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第一次见毛泽东是在1951年春。这要从毛泽东的许昌情结说起。
许昌是位于河南中部的一个小城，古为州治。东汉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将汉献帝由洛阳迁往许昌，使这里成为汉代后期的京城，被时人称为许都。曹操在这里建功立业，威镇四方，成了历史名人。说起曹操，就不能不提到许昌。毛泽东对曹操的武功文治很是佩服，自然也就对许昌多了几分关注。
1974年“五一”节，纪登奎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游园联欢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南下视察，路过许昌时，总要停一停，听一听许昌的工作汇报，作一些批示，还亲自视察了这里的襄县、长葛县等几个地方。
1951年春，毛泽东乘专列由北京沿京广铁路南下视察，途经许昌时，停车听取许昌地区领导人的工作汇报，着重想了解县、市一级党的建设和宣传工作情况。
纪登奎当时是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他登上列车，见到毛泽东，不免有些紧张。他自报家门，说：“主席好，我是纪登奎。”
毛泽东见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示意他坐下，说：“你年纪不大嘛，有30岁吗?”
纪登奎回答：“快了，今年28岁啦!”
我58岁，过两年就是耳顺之年了，你还不到而立之年。”毛泽东说着，点燃一支烟：“路过这里，想听听你们这里的情况介绍。”
纪登奎先扼要地介绍许昌地区的地理人口、历史文化、乡土风情、资源物产等方面情况，汇报土改、治淮、抗美援朝、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等工作，然后，着重汇报许昌地区如何建立党的宣传网，以宣传工作为龙头，带动其他工作蓬勃开展，密切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经验。
纪登奎操着一口带山西腔的河南话，说得非常流利。他本来准备了一个稿子，因为这些都是他工作中经常接触的东西，很熟悉，用不着看稿子也说得很清楚。在说到一些数字和具体事例的时候，他有意放慢速度，放缓口气，以便让毛泽东能够听得更清楚。
纪登奎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如果不是给他规定的时间已到，他还会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不过，要汇报的主要问题他还是都汇报了。
毛泽东对纪登奎的汇报比较满意。他看着这个不到30岁的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听着他的工作汇报，常常不住地点头，还不时在本子上记着。
纪登奎汇报完，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就在这时，毛泽东突然向他发问：“你挨过整吗?”
纪登奎感到十分突然，把杯子放下，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问他这个问题。
他抬头看着毛泽东，毛泽东也正看着他，等待他的回答。
纪登奎未加思索，立刻直言不讳地说：“挨过，挨过两次。”
毛泽东对他的坦诚感到满意，马上联系到自己，坦率地说：“我挨过三次，比你多一次。”接着又说：“挨点整，有好处。”像是在安慰他。
说完，毛泽东看着他又问道：“人家整你，是整对了，还是整错了?”
纪登奎说：“整错了。两次都整错了。”
毛泽东注视着他，没有说话。
纪登奎从毛泽东的眼神中，似乎觉得在问他为什么整错了。接着，他简略地介绍了自己在冀鲁豫两次挨整的经过。
毛泽东听了，话题一转，又反问他：“那么，你整过人吗?”
纪登奎依然诚实地说：“整过。整人比我挨整要多。”
“整错过没有?”
纪登奎说：“有，也整错过。”
毛泽东突然严肃地问道：“你杀过人没有?”
纪登奎稍稍怔了一下，心想主席怎么问起这个问题。毛泽东的眼光正对着他，他没有再犹豫，立刻答道：“杀过人。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杀了不少人。”
毛泽东又盯着他，问：“杀错过人吗?”
