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指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带头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学习《准则》，更加怀念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同时也怀念我的老领导王震同志。
我第一次见王震同志是1980年9月27日，在新疆。那时，他率中央代表团慰问新疆各族军民，我作为《解放军报》记者随团采访。1982年底，我被调到王震同志身边工作，一直到1993年3月12日他去世。
王震同志的一生波澜壮阔，有很多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这里仅说说他艰苦朴素方面的事。王震同志去世后的1993年3月19日，新华社在播发生平时说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深深知道，这决不是空洞的文字，也没有丝毫的过誉。
来到王震同志身边工作后，在整理文档时我看到，王震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先后颁发的《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文件的空白处和反映一些高级干部艰苦奋斗、不搞特殊化的事迹材料上批示：“亲属成年人传阅，然后工作人员传阅，再开一、二次会讨论如何严格遵守规定。”“季青同志阅告栗勇同志（王震同志生活管理员），不许搞特殊化。”“宿舍各员都看看，要奉公守法。”“季青并栗勇同志，要切切实实遵守政令办事。”
1983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整党决定，王震同志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顾问。在任顾问的当天，他就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欧阳修的名言，“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跟随王震同志十多年，亲眼所见，又听其老部下所谈，对王震同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之事，了解得便更多。王震同志牢记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殷殷训戒，无疑是我党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楷模之一。这从他的衣、食、住、行、用和对待礼品的态度上表现得比较充分。
先说衣。战争年代，环境艰苦，王震同志那粗布做成的旧军服上经常是补丁摞补丁。新疆和平解放后，他和广大干部战士一样节衣缩食，穿没有口袋的军衣，戴没有衬里的军帽，省下钱用于军垦生产。20世纪50年代，任铁道兵司令员和农垦部部长时，经常穿的是套旧军装。1957年，率中国农业代表团赴日本考察前做了一套毛料西服。回来后，又换上了旧军装。70年代初，从江西回来重新工作后，王震同志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夫人王季青用王震同志和自己两个人的布票，扯了18尺蓝灰的卡，给王震同志做了一套中山装。的卡结实、耐穿、随意，王震同志不仅经常在家里穿，在平日活动时也经常穿，直穿到去世前，前后20多年，旧得发白。改革开放后，王震同志添了套黑呢子中山装，用来出国和外事活动时穿。1984年，社会上兴起穿西装热，家里人和工作人员趁他率团到日本访问前，劝他又做了一套西服。1985年，他率团访问美国，大家劝他再添一套西服，以便换洗。王震同志说：“不用添，我那套中山装可以替换。”大家说，到发达的美国去访问，不能太寒酸了。王震同志说：“什么寒酸，节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王震同志穿的毛衣都是王季青和家庭保姆马小妹用普通毛线手工编织的。他的内衣穿破了，总是让补补再穿，经常是一件内衣有六七个补丁。20世纪70年代前，他没有穿过皮鞋，总是穿布鞋。解放后直到去世的44年间，除了军装，满打满算，王震同志仅添置过七八套衣服。
