表达严肃的政治命题。他赋予党的建设旺盛的生命力，深刻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6页。】而这三个法宝又不是平行的孤立的，“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3页。】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党的建设在三大法宝中起着主导作用，占有决定性的地位。“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5、606页。】由此可见，认清三大法宝在革命事业中的作用，把握好三者的相互关系是何等重要。
党的建设非常重要，但又十分艰难。在中国这样有着特殊国情的东方大国，要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搞好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又经历过曲折复杂革命斗争的毛泽东深知党的建设的艰巨性，他把党的建设称之为“伟大的工程”：“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2页。】可见党的建设担负着崇高的使命和繁重的任务，不是一般的工作，而是一项系统的持续的伟大工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历来重视党的建设，并紧密围绕各时期党的中心任务，认真部署，努力践行党的自身建设目标，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因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得到顺利实施，中国革命的胜利才有了可靠保证。
毛泽东以创新的思维和群众的语汇，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意义、目标和基本要求，他借鉴民族语汇的“法宝”和现代概念的“工程”来比喻我们党的自身建设，既形象又生动，易于为人们接受和理解。把党的建设定位为革命的“法宝”、“伟大的工程”，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中还是前所未有的，使全党对党的自身建设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几十年后的今天，“党的建设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仍然是全党共识，成为推动执政党建设的不竭动力。
根基：首次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
毛泽东一贯主张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并称之为党的全部建设的基础和首要任务，应该说这是他有关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一大亮点。毛泽东提出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中国的特殊国情、建党的社会环境以及他本人的经历都有密切的联系。旧中国是一个由几千年封建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商品经济未能得到充分发展。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随着沿海沿江城市里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呈现出极端的不平衡性。中国共产党诞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度里，处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中，有着许多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曾遇到的特殊问题。再从毛泽东个人来说，他生长在农村，青少年时代以至后来相当长一段革命斗争历程中与农村和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有着深切的体验和独到的视角。
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久，毛泽东就敏锐地体察到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又尖锐提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5页。】如何在农村环境里发展党、建设党，如何确保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如何把众多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塑造成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难以回避又必须作出正确回答的特殊问题。在此前后，毛泽东深刻论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社会历史背景，把思想建党与党的性质和宗旨，与党的发展方向，与正确执行党的路线联系起来，凸显出首先和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政党建设的根本，是党全部工作的基础。毛泽东关于首先和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理论，不仅回答和解决了处于特殊社会历史环境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向与重点，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和创新。这一重要理论成果成为我们党自身建设的指针，在后来各个发展阶段都显示出指导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党的事业向全国发展，各方各界人士进入党内，仅抗战初期就增加了70余万新党员，其中有不少优秀分子，但也难免有一些人怀着不纯动机入了党。毛泽东十分关注党内出现的复杂情况，明确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面临着党内思想建设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他提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5页。】党要领导各方面工作，而“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5页。】。毛泽东提出首先和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以及把思想领导摆到第一位的观点，创造性地提出并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根本问题，具有普遍意义，尤其是联系到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更使人们体验到这些远见卓识的预见性、正确性和生命力。
坚持首先和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最根本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广大党员。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它不会也不可能在人们头脑中自发产生，坚持马克思主义武装要靠教育。从延安时期的全党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到我们党长期倡导的理论学习，再到近年中央提出的建设学习型政党，都是实施思想建党的举措。毛泽东同时又强调读书是学习，实践也是学习，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探索、奋斗、磨炼，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能学到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这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自觉行动。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始终以思想理论建设为根本建设，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就要求全党努力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7、10页。】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首先和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原则的继承、丰富、发展，是我们党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根本举措。
方式：首次把整风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载体
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要意义人们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而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正确实施和推进党的自身建设，就不那么容易了。苏联共产党曾犯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我们党一度也在党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实践证明，不采用正确的方式来加强党的建设，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有切身体会，更有深刻思考：“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以为戒。”【《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8页。】至于“左”倾路线统治全党的几年里，问题就更为严重，教训也更为深刻了。那个时期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人为地扩大所谓路线斗争，既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又伤害了许多好同志，使党的建设蒙受了更大的损失。
遵义会议扭转“左”倾路线的统治后，尤其是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之后，他处心积虑地摆脱以往党内斗争失误的阴影，努力寻找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方式。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党内的思想矛盾是会经常发生的，解决党内矛盾绝不能单纯依靠组织处分或压服的方法，而应该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的实践，学会了把自己做的事情加以分析，并且要从团结全党出发。从团结全党出发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方法，这就是辩证法。”【《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6页。】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即是正确践行此种方法的成功典范。“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整风中间，我们一定可以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页。】整风运动作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通过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辨别是非，总结经验教训，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指导实际斗争的能力。同时，整风又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4页。】。在整风中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力推进了党的建设。
