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这是“延安五老”之一董必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立下的座右铭，如今刻在了湖北省红安县的董必武纪念馆。他以此自勉自励，也严格要求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坚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
用钱要记账
抗战期间，董必武在国统区工作，经常教育工作人员：我们共产党人要讲革命不要讲阔气。他总是穿着最常见的长袍马褂，戴着最便宜的礼帽，脚蹬最普通的皮鞋，闯街过府，在敌人的龙潭虎穴中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5年，董必武参加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董必武有一笔可观的置装费和生活费，但他不仅手过千金分文不沾，而且还“克扣”自己的费用，在个人生活上精打细算，把省下来的钱捐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当时发给他的置装费是1300美元，他到美国后请同志帮忙选购，要求不要选太贵的衣服，最终在成衣店买了一套25美元的西装，穿着这简朴而合身的服装出席联合国大会，省下了1275美元的置装费。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他也十分节俭，不住豪华宾馆，从不到大餐馆用餐，还经常自己做饭，最终省下了1260美元的生活费和200美元的交际费，这些省下的费用都被董必武用来贴补购买《新华日报》急需的印刷机、英文打字机和出版英文版《解放前实录》等，全部用在了革命事业上。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曾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领导职务，但地位越高、荣誉越大，董必武越戒奢从俭，不仅拒绝额外的特殊照顾，连正常给予的待遇也力求简化。每天早起后，他泡上一杯普通的西湖龙井，一天之内只能续水、不加茶叶。他爱用牙签，但是用过以后总舍不得丢，总要拿来蒸一蒸之后再用，直到用烂为止。牙刷也是一样，用到毛都卷了也不换，断了以后放在火上烤一烤，粘上继续用。用纸方面也如此，董必武自己说：“我在用纸上是最富的，也是最穷的”。他常写东西，所以用纸多，是富有的；可是他一张小纸片也舍不得浪费，很多作品都是写在旧台历纸、晚会节目单、废旧请柬上的，而且正反面都写上字，所以自嘲是最“穷”的。
他对孩子也一样，一分钱、一粒米都不能浪费。女儿董良翚现在还记得父亲教她“粒粒皆辛苦”的事。当时她还小，三两口扒完饭丢碗就要跑，父亲叫住她，说：碗里、桌上有多少饭粒？“粒粒皆辛苦”，粒粒不能丢！父亲严肃地要求她：把米粒捡起来吃了。她感慨说：当时真嫌它脏，不想吃。后来经历了生活，去了干校劳动，才明白父亲的苦心。
平时生活中，董必武要求孩子们用钱必须记账，他对子女们说：要你们用钱记账，不单是怕你们多花钱，而是要胸中有数。这样做，养成习惯，将来为国家、为人民服务，要用钱的时候，就会从实际出发。
绝不能要求特殊照顾
董必武在党内地位和声望很高，但是他从不通过个人关系办私事，也教育子女绝对不能以他的名义要求特殊照顾、享受特权。
新中国成立后，有的亲戚看到董必武在北京做了“大官”，就希望他在私事上“关照关照”。董必武对亲戚们那些不合理的要求，一概坚决拒绝，并说：即使是合理的要求，也不要从他这里打主意，应该通过自己所在单位的正常途径申请解决。他给亲友们写了一封“通函”，告诉他们不应通过领导干部个人关系办私事。
对身边工作人员董必武要求很严，他有个著名的“约法三章”：不许向地方上要东西，不许假借自己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特殊化，不许接受礼物。每逢新同志到他身边工作，他都会当面申明这三条规矩，严肃地说：谁违反了我送谁去公安局。
在董必武的严格教育下，他的三个子女小时起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不吃零食，做事待人讲究老实本分，从不提父亲是“董必武”，从不摆架子，儿子董良羽自嘲是“想摆也摆不起来”。儿子董良翮高中毕业后，董必武要求他：“干部子女不能特殊，良翮还是下乡插队去”，就把他送到了河北省的偏僻农村插队落户。董良翮在农村十分努力肯干，得到了当地群众的交口称赞，生产队的党支部要发展他入党，董必武得知后坚决反对，他说：你才下乡两年，时间还太短，再过一段时间，再看看，严肃考察考察再说。又过了两年，董良翮凭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当上了大队干部，董必武又特地叮嘱他：你是革命的后代，更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决不能高人一等。