再说食。20世纪50年代，王震同志规定炊事员给自己家每顿做四五个菜一个汤，伙食费每个月全家每人不得超过30元。60年代初困难的时候，他规定变成了三菜一汤。70年代末80年代初每人伙食费逐渐增加到80元。他还规定，要多吃粗食，每顿的剩饭下顿要热热再吃。吃饭时，若是饭粒掉到桌上，王震同志便用筷子夹起再吃掉；若是掉到了地上，他常常是叹口气说：“又要浪费了。”栗勇说：“给王老管伙食，很简单，他胃不好，早餐常吃烤馒头片，午餐晚餐经常吃鸡蛋面条。”有时晚上外出回来晚，为了不再打扰老师傅，他便让警卫参谋何茂祥给自己做碗“挂面卧鸡蛋”。开始何茂祥怕做不好，王震同志鼓励他说：“谁开始也都不会做。”后来何茂祥的炝葱挂面做得喷香。王震同志冬季不吃时令鲜菜，他说：“那都是大棚生产的，有的比肉还贵。”不仅自己不吃，他还不让家里人吃。冬季饭桌上，往往是白菜、萝卜、土豆这些大路菜。为了调剂生活，他让炊事员在入冬前泡大缸酸菜，腌制雪里蕻、芥菜、胡萝卜等小菜。起初每年腌制一大缸，后来家里工作人员多了，又增加了一大缸。20世纪60年代初，王震同志在北京时，经常利用星期日到郊区农场微服私访。错过午饭时间，他便让老司机于九天到食堂买来三个凉馒头，老于吃两个，他吃一个。1971年10月间，王震同志从江西下放回到北京。家里的炉灶还没修好，组织上安排王震同志吃住在北京饭店，他却让管理员在院子里用砖头支个锅，每天和家里人一样，面条就着煮白菜、炸辣椒吃。就这样吃了一星期。外出时，王震同志总让工作人员通知接待单位：“饭菜上不要特殊，我爱吃豆腐，有豆腐就行。”
再说住。20世纪50年代初，王震同志从新疆调到北京工作，住在什剎海附近的冰窖胡同五号。同住的还有几家。王震同志一家加上两名工作人员，住七间房子，紧紧巴巴。三个儿子挤在仅有五六平方米的一间小屋里。夏天太闷热，儿子们便搬到前院张国华正房后边的半露天的走廊里住。经常是半夜里风雨突起，蚊帐被单被打湿。当时，王震同志任铁道兵司令员，铁道兵多次动员他搬家，他不答应，一住就是三年。后因驻地没有车库很不方便，经再三动员，王震同志答应搬到成方街五号，但交待说：“不修缮，不装修，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住进去。”一直住到1969年没有装修过。王震同志安排，自己办公室、会客室、卧室加上夫人王季青用房，共四间，三个孩子占一间，节省出住房让秘书、管理员、炊事员都住了进来。王震同志说：“这样工作方便，也为国家节省住房。”住房中装有暖气，但冬季王震同志不让烧，他说：“那太浪费，屋里生炉子挺好，既可以取暖，又可烧开水。”1971年，全家从江西回来后，先住在北太平庄，后住在东四十一条，都是旧房子，也不宽裕。1975年搬到六部口翠花湾九号。这个院本是前后两个院，前院十四间房，后院比前院多了三五间。王震同志说：“前院的房我不用，中间砌道墙隔开。前院还可住一家，后院的够我用了。”王震同志分配住房：三个儿子，每家一小间，孙子辈长大了，一个孙女跟奶奶睡，一个孙子跟王震同志睡。王震同志说：“小孩子火力壮，给我暖被窝，正好！”夏天，有的工作人员没有床铺午休，便睡沙发。1976年地震后，王震同志住房的墙震裂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作为危房要改造。王震同志不以为然，管房的同志给他做工作，做不通，请来了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吴庆彤。吴庆彤说：“您这房老了，高，又没有支柱，再大一点地震，一摇就垮。您老说没事，就是有点小事我们也负不起这责任。”好不容易做通了工作，但王震同志又提出了新条件：“墙不行了，换，但门窗还都是半新大半新，不要换。”改造后的房子除换掉个别朽坏了的窗子外，其余门窗全部用的是旧的。翠花湾九号，在大杂院深处，进出一次，要绕拐近十次。王震同志当了国家副主席后，外宾经常到家里拜访。不少同志提出，王震同志的住房太简陋，进出又十分不便，最好换处住房。王震同志说：“这条件已经很不错了。比起延安的窑洞强多了吧！比南泥湾和北大荒开荒时的条件也好多了，就和普通老百姓相比，也不知强出多少倍。我们这些人的开支已经不得了啦，又是司机、医生、警卫、秘书，给国家的负担已经够大的了，住房再也不能换了！”