纪登奎答道：“也有杀错的。”
他见毛泽东听得那么认真，便进一步解释了杀错的原因，说那是在情况非常紧急时发生的，没有来得及做调查就把人杀了。最后承认：“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毛泽东听到这里，缓缓地说：“还是要刀下留人，能不杀的不杀，能少杀的要少杀。”
事后，有人认为毛泽东在听完汇报以后问的这番话，是在考问纪登奎，看他能不能说实话，敢不敢说实话。
是考也好，不是考也好，纪登奎的汇报使毛泽东比较满意。对毛泽东所问的每个问题，纪登奎都讲了实话，使毛泽东记住了纪登奎这个年轻人，并对他有了一个好印象。
毛泽东离开许昌，驱车继续南下。一到武汉，他就向中南局负责人王任重讲，要他们派人到许昌调查了解，总结推广许昌地区宣传工作的经验。
王任重找来中南局宣传部宣传处长郭小川，把毛泽东的指示传达给他，要他完成这一任务。
郭小川来到许昌做详细调查，不到一个月，就写出《中共许昌地委宣传工作》一文，并在195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学习许昌地区经验，做好党的宣传工作》的社论。
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引起全国的关注。5月，纪登奎应邀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向与会代表介绍了许昌地区宣传工作的经验。
毛泽东称赞道：“我党的宣传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会议结束不久，纪登奎被任命为中共许昌地委书记。该地区管辖17个县、市，时年纪登奎仅28岁，是全国最年轻的地委书记。
毛泽东要听真话
1953年春，毛泽东再次到河南视察。他问陪同的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纪登奎在不在?要听听他的汇报。于是，纪登奎再次被带上毛泽东的专列。
纪登奎上车后在毛泽东对面坐下来。毛泽东要他讲。
讲什么呢?纪登奎没有准备，也不知道毛泽东想要哪方面的内容，便汇报起许昌地区的全面工作。毛泽东听了一会儿，提出要听许昌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情况。纪登奎就汇报全地区成立了多少互助组，多少合作社，群众如何积极，领导怎样引导等等。
毛泽东摆摆手，问纪登奎：“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合作社的具体情况?”
在通常情况下，地委领导掌握的大多是全地区的综合情况和若干重要的统计数字，很少掌握某个合作社的具体情况。然而，凑巧的是纪登奎刚从鲁山县的一个合作社蹲点调查回来，满脑子装的都是这个合作社的事。
纪登奎把该合作社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汇报中，毛泽东不时插话提问，纪登奎都圆满地作了回答。
纪登奎记性好，汇报不看稿，加上他是宣传部长出身，口才不错，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汇报得生动具体，有声有色，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他的印象。
专列行至驻马店车站停下来，毛泽东亲自把潘复生和纪登奎送到车门口，嘱咐随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给他们买车票，让他们回去吧。
1963年，纪登奎满40岁。3月，他刚步入不惑之年，就被提升为河南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他还没有到任，地委接到省委紧急通知：“纪登奎火速来郑州。”
何以如此紧急?原来是毛泽东在郑州要召见他。
洛阳地委机关正为他举行欢送会。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火速赶到，他来不及话别，就立即起程，赶赴郑州。
见到毛泽东，毛泽东要他汇报洛阳地区农村战胜灾荒，克服困难的情况。
三年“大跃进”带来的后果是“大跃退”。严峻的现实，使人们开始反思过去的做法，总结教训。
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他说自己走到哪里，都听不到真实情况。他与老百姓是那么近，却感到是那么遥远。因为此时的毛泽东已被神化，被一种无形的障碍把他与实际隔开了。
自从建国以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不能自由地走到人民群众中去。一旦出现在群众中，人们就会像潮水般地涌来，山呼万岁，如痴如狂。到各地去听取汇报，地方要员总是拿着写好的稿子念，稿子大都重复着他说过的话，大讲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他要听真话，不听那些正确的废话，一听就烦。
对于他想听的情况，特别是地方领导自己治下的问题，老百姓的疾苦、生活情况，他们不是隐情不报，就是避重就轻，挑着说。这使毛泽东很不高兴。
其实，当时河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自从1957年夏，省长吴芝圃以大批右倾机会主义为名，把省委书记潘复生搞下去，取而代之，当上省委第一书记后，河南浮夸之风就越演越烈，简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而省委竟吹估为702亿斤，最后导致了全省性的高征购。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像土改斗地主那样被斗，哪个农民若是交不够粮食，就要对其实行捆绑、吊打，甚至关押拘留，拆毁房屋。1958年11月底，在河南密县就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1959年春天，豫东黄泛区内，浮肿病泛滥和死人的事态便蔓延开来。
196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到河南搞调查，河南领导人告诉他，河南的粮食比上一年翻了一番还多，不但不需要国家向河南调粮食，还可以把河南的粮食调出去。
陈云反复问河南有多少耕地?能生产多少粮食?有多少农村人口?按照最低限度农村人口要吃多少粮食?种子需要多少?饲料需要多少?全省吃商品粮的人口有多少?几笔账算下来，情况就很清楚，粮食差得很远。陈云说：“我不希望你们调出粮食，你们农村征购的粮食，养活不了城市人口。”
河南的领导不服，说河南城市人口粮食够吃，自己能够解决。