采取整风的方式解决党内矛盾，提高全党的政治素质和思想理论水平，是毛泽东的一大创举，克服了历史上过火斗争造成的弊端，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正确途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延安整风以及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深入研究党的历史，分清路线是非，实现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开创了以正确方式加强党的建设的范例。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先后开展了多次卓有成效的整风运动，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保持了党的先进性。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继承、汲取了毛泽东倡导的整风的成功经验，2000年展开的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三讲”教育活动、2005年展开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2008年展开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采取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整改措施等步骤，延续了整风的方式，使整风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风范：首次集中概括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
作风是无形的力量，一个政党具有什么样的作风反映它的性质和宗旨，也决定它的前途和命运。毛泽东一贯重视党的作风建设，而且身体力行倡导党的优良作风。他在不同时期曾对某一方面的作风作过单独论述，直到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大上，对党通过24年长期实践而逐步形成的优良作风进行集中概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3、1094页。】这就是闻名党内外、国内外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在此前后，毛泽东在不同论著中对党的“三大作风”作了系统的阐述。
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毛泽东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他对“理论”作出独到性诠释以后，又针对党内一度盛行且使党蒙受巨大损失的教条主义进行了鞭挞：“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教条主义使理论与实践脱离，迷信本本，轻视实际，既害人又害己，必须彻底抛弃。毛泽东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毛泽东极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成为“三大作风”之首不是偶然的，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领中国革命克服阻力，纠正失误，走上了顺利发展的道路。
关于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力量源泉。毛泽东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都强调共产党人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在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进而又把反映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联系起来，指出“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是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5页。】。正因为如此，“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3页。】。他把党群关系比作鱼水关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虚心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吸取力量，这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之后，环境和地位的变化很容易让某些党员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始终保持发扬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优良作风，极具现实意义。
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鉴于“左”倾路线时期党内斗争的教训，强调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党内矛盾，以党内批评为武器增强党的战斗力，使党组织更加坚强，更能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他认为：“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18页。】批评与自我批评两个方面，他更强调自我批评，提倡主动性，对自己的工作和历史要加以分析，以便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毛泽东把自我批评提到政治的高度来认识，“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共产党人经常检讨自己的工作，推广民主作风，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保持党的肌体和党员思想纯洁的有效方法。
毛泽东对党的“三大作风”的集中概括和深刻论述具有开创性，不仅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而且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政党作风建设中的共同性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敏锐地觉察到我们即将取得执政地位所面临的挑战和考验，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这一具有预见性和针对性的教导，高瞻远瞩，切中要害，对全党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是党的“三大作风”在新形势下的集中体现。几十年过去了，尽管形势和任务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毛泽东提出的“三大作风”和“两个务必”，仍在我们党的自身建设上起着重要的指引作用。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要方面作出了独创性贡献，加上他在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性质宗旨、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策略、根本组织制度、党委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以及党的纪律等方面的一系列论述，已经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思想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历经几十年而不衰，成为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不仅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更重要的是在党的自身建设实践中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和运用，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规律，而且突破了党界和国界，在许多根本性问题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普遍规律，回答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深层次问题，具有国际意义。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党建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展、创新，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这是作者参加2010年10月“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学术研讨会”的论文。）
〔作者邵维正，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北京100858〕
（来源：《党的文献》2010年第6期）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党内生活实践中，从战略高度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其中最具特色的是：首次把党的建设称为“革命法宝”和“伟大的工程”，给党的建设以准确定位；首次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为党的建设奠定牢固根基；首次把整风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载体，为党的建设选择了正确的方式；首次集中概括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为党的建设树立了革命风范。这些开创性的思想理论，指引党的自身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生机活力，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毛泽东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为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同时又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作出了独创性贡献。他立足于中国国情，从党的实际出发，并吸取世界上兄弟党建设的经验教训，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政党建设的独创理论、制度政策和实际举措，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许多远见卓识历久弥新，至今仍在发挥指导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创造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