再说行。1952年到北京工作后，直到去世前，王震同志坐过五台车。第一台是吉姆，从1954年一直坐到1970年。中间大小修过四次，司机老于说：“王老常年跑基层，汽车留北京，不费。”20世纪60年代初，王震同志到中南海开会，半路车坏了，他便拦了一辆三轮车。中南海的门卫不让三轮进，王震说：“毛主席召集的会，已经迟到了。”
待王震同志解释清楚了，门卫战士才让这位共和国部长搭乘的三轮车蹬进了中南海。第一台吉姆实在不能跑了，又换一台旧吉姆。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后，给他配了台吉斯，后来换成了红旗。改革开放后，变成了尼桑。王震同志几次对司机老于说：“我们不能总想着换车，能跑就行。我死了，你就用这个车把我送到八宝山。”再后来，坐上了外宾赠送给邓小平，邓小平又转送给他的奔驰。1989年政治风波后，党中央提倡党政干部要带头坐国产车。王震同志几次指示工作人员把奔驰车上交。工作人员解释说：“您这台车不是配发的，是小平同志转送的。您现在可以称为元老了，您不坐，谁还敢坐，上交后放到那里也是浪费。再说，我们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不收。”王震同志说：“别找那么多理由，交！”到外地视察，王震同志不坐卧车，总与陪同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坐十多座的中型面包。这样一来可以省汽油，二来在车上随时可以和陪同人员交谈，了解情况。一次在湖南邵阳，他开始不知道前面有警车，后发现有警车，他非常生气，让车马上停下。但一时又无法制止警车，他便让司机甩开警车，调转车头选另外的路线走。因工作必须有警车开道时，他也常交待不要动不动就鸣笛，“不要搞得地动山摇”。下雨天，他还常交待司机，到行人身边要开慢点，免得把积水溅人身上。一次回家路上碰到了大卡车卸货挡路，司机想下车请卡车让道。王震同志连忙制止说，不要着急，等他们卸完货我们再走不迟。王震同志还常向家里人交待说：我的车是公家的，只许我上班、开会用，你们不能随便用。王震同志是个孝子，但他老母亲病了，他却让工作人员陪老人家乘公共汽车去住院。孩子们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搭他的便车。如果是必须用的私车，王震同志总让于师傅登记清楚并按照规定交费。他的夫人王季青到晚年腿脚不便，还经常乘公共汽车或走路上街买东西和看老同事。
再说用。王震同志主张公私要分明。他的孙子小时候要拿他的办公用纸做演算纸用，他说：“这不行哟，要五讲四美。”他反对用公家家具，除了会客室的沙发及他自己用的书橱、办公桌椅是公家配发的外，其余都是自家购置的。无论是公家配发或是自家买，均要求方便实用即可，反对配或买高档的。一次，家里的木板椅换成了皮面椅，他好一顿发火。一个大衣橱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用到去世，大衣橱的门关不上，就用旧报纸垫掖着。客厅里的沙发用了近20年，摇摇欲坠还不换。王震同志睡的始终是一张极普通的硬木板床，80年代初床上加了层塑料泡沫垫。王震同志的床头摆放的是任弼时儿子任远远手工制作送他的简陋的台灯。白天，他在院里散步，发现厕所灯亮着，马上找人关掉，并教育家人和工作人员要节约用电。晚年，他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痰多。外出时，警卫参谋口袋里装着手纸巾，备着给他用。他批评说这是浪费，让用一个废罐头盒盛点沙子放车上，回家后换上新沙子下次再用。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尽管他身体十分虚弱，无力抬头吐痰，为节约一张纸巾，仍坚持要十分吃力地侧过身把痰吐到痰缸里，不让医护人员用纸巾接。谈及此事，医护人员和身边其他工作人员都激动地流着泪说：“王老是我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光辉榜样！”王震同志去世后，许多人赶到翠花湾九号吊唁，见到这位开国元勋的客厅、办公用品和生活用具等是如此简朴后，都感到很惊讶，更多的是感动。
