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周总理来到咱农场
1965年7月5日，周总理出访非洲六国后回京途中，在新疆石河子垦区看望上海知识青年。左二为杨永青。
1980年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赴新疆石河子视察期间，在周总理纪念碑前与上海知青杨永青（本文作者）亲切拥抱。
我从小生长在上海，1964年6月30日，在接受上海市团校为期一个月“培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培）后，我和300多名团员知识青年一起登上了西行的列车……
我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事业，并在新疆各级党组织的培养下，从一个普通的知青成长为党的科技工作者。回忆往事，最令我难忘的就是发生在50年前的那一幕。
1965年7月5日，经过一年劳动锻炼的我已成为总场一分场子女学校的教师。这天下午，上海知青连指导员马太定通知我与10名上海知青一起跳上一辆大卡车，向总场场部飞驶。在车上，马指导员告诉我们，周恩来总理想了解兵团知青情况，要接见你们。喜从天降，我们欢呼雀跃，同时又思索如何向总理汇报。
下午3点多，我们一行急匆匆从二分场一条长廊般林带东边向西步行。我首先看到总理站在一张方桌旁谈话，就一边对大家说：“总理就在前面，快走!”一边快跑到总理身旁。大家一齐拥上前，争着同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握手。摄影记者拍下了这珍贵的历史镜头。我就是贴近总理左侧、满面笑容聆听总理教诲的女知青。
总理见到我们，以慈爱的笑容问：“稳不稳？”我们齐声回答：“稳，安心的。”陈毅副总理问：“你们想不想家？”我们争着答：“不想家。”马太定指导员向总理简要汇报，我们这批上海知青一年来开荒种地，经受锻炼，并已成为农场广播员、教员、果农、菜农的情况……总理想了解我们家庭出身和文化程度，首先问我：“你家里是做什么的？”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父母在香港，父亲在一家轮船公司当职员。”总理马上说：“噢，你来得不容易呀，他们在香港，你在这里照样可以独立生活。”
我没想到，我的家庭出身有些复杂，总理却这样鼓励我。回想我进疆前，父亲曾来信给有关部门，不同意我到兵团，因我曾患肺结核病，高考时体检不合格，没能考大学，到新疆恶劣的环境去务农，等于去“送死”。他还劝我放弃到兵团，送我到香港或日本去学习我曾最感兴趣的无线电技术，也可以为国家效劳。有关部门也劝我回单位工作。这些都被我谢绝了。总理的这番话正说到我的心坎里，我选择的路走对了。
总理又问我文化程度。我答：“高中毕业，因身体不好，没有考大学。”陈副总理爽朗地说：“这里就是大学嘛，是劳动大学。”我立刻得到启示：经过劳动锻炼，不仅身体更健康了，而且思想深处开始懂得劳动的意义，理解了由苦变甜、由理想变现实的客观真理；从与劳动群众同甘苦中认识普通劳动者崇高的思想境界。
当总理问起卓爱玲家庭出身时，针对出身不好的青年普遍的压抑感，严肃地说：“我的出身和历史比你们都复杂。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只要能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向组织交代清楚存在的社会关系，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不断地在实践中改造自己，就会有光明前途。”
总理的这段讲话，鼓舞了全国出身于复杂家庭的青年们，跟党走，报效祖国。但在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横行时，包括我在内的这批青年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我在思想上遭受巨大压力时，是总理的教诲，坚定了我的信念，使我坚守工作岗位，终于迎来了祖国的春天。
今天，坐落于石河子市的周总理纪念碑、纪念馆几经扩建后，已成为革命传统和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旅游2A级景点。周总理当年接见上海知青的大幅彩色照片挂在纪念馆大厅正中。讲解员每天都要诉说这段不能忘记的历史，激励一代一代青年为祖国边疆建设贡献聪明才智。
（作者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