在工作中，董必武要求：妻子和孩子们不能进他和秘书的办公室。有事情可以在门口招呼他，离放文件的小茶几隔着一两米远，他就先把文件对折露出全白的纸面。工作上的事情他从来不说，也不要孩子们随便打听讨论。董良翚回忆说：父亲和我之间有着这种默契，父亲从来不把不应该让我知道的事情告诉我，也从来不在我们在场的情况下谈论工作上的事。我们也从来不去打听任何国家机密。
学要有恒，尤要专心
读书学习对有的人来说不是一种规矩，但在董必武这里却是言传身教、实实在在的董氏规矩。
董必武是前清秀才，满腹诗书，后来参加革命也不忘读书，甚至在长征路上，他都随身背着书，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写到哪儿。新中国成立后，工作之余，董必武总是手不释卷。65岁了他还自学俄语，学习的精神令人十分感动。
董必武不仅自己孜孜不倦地学，而且还勉励子女亲属和所有晚辈们学，他还给身边工作人员定学习计划，圈定报刊上的好文章要求他们学，定时检查他们的学习效果。
董必武对自己孩子的学习要求很严，而且亲力亲为。他手把手地教孩子们练大字，说：“中国字是方形，要写得好就得掌握平、正、匀、熟的要领。”他还亲自给孩子们挑书，多次说过：“如果我死了，送你们兄妹三人各一套《资治通鉴》。”董良翚有段时间身体不好，休学在家，董必武就去书店里，蹲在书堆里上上下下地翻找，花了大半天，给女儿挑了一本叫《万象》的图案画册，供她学习参考。
“鼓足劲头持久战，青春不再莫蹉跎。”这是董必武写给董良羽的一首诗，教育他要珍惜时间，学贵有恒。他说“青年学生时代最大的毛病是不好学”，建议孩子们可以实践下父亲传给他们的学习方法：“学要有恒，尤要专心”。有一次，董良翚拿一道不懂的几何题问父亲，他思考了好久也没做出来，但是把解题思路写出来供女儿参考，然后要求她再想想；过两天谈话，又说起几何题，董必武叮嘱女儿要问问老师和同学，把题目弄懂。当天晚上女儿去他房间时，发现灯光下他半躺在床上已经累得睡着了，手里还捏着那张发黄的纸片，在思考那道几何题。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读书的乐趣与作用恐怕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最好的家风，一定是有读书传统的家风”，各人天赋不同，读了书不一定扬名立万、位居高官，但是一定是明理的、于社会有用的一分子。好读书、读好书，大概算是董必武留给孩子们的宝贵私人遗产吧。
（来源：《学习时报》2017年5月8日）
用钱要记账
抗战期间，董必武在国统区工作，经常教育工作人员：我们共产党人要讲革命不要讲阔气。他总是穿着最常见的长袍马褂，戴着最便宜的礼帽，脚蹬最普通的皮鞋，闯街过府，在敌人的龙潭虎穴中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5年，董必武参加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董必武有一笔可观的置装费和生活费，但他不仅手过千金分文不沾，而且还“克扣”自己的费用，在个人生活上精打细算，把省下来的钱捐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当时发给他的置装费是1300美元，他到美国后请同志帮忙选购，要求不要选太贵的衣服，最终在成衣店买了一套25美元的西装，穿着这简朴而合身的服装出席联合国大会，省下了1275美元的置装费。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他也十分节俭，不住豪华宾馆，从不到大餐馆用餐，还经常自己做饭，最终省下了1260美元的生活费和200美元的交际费，这些省下的费用都被董必武用来贴补购买《新华日报》急需的印刷机、英文打字机和出版英文版《解放前实录》等，全部用在了革命事业上。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曾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领导职务，但地位越高、荣誉越大，董必武越戒奢从俭，不仅拒绝额外的特殊照顾，连正常给予的待遇也力求简化。每天早起后，他泡上一杯普通的西湖龙井，一天之内只能续水、不加茶叶。他爱用牙签，但是用过以后总舍不得丢，总要拿来蒸一蒸之后再用，直到用烂为止。牙刷也是一样，用到毛都卷了也不换，断了以后放在火上烤一烤，粘上继续用。用纸方面也如此，董必武自己说：“我在用纸上是最富的，也是最穷的”。他常写东西，所以用纸多，是富有的；可是他一张小纸片也舍不得浪费，很多作品都是写在旧台历纸、晚会节目单、废旧请柬上的，而且正反面都写上字，所以自嘲是最“穷”的。