王震同志的夫人王季青说：“我们结婚后直到实行薪金制前，他没有给过我一块钱，也没有给我买过一件东西。实行薪金制后，他定的五级每月370多块，三年自然灾害时，他的工资减到了340元。他口袋里从来不装钱，也从来不花钱，不问他的工资哪去了。我定工资是12级，每月170元。孩子们参加工作后，他说家里花钱的人少了，通知管理员不要给我领工资，把工资全部交党费。这样我一年多没有领工资。后来大孙女由我们来带，照顾不过来，又要请人，他一个人的工资的确不够花了，我才又开始领我的工资。”王震同志先后把节约的几千元钱捐赠给湖南浏阳家乡支援建设。在晚年，又先后把节约的上万元捐赠给了他担任理事长的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他节俭自己，为的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革命事业。
最后说说礼品的事。王震同志的老部下多，战斗、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多，大家对他有很深的感情，有时有的带盒茶叶什么的，王震同志也不好意思拒绝。但数额稍大时，王震同志都坚决退回或作价付款。1961年春节前，黑龙江垦区让火车托运来一头肥猪。王震同志发现了，立即通知农垦部食堂管理员拉走，让机关的同志过个好年。王震同志的炊事员陈师傅回忆说：“那时王老家五口人，每天凭本只能买五毛钱肉，正是过苦日子的时候。我要砍下两斤，王老坚决不让，眼睁睁让拉走了。”1962年秋，王震同志的家乡浏阳蜜桔大丰收，给他带来三筐共150斤。当时浏阳的蜜桔每斤两毛钱，王震同志则按北京的市价每斤四毛钱付给了家乡来人。他还亲自写信给中共浏阳县委，要求他们要坚决执行中央有关不许送礼的规定。大别山老区湖北罗田县是王震同志直到晚年都密切联系的点。时任罗田县副县长王宗武经常带点板栗、绿茶等土特产来看他，他每次都要自己的管理员算清付钱。开始，王宗武过意不去并开玩笑说：“这是王老见外。”王震同志作正色答：“大别山许多事情还没有完全办好，人民生活更困难，将来我们到马克思那里报到，本来还交不了差，心里很有愧，怎么还能白吃老区人民的东西，剥削老区人民呢！”听了这番话，王宗武说：“作为开国元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王老，如此廉洁奉公，严于律己，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当了国家副主席后，外事活动多了，外宾赠送的礼品，他都按规定上交。有时外宾赠送的技术先进的小型自动照相机，他或交给机械部有关研究所研究，或转赠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或黑龙江农垦总局使用。1990年第11届亚运会期间，全国农垦产品展销会在北京举行，时值王震同志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各垦区联名给新中国农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王震同志写来慰问信，并送来几箱水果。王震同志在慰问信上批道：“亚运会动员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精神，赠我的礼品转赠亚运会。”遵嘱，工作人员很快将水果送到了国家体委值班室。1991年9月间的一天，王震同志从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后回到住所，发现院里的一个竹筐里摆放着几条大白鱼。他知道，这种名贵鱼，只有黑龙江中苏边界的兴凯湖中才有。他马上找来管理员栗勇问：“是不是东北农垦的同志送来的？”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又马上交待：“送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让他们招待外宾！”栗师傅知道他十分爱吃这种鱼，便悄悄留下一条，但当王震同志发现后，栗师傅又挨了一顿批评。
这就是我作为王震同志身边工作人员所了解的王震同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事迹的一鳞半爪。这些事迹，诞生在那些特定的年月，但这些事迹，折射着我们党老一辈革命家熠熠生辉的高尚情操，也是那个特定年代共产党人保持本色、密切联系群众特有的方式。王震同志身上体现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优秀品质，完全是其内心世界的流淌，没有丝毫的做作。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来源：《学习时报》2017年3月15日）