定位：首次把党的建设称为“革命法宝”和“伟大的工程”
政党建设的重要性是人所皆知的，而准确表达党的建设在革命事业和党的工作全局中的特殊地位并不容易。毛泽东从中国革命长期实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中，深切感受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对革命成败的决定性意义是任何其他政党不可替代的。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名作中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2页。】这段精辟的论述把党的领导作用、党的建设目标、党的建设意义以及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是语言大师，善于运用贴近群众的生动语言表达严肃的政治命题。他赋予党的建设旺盛的生命力，深刻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6页。】而这三个法宝又不是平行的孤立的，“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3页。】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党的建设在三大法宝中起着主导作用，占有决定性的地位。“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5、606页。】由此可见，认清三大法宝在革命事业中的作用，把握好三者的相互关系是何等重要。
党的建设非常重要，但又十分艰难。在中国这样有着特殊国情的东方大国，要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搞好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又经历过曲折复杂革命斗争的毛泽东深知党的建设的艰巨性，他把党的建设称之为“伟大的工程”：“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2页。】可见党的建设担负着崇高的使命和繁重的任务，不是一般的工作，而是一项系统的持续的伟大工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历来重视党的建设，并紧密围绕各时期党的中心任务，认真部署，努力践行党的自身建设目标，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因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得到顺利实施，中国革命的胜利才有了可靠保证。
毛泽东以创新的思维和群众的语汇，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意义、目标和基本要求，他借鉴民族语汇的“法宝”和现代概念的“工程”来比喻我们党的自身建设，既形象又生动，易于为人们接受和理解。把党的建设定位为革命的“法宝”、“伟大的工程”，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中还是前所未有的，使全党对党的自身建设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几十年后的今天，“党的建设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仍然是全党共识，成为推动执政党建设的不竭动力。
根基：首次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
毛泽东一贯主张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并称之为党的全部建设的基础和首要任务，应该说这是他有关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一大亮点。毛泽东提出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中国的特殊国情、建党的社会环境以及他本人的经历都有密切的联系。旧中国是一个由几千年封建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商品经济未能得到充分发展。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随着沿海沿江城市里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呈现出极端的不平衡性。中国共产党诞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度里，处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中，有着许多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曾遇到的特殊问题。再从毛泽东个人来说，他生长在农村，青少年时代以至后来相当长一段革命斗争历程中与农村和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有着深切的体验和独到的视角。
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久，毛泽东就敏锐地体察到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又尖锐提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5页。】如何在农村环境里发展党、建设党，如何确保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如何把众多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塑造成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难以回避又必须作出正确回答的特殊问题。在此前后，毛泽东深刻论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社会历史背景，把思想建党与党的性质和宗旨，与党的发展方向，与正确执行党的路线联系起来，凸显出首先和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政党建设的根本，是党全部工作的基础。毛泽东关于首先和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理论，不仅回答和解决了处于特殊社会历史环境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向与重点，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和创新。这一重要理论成果成为我们党自身建设的指针，在后来各个发展阶段都显示出指导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党的事业向全国发展，各方各界人士进入党内，仅抗战初期就增加了70余万新党员，其中有不少优秀分子，但也难免有一些人怀着不纯动机入了党。毛泽东十分关注党内出现的复杂情况，明确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面临着党内思想建设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他提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5页。】党要领导各方面工作，而“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5页。】。毛泽东提出首先和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以及把思想领导摆到第一位的观点，创造性地提出并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根本问题，具有普遍意义，尤其是联系到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更使人们体验到这些远见卓识的预见性、正确性和生命力。
坚持首先和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最根本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广大党员。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它不会也不可能在人们头脑中自发产生，坚持马克思主义武装要靠教育。从延安时期的全党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到我们党长期倡导的理论学习，再到近年中央提出的建设学习型政党，都是实施思想建党的举措。毛泽东同时又强调读书是学习，实践也是学习，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探索、奋斗、磨炼，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能学到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这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自觉行动。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始终以思想理论建设为根本建设，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就要求全党努力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7、10页。】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首先和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原则的继承、丰富、发展，是我们党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根本举措。
方式：首次把整风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载体
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要意义人们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而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正确实施和推进党的自身建设，就不那么容易了。苏联共产党曾犯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我们党一度也在党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实践证明，不采用正确的方式来加强党的建设，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有切身体会，更有深刻思考：“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以为戒。”【《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8页。】至于“左”倾路线统治全党的几年里，问题就更为严重，教训也更为深刻了。那个时期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人为地扩大所谓路线斗争，既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又伤害了许多好同志，使党的建设蒙受了更大的损失。