他对孩子也一样，一分钱、一粒米都不能浪费。女儿董良翚现在还记得父亲教她“粒粒皆辛苦”的事。当时她还小，三两口扒完饭丢碗就要跑，父亲叫住她，说：碗里、桌上有多少饭粒？“粒粒皆辛苦”，粒粒不能丢！父亲严肃地要求她：把米粒捡起来吃了。她感慨说：当时真嫌它脏，不想吃。后来经历了生活，去了干校劳动，才明白父亲的苦心。
平时生活中，董必武要求孩子们用钱必须记账，他对子女们说：要你们用钱记账，不单是怕你们多花钱，而是要胸中有数。这样做，养成习惯，将来为国家、为人民服务，要用钱的时候，就会从实际出发。
绝不能要求特殊照顾
董必武在党内地位和声望很高，但是他从不通过个人关系办私事，也教育子女绝对不能以他的名义要求特殊照顾、享受特权。
新中国成立后，有的亲戚看到董必武在北京做了“大官”，就希望他在私事上“关照关照”。董必武对亲戚们那些不合理的要求，一概坚决拒绝，并说：即使是合理的要求，也不要从他这里打主意，应该通过自己所在单位的正常途径申请解决。他给亲友们写了一封“通函”，告诉他们不应通过领导干部个人关系办私事。
对身边工作人员董必武要求很严，他有个著名的“约法三章”：不许向地方上要东西，不许假借自己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特殊化，不许接受礼物。每逢新同志到他身边工作，他都会当面申明这三条规矩，严肃地说：谁违反了我送谁去公安局。
在董必武的严格教育下，他的三个子女小时起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不吃零食，做事待人讲究老实本分，从不提父亲是“董必武”，从不摆架子，儿子董良羽自嘲是“想摆也摆不起来”。儿子董良翮高中毕业后，董必武要求他：“干部子女不能特殊，良翮还是下乡插队去”，就把他送到了河北省的偏僻农村插队落户。董良翮在农村十分努力肯干，得到了当地群众的交口称赞，生产队的党支部要发展他入党，董必武得知后坚决反对，他说：你才下乡两年，时间还太短，再过一段时间，再看看，严肃考察考察再说。又过了两年，董良翮凭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当上了大队干部，董必武又特地叮嘱他：你是革命的后代，更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决不能高人一等。
在工作中，董必武要求：妻子和孩子们不能进他和秘书的办公室。有事情可以在门口招呼他，离放文件的小茶几隔着一两米远，他就先把文件对折露出全白的纸面。工作上的事情他从来不说，也不要孩子们随便打听讨论。董良翚回忆说：父亲和我之间有着这种默契，父亲从来不把不应该让我知道的事情告诉我，也从来不在我们在场的情况下谈论工作上的事。我们也从来不去打听任何国家机密。
学要有恒，尤要专心
读书学习对有的人来说不是一种规矩，但在董必武这里却是言传身教、实实在在的董氏规矩。
董必武是前清秀才，满腹诗书，后来参加革命也不忘读书，甚至在长征路上，他都随身背着书，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写到哪儿。新中国成立后，工作之余，董必武总是手不释卷。65岁了他还自学俄语，学习的精神令人十分感动。
董必武不仅自己孜孜不倦地学，而且还勉励子女亲属和所有晚辈们学，他还给身边工作人员定学习计划，圈定报刊上的好文章要求他们学，定时检查他们的学习效果。
董必武对自己孩子的学习要求很严，而且亲力亲为。他手把手地教孩子们练大字，说：“中国字是方形，要写得好就得掌握平、正、匀、熟的要领。”他还亲自给孩子们挑书，多次说过：“如果我死了，送你们兄妹三人各一套《资治通鉴》。”董良翚有段时间身体不好，休学在家，董必武就去书店里，蹲在书堆里上上下下地翻找，花了大半天，给女儿挑了一本叫《万象》的图案画册，供她学习参考。
“鼓足劲头持久战，青春不再莫蹉跎。”这是董必武写给董良羽的一首诗，教育他要珍惜时间，学贵有恒。他说“青年学生时代最大的毛病是不好学”，建议孩子们可以实践下父亲传给他们的学习方法：“学要有恒，尤要专心”。有一次，董良翚拿一道不懂的几何题问父亲，他思考了好久也没做出来，但是把解题思路写出来供女儿参考，然后要求她再想想；过两天谈话，又说起几何题，董必武叮嘱女儿要问问老师和同学，把题目弄懂。当天晚上女儿去他房间时，发现灯光下他半躺在床上已经累得睡着了，手里还捏着那张发黄的纸片，在思考那道几何题。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读书的乐趣与作用恐怕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最好的家风，一定是有读书传统的家风”，各人天赋不同，读了书不一定扬名立万、位居高官，但是一定是明理的、于社会有用的一分子。好读书、读好书，大概算是董必武留给孩子们的宝贵私人遗产吧。
（来源：《学习时报》2017年5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