我第一次见王震同志是1980年9月27日，在新疆。那时，他率中央代表团慰问新疆各族军民，我作为《解放军报》记者随团采访。1982年底，我被调到王震同志身边工作，一直到1993年3月12日他去世。
王震同志的一生波澜壮阔，有很多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这里仅说说他艰苦朴素方面的事。王震同志去世后的1993年3月19日，新华社在播发生平时说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深深知道，这决不是空洞的文字，也没有丝毫的过誉。
来到王震同志身边工作后，在整理文档时我看到，王震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先后颁发的《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文件的空白处和反映一些高级干部艰苦奋斗、不搞特殊化的事迹材料上批示：“亲属成年人传阅，然后工作人员传阅，再开一、二次会讨论如何严格遵守规定。”“季青同志阅告栗勇同志（王震同志生活管理员），不许搞特殊化。”“宿舍各员都看看，要奉公守法。”“季青并栗勇同志，要切切实实遵守政令办事。”
1983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整党决定，王震同志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顾问。在任顾问的当天，他就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欧阳修的名言，“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跟随王震同志十多年，亲眼所见，又听其老部下所谈，对王震同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之事，了解得便更多。王震同志牢记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殷殷训戒，无疑是我党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楷模之一。这从他的衣、食、住、行、用和对待礼品的态度上表现得比较充分。
先说衣。战争年代，环境艰苦，王震同志那粗布做成的旧军服上经常是补丁摞补丁。新疆和平解放后，他和广大干部战士一样节衣缩食，穿没有口袋的军衣，戴没有衬里的军帽，省下钱用于军垦生产。20世纪50年代，任铁道兵司令员和农垦部部长时，经常穿的是套旧军装。1957年，率中国农业代表团赴日本考察前做了一套毛料西服。回来后，又换上了旧军装。70年代初，从江西回来重新工作后，王震同志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夫人王季青用王震同志和自己两个人的布票，扯了18尺蓝灰的卡，给王震同志做了一套中山装。的卡结实、耐穿、随意，王震同志不仅经常在家里穿，在平日活动时也经常穿，直穿到去世前，前后20多年，旧得发白。改革开放后，王震同志添了套黑呢子中山装，用来出国和外事活动时穿。1984年，社会上兴起穿西装热，家里人和工作人员趁他率团到日本访问前，劝他又做了一套西服。1985年，他率团访问美国，大家劝他再添一套西服，以便换洗。王震同志说：“不用添，我那套中山装可以替换。”大家说，到发达的美国去访问，不能太寒酸了。王震同志说：“什么寒酸，节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王震同志穿的毛衣都是王季青和家庭保姆马小妹用普通毛线手工编织的。他的内衣穿破了，总是让补补再穿，经常是一件内衣有六七个补丁。20世纪70年代前，他没有穿过皮鞋，总是穿布鞋。解放后直到去世的44年间，除了军装，满打满算，王震同志仅添置过七八套衣服。