吴芝圃这时还有一个更大“工程”，他想让党中央在郑州开一次全国性的党代表大会。1958年底，毛泽东两次在郑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吴芝圃得了重彩，名声大噪。之后，他突发奇想，靠着高征购、高积累聚敛起来的资金在郑州黄河岸边，兴建起一座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别墅群内，除按当时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的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按照当时党的七位领袖，每人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主席的别墅最为宽大考究。不料，建成以后，发生了信阳事件。
1960年10月26日，毛泽东看到李富春转来一份材料，心情很不平静。材料是中组部、中监委的四名干部写的，内容是关于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方面的问题调查。
报告中说，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1.8万多人，现揭发已达8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3万人，现增到近10万人。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报死600余人，现揭发死人近4000多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大队人口死亡达到35%左右。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个县、社几乎都有，从初步揭发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遭受极大摧残，生活异常困难，说十室九空、家贫如洗也不为过。
毛泽东看了，将材料批给刘少奇和周恩来：“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对于三年大跃进以后出现的这一严重情况，面对严峻现实，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昏热几年的头脑逐步冷静下来，开始怀疑，积极寻找渡过灾害、走出困境的良策。
后来担任了河南省委常委、省委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的纪登奎，心里极不平静。他深感内疚，觉得对不起农民兄弟，他连续几天背着背包，深人到信阳、驻马店几个主要县，去向老百姓道歉。
在那些日子里，北京的毛泽东陷入了沉思和苦恼。
12月26日，是他67岁生日。他把身边工作人员找来，有秘书、有警卫，一共7个人，请他们吃饭。毛泽东与他们围坐在一张饭桌上，没有酒，没有肉，只是油比平时多了一些。
毛泽东把筷子拿起来去夹菜，还没有夹上菜就把筷子放下了，看着大家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
他声音沉重缓慢，停了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都反映上来。”
晚上，毛泽东还对给他按摩的封耀松说：“我不放心哪!他们许多事情瞒着我。我出去到哪里，他们都能有准备。你们要下去，你们能看到真实情况，要告诉我真实情况……”
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说：“1961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一个调查研究年。希望今年这一年，1961年成为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4年6月，毛泽东又在郑州听取了刘建勋、纪登奎等人关于河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汇报。
1964年12月，中央办公厅通知河南省委：毛泽东要纪登奎进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中央关于社教运动的《二十三条》。
纪登奎有了以上这些经历，无疑使他更加紧跟毛泽东。
毛泽东称纪登奎为“老朋友”
“文革”开始不久，河南省委就明确表示支持青年学生和机关干部起来造反，毛泽东对河南省委的这一做法表示赞赏，曾给予夸奖。
1966年l0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当头的是多数。”
1967年1月，河南省委及河南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被冲垮，河南省军区及解放军驻豫部队奉命介入地方“文革”，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省军区压制了群众组织河南“二七”公社，而纪登奎却是支持“二七”公社这一派的。
2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发话，河南闹得很厉害，要他们双方派代表到北京来谈话，包括军队认为是反革命的这一派也要派代表去谈，谈一谈就清楚了。
毛泽东这一番话，为河南的问题定下了基调。
5月至7月，河南省委、省军区领导人和两派群众组织代表赴北京汇报河南的“文革”运动。在汇报中，省军区领导人反映了纪登奎在河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提出要批判纪登奎。
一位中央领导人听后，当即表态说：“对于纪登奎，毛主席与你们的看法不同，恰恰相反。”
有这样几句话，纪登奎的所谓“三反”言行，就谁也不敢再提了，原来持反对意见的人，有不少纷纷向纪登奎这方面靠拢，支持纪登奎。
赴北京汇报的结果是：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刘建勋、纪登奎等人是革命领导干部，受军区压制的“二七”公社成了革命造反派。
不久，刘建勋就被任为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纪登奎为副组长。
9月22日，毛泽东在从南方返回北京的途中，经过郑州时稍作停留，刘建勋、王新、纪登奎应召登上毛泽东的专列。
毛泽东一见纪登奎，就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纪登奎，老朋友啦!”