遵义会议扭转“左”倾路线的统治后，尤其是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之后，他处心积虑地摆脱以往党内斗争失误的阴影，努力寻找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方式。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党内的思想矛盾是会经常发生的，解决党内矛盾绝不能单纯依靠组织处分或压服的方法，而应该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的实践，学会了把自己做的事情加以分析，并且要从团结全党出发。从团结全党出发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方法，这就是辩证法。”【《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6页。】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即是正确践行此种方法的成功典范。“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整风中间，我们一定可以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页。】整风运动作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通过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辨别是非，总结经验教训，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指导实际斗争的能力。同时，整风又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4页。】。在整风中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力推进了党的建设。
采取整风的方式解决党内矛盾，提高全党的政治素质和思想理论水平，是毛泽东的一大创举，克服了历史上过火斗争造成的弊端，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正确途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延安整风以及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深入研究党的历史，分清路线是非，实现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开创了以正确方式加强党的建设的范例。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先后开展了多次卓有成效的整风运动，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保持了党的先进性。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继承、汲取了毛泽东倡导的整风的成功经验，2000年展开的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三讲”教育活动、2005年展开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2008年展开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采取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整改措施等步骤，延续了整风的方式，使整风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风范：首次集中概括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
作风是无形的力量，一个政党具有什么样的作风反映它的性质和宗旨，也决定它的前途和命运。毛泽东一贯重视党的作风建设，而且身体力行倡导党的优良作风。他在不同时期曾对某一方面的作风作过单独论述，直到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大上，对党通过24年长期实践而逐步形成的优良作风进行集中概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3、1094页。】这就是闻名党内外、国内外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在此前后，毛泽东在不同论著中对党的“三大作风”作了系统的阐述。
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毛泽东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他对“理论”作出独到性诠释以后，又针对党内一度盛行且使党蒙受巨大损失的教条主义进行了鞭挞：“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教条主义使理论与实践脱离，迷信本本，轻视实际，既害人又害己，必须彻底抛弃。毛泽东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毛泽东极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成为“三大作风”之首不是偶然的，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领中国革命克服阻力，纠正失误，走上了顺利发展的道路。
关于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力量源泉。毛泽东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都强调共产党人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在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进而又把反映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联系起来，指出“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是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5页。】。正因为如此，“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3页。】。他把党群关系比作鱼水关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虚心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吸取力量，这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之后，环境和地位的变化很容易让某些党员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始终保持发扬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优良作风，极具现实意义。
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鉴于“左”倾路线时期党内斗争的教训，强调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党内矛盾，以党内批评为武器增强党的战斗力，使党组织更加坚强，更能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他认为：“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18页。】批评与自我批评两个方面，他更强调自我批评，提倡主动性，对自己的工作和历史要加以分析，以便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毛泽东把自我批评提到政治的高度来认识，“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共产党人经常检讨自己的工作，推广民主作风，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保持党的肌体和党员思想纯洁的有效方法。
毛泽东对党的“三大作风”的集中概括和深刻论述具有开创性，不仅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而且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政党作风建设中的共同性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敏锐地觉察到我们即将取得执政地位所面临的挑战和考验，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这一具有预见性和针对性的教导，高瞻远瞩，切中要害，对全党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是党的“三大作风”在新形势下的集中体现。几十年过去了，尽管形势和任务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毛泽东提出的“三大作风”和“两个务必”，仍在我们党的自身建设上起着重要的指引作用。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要方面作出了独创性贡献，加上他在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性质宗旨、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策略、根本组织制度、党委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以及党的纪律等方面的一系列论述，已经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思想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历经几十年而不衰，成为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不仅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更重要的是在党的自身建设实践中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和运用，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规律，而且突破了党界和国界，在许多根本性问题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普遍规律，回答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深层次问题，具有国际意义。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党建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展、创新，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这是作者参加2010年10月“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学术研讨会”的论文。）
〔作者邵维正，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北京100858〕
（来源：《党的文献》201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