再说食。20世纪50年代，王震同志规定炊事员给自己家每顿做四五个菜一个汤，伙食费每个月全家每人不得超过30元。60年代初困难的时候，他规定变成了三菜一汤。70年代末80年代初每人伙食费逐渐增加到80元。他还规定，要多吃粗食，每顿的剩饭下顿要热热再吃。吃饭时，若是饭粒掉到桌上，王震同志便用筷子夹起再吃掉；若是掉到了地上，他常常是叹口气说：“又要浪费了。”栗勇说：“给王老管伙食，很简单，他胃不好，早餐常吃烤馒头片，午餐晚餐经常吃鸡蛋面条。”有时晚上外出回来晚，为了不再打扰老师傅，他便让警卫参谋何茂祥给自己做碗“挂面卧鸡蛋”。开始何茂祥怕做不好，王震同志鼓励他说：“谁开始也都不会做。”后来何茂祥的炝葱挂面做得喷香。王震同志冬季不吃时令鲜菜，他说：“那都是大棚生产的，有的比肉还贵。”不仅自己不吃，他还不让家里人吃。冬季饭桌上，往往是白菜、萝卜、土豆这些大路菜。为了调剂生活，他让炊事员在入冬前泡大缸酸菜，腌制雪里蕻、芥菜、胡萝卜等小菜。起初每年腌制一大缸，后来家里工作人员多了，又增加了一大缸。20世纪60年代初，王震同志在北京时，经常利用星期日到郊区农场微服私访。错过午饭时间，他便让老司机于九天到食堂买来三个凉馒头，老于吃两个，他吃一个。1971年10月间，王震同志从江西下放回到北京。家里的炉灶还没修好，组织上安排王震同志吃住在北京饭店，他却让管理员在院子里用砖头支个锅，每天和家里人一样，面条就着煮白菜、炸辣椒吃。就这样吃了一星期。外出时，王震同志总让工作人员通知接待单位：“饭菜上不要特殊，我爱吃豆腐，有豆腐就行。”
再说住。20世纪50年代初，王震同志从新疆调到北京工作，住在什剎海附近的冰窖胡同五号。同住的还有几家。王震同志一家加上两名工作人员，住七间房子，紧紧巴巴。三个儿子挤在仅有五六平方米的一间小屋里。夏天太闷热，儿子们便搬到前院张国华正房后边的半露天的走廊里住。经常是半夜里风雨突起，蚊帐被单被打湿。当时，王震同志任铁道兵司令员，铁道兵多次动员他搬家，他不答应，一住就是三年。后因驻地没有车库很不方便，经再三动员，王震同志答应搬到成方街五号，但交待说：“不修缮，不装修，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住进去。”一直住到1969年没有装修过。王震同志安排，自己办公室、会客室、卧室加上夫人王季青用房，共四间，三个孩子占一间，节省出住房让秘书、管理员、炊事员都住了进来。王震同志说：“这样工作方便，也为国家节省住房。”住房中装有暖气，但冬季王震同志不让烧，他说：“那太浪费，屋里生炉子挺好，既可以取暖，又可烧开水。”1971年，全家从江西回来后，先住在北太平庄，后住在东四十一条，都是旧房子，也不宽裕。1975年搬到六部口翠花湾九号。这个院本是前后两个院，前院十四间房，后院比前院多了三五间。王震同志说：“前院的房我不用，中间砌道墙隔开。前院还可住一家，后院的够我用了。”王震同志分配住房：三个儿子，每家一小间，孙子辈长大了，一个孙女跟奶奶睡，一个孙子跟王震同志睡。王震同志说：“小孩子火力壮，给我暖被窝，正好！”夏天，有的工作人员没有床铺午休，便睡沙发。1976年地震后，王震同志住房的墙震裂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作为危房要改造。王震同志不以为然，管房的同志给他做工作，做不通，请来了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吴庆彤。吴庆彤说：“您这房老了，高，又没有支柱，再大一点地震，一摇就垮。您老说没事，就是有点小事我们也负不起这责任。”好不容易做通了工作，但王震同志又提出了新条件：“墙不行了，换，但门窗还都是半新大半新，不要换。”改造后的房子除换掉个别朽坏了的窗子外，其余门窗全部用的是旧的。翠花湾九号，在大杂院深处，进出一次，要绕拐近十次。王震同志当了国家副主席后，外宾经常到家里拜访。不少同志提出，王震同志的住房太简陋，进出又十分不便，最好换处住房。王震同志说：“这条件已经很不错了。比起延安的窑洞强多了吧！比南泥湾和北大荒开荒时的条件也好多了，就和普通老百姓相比，也不知强出多少倍。我们这些人的开支已经不得了啦，又是司机、医生、警卫、秘书，给国家的负担已经够大的了，住房再也不能换了！”
再说行。1952年到北京工作后，直到去世前，王震同志坐过五台车。第一台是吉姆，从1954年一直坐到1970年。中间大小修过四次，司机老于说：“王老常年跑基层，汽车留北京，不费。”20世纪60年代初，王震同志到中南海开会，半路车坏了，他便拦了一辆三轮车。中南海的门卫不让三轮进，王震说：“毛主席召集的会，已经迟到了。”
待王震同志解释清楚了，门卫战士才让这位共和国部长搭乘的三轮车蹬进了中南海。第一台吉姆实在不能跑了，又换一台旧吉姆。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后，给他配了台吉斯，后来换成了红旗。改革开放后，变成了尼桑。王震同志几次对司机老于说：“我们不能总想着换车，能跑就行。我死了，你就用这个车把我送到八宝山。”再后来，坐上了外宾赠送给邓小平，邓小平又转送给他的奔驰。1989年政治风波后，党中央提倡党政干部要带头坐国产车。王震同志几次指示工作人员把奔驰车上交。工作人员解释说：“您这台车不是配发的，是小平同志转送的。您现在可以称为元老了，您不坐，谁还敢坐，上交后放到那里也是浪费。再说，我们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不收。”王震同志说：“别找那么多理由，交！”到外地视察，王震同志不坐卧车，总与陪同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坐十多座的中型面包。这样一来可以省汽油，二来在车上随时可以和陪同人员交谈，了解情况。一次在湖南邵阳，他开始不知道前面有警车，后发现有警车，他非常生气，让车马上停下。但一时又无法制止警车，他便让司机甩开警车，调转车头选另外的路线走。因工作必须有警车开道时，他也常交待不要动不动就鸣笛，“不要搞得地动山摇”。下雨天，他还常交待司机，到行人身边要开慢点，免得把积水溅人身上。一次回家路上碰到了大卡车卸货挡路，司机想下车请卡车让道。王震同志连忙制止说，不要着急，等他们卸完货我们再走不迟。王震同志还常向家里人交待说：我的车是公家的，只许我上班、开会用，你们不能随便用。王震同志是个孝子，但他老母亲病了，他却让工作人员陪老人家乘公共汽车去住院。孩子们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搭他的便车。如果是必须用的私车，王震同志总让于师傅登记清楚并按照规定交费。他的夫人王季青到晚年腿脚不便，还经常乘公共汽车或走路上街买东西和看老同事。
再说用。王震同志主张公私要分明。他的孙子小时候要拿他的办公用纸做演算纸用，他说：“这不行哟，要五讲四美。”他反对用公家家具，除了会客室的沙发及他自己用的书橱、办公桌椅是公家配发的外，其余都是自家购置的。无论是公家配发或是自家买，均要求方便实用即可，反对配或买高档的。一次，家里的木板椅换成了皮面椅，他好一顿发火。一个大衣橱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用到去世，大衣橱的门关不上，就用旧报纸垫掖着。客厅里的沙发用了近20年，摇摇欲坠还不换。王震同志睡的始终是一张极普通的硬木板床，80年代初床上加了层塑料泡沫垫。王震同志的床头摆放的是任弼时儿子任远远手工制作送他的简陋的台灯。白天，他在院里散步，发现厕所灯亮着，马上找人关掉，并教育家人和工作人员要节约用电。晚年，他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痰多。外出时，警卫参谋口袋里装着手纸巾，备着给他用。他批评说这是浪费，让用一个废罐头盒盛点沙子放车上，回家后换上新沙子下次再用。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尽管他身体十分虚弱，无力抬头吐痰，为节约一张纸巾，仍坚持要十分吃力地侧过身把痰吐到痰缸里，不让医护人员用纸巾接。谈及此事，医护人员和身边其他工作人员都激动地流着泪说：“王老是我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光辉榜样！”王震同志去世后，许多人赶到翠花湾九号吊唁，见到这位开国元勋的客厅、办公用品和生活用具等是如此简朴后，都感到很惊讶，更多的是感动。
王震同志的夫人王季青说：“我们结婚后直到实行薪金制前，他没有给过我一块钱，也没有给我买过一件东西。实行薪金制后，他定的五级每月370多块，三年自然灾害时，他的工资减到了340元。他口袋里从来不装钱，也从来不花钱，不问他的工资哪去了。我定工资是12级，每月170元。孩子们参加工作后，他说家里花钱的人少了，通知管理员不要给我领工资，把工资全部交党费。这样我一年多没有领工资。后来大孙女由我们来带，照顾不过来，又要请人，他一个人的工资的确不够花了，我才又开始领我的工资。”王震同志先后把节约的几千元钱捐赠给湖南浏阳家乡支援建设。在晚年，又先后把节约的上万元捐赠给了他担任理事长的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他节俭自己，为的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革命事业。
最后说说礼品的事。王震同志的老部下多，战斗、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多，大家对他有很深的感情，有时有的带盒茶叶什么的，王震同志也不好意思拒绝。但数额稍大时，王震同志都坚决退回或作价付款。1961年春节前，黑龙江垦区让火车托运来一头肥猪。王震同志发现了，立即通知农垦部食堂管理员拉走，让机关的同志过个好年。王震同志的炊事员陈师傅回忆说：“那时王老家五口人，每天凭本只能买五毛钱肉，正是过苦日子的时候。我要砍下两斤，王老坚决不让，眼睁睁让拉走了。”1962年秋，王震同志的家乡浏阳蜜桔大丰收，给他带来三筐共150斤。当时浏阳的蜜桔每斤两毛钱，王震同志则按北京的市价每斤四毛钱付给了家乡来人。他还亲自写信给中共浏阳县委，要求他们要坚决执行中央有关不许送礼的规定。大别山老区湖北罗田县是王震同志直到晚年都密切联系的点。时任罗田县副县长王宗武经常带点板栗、绿茶等土特产来看他，他每次都要自己的管理员算清付钱。开始，王宗武过意不去并开玩笑说：“这是王老见外。”王震同志作正色答：“大别山许多事情还没有完全办好，人民生活更困难，将来我们到马克思那里报到，本来还交不了差，心里很有愧，怎么还能白吃老区人民的东西，剥削老区人民呢！”听了这番话，王宗武说：“作为开国元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王老，如此廉洁奉公，严于律己，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当了国家副主席后，外事活动多了，外宾赠送的礼品，他都按规定上交。有时外宾赠送的技术先进的小型自动照相机，他或交给机械部有关研究所研究，或转赠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或黑龙江农垦总局使用。1990年第11届亚运会期间，全国农垦产品展销会在北京举行，时值王震同志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各垦区联名给新中国农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王震同志写来慰问信，并送来几箱水果。王震同志在慰问信上批道：“亚运会动员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精神，赠我的礼品转赠亚运会。”遵嘱，工作人员很快将水果送到了国家体委值班室。1991年9月间的一天，王震同志从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后回到住所，发现院里的一个竹筐里摆放着几条大白鱼。他知道，这种名贵鱼，只有黑龙江中苏边界的兴凯湖中才有。他马上找来管理员栗勇问：“是不是东北农垦的同志送来的？”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又马上交待：“送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让他们招待外宾！”栗师傅知道他十分爱吃这种鱼，便悄悄留下一条，但当王震同志发现后，栗师傅又挨了一顿批评。
这就是我作为王震同志身边工作人员所了解的王震同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事迹的一鳞半爪。这些事迹，诞生在那些特定的年月，但这些事迹，折射着我们党老一辈革命家熠熠生辉的高尚情操，也是那个特定年代共产党人保持本色、密切联系群众特有的方式。王震同志身上体现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优秀品质，完全是其内心世界的流淌，没有丝毫的做作。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来源：《学习时报》2017年3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