纪登奎受宠若惊，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毛主席好，毛主席万岁!”
各自坐下，刘建勋说：“纪登奎同志在河南文化大革命中可受锻炼了，他在运动中被关了四个多月，挨批斗，坐飞机可多了。”
毛泽东看着纪登奎说：“啊，真是多灾多难啊!你说，这一点好处也没有吗?”
纪登奎马上说：“大有好处，能够锻炼人。”
毛泽东听说过批斗有坐飞机的事，但没有见过，感到稀奇，问起纪登奎挨斗的滋味：“你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飞机是什么样子?”
纪登奎报告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飞机就是把头低下，两只胳臂背向后面，就跟割麦子差不多吧。”说着比划着学了个喷气式的姿势，然后说：“站着不能动，腿上得有劲。要说也没什么，也是个锻炼。”
20世纪70年代，纪登奎在农村调研。
毛泽东乐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比划了一个喷气式，弯腰，低头，把两只胳臂朝身后高高地抬起，问：“是不是这个样子?”
“是，是。”纪登奎说。
大家见状，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回到椅子上坐下，点燃一支烟，抽着。纪登奎说：“我们这些人在河南文化大革命中都是建勋同志带出来的。”
毛泽东表扬说：“刘建勋给干部打了招呼，很多干部没有倒。”
后来，毛泽东多次在不同场合讲纪登奎如何挨斗、坐“喷气式飞机”，夸奖他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毛泽东的一句“老朋友”，使纪登奎不仅没有被打倒，反而使他大红大紫。纪登奎每到一地，都能够听到“向纪登奎同志学习”、“向纪登奎同志致敬”的欢呼声。
1968年1月，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建勋任主任，纪登奎任第二副主任，成为河南省政坛上的第三号人物。
1969年4月，纪登奎作为九大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
4月12日，会议主席团派人和他谈话，要他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作大会发言。主要讲一下正确对待群众问题，时间不超过10分钟。
纪登奎说：“我作这个发言不合适。我不是革命干部，只能算是解放干部。”
来人说：“那你认为谁才是革命干部呢?”
纪登奎说：“我只是毛主席解放出来的干部。大概人家刘格平、王效禹他们那些人，才应该算吧!”
来人说：“你知道吗?这是毛主席让我来找你谈话，是毛主席让你代表革命于部作大会发言的，你应该服从。”
纪登奎还是拒绝。来人表示很为难，说：“那我怎么向毛主席汇报呢?”
纪登奎说：“你就把我说的原话向毛主席汇报。”
来人走后，很快又回来了，说：“我向毛主席汇报过了，主席说，他就是要让你这个解放干部在大会上发言。”
纪登奎只好听命，不敢推辞，认真做了准备。
在大会上发言的共九人。周恩来、康生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陈永贵代表农民，王洪文代表工人，尉凤英代表妇女，孙玉国代表解放军。纪登奎的发言，在见报时称作是“革命干部”代表。
当轮到纪登奎发言时，毛泽东扭过头，在身后的主席团成员坐席上寻找，没有见到，问身旁的周恩来：“纪登奎同志在哪里?”
周恩来指着前面的代表席，答道：“纪登奎同志在下面。”
这时，纪登奎从代表席上站起来，走向主席台发言席。当他走到毛泽东前面的时候，毛泽东微笑着对他说：“请你讲话。”
纪登奎走到发言席，还没有讲话，毛泽东就向全体代表说：“他叫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长期在河南省工作，受了一点灾难就是了。多灾多难啊!”
听到毛泽东的公开介绍，人民大会堂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纪登奎十分激动，更是热情赞颂：“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太好了。对我教育太深了。”他在10分钟的发言中，居然有37处提到毛泽东。他在发言的最后，一连呼了许多革命口号，其中一个口号是“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这似乎最充分地表达了纪登奎当时的思想和感情。
纪的儿子纪坡民曾问他，毛主席为什么一定要你发言呢?他说：“被关押批斗那一段时间，我曾经坐飞机100多次，这件事毛主席听说了，大概他认为我是他希望的那种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干部。在那个时候，毛主席很喜欢像我这样能够
;和群众在一起厮混的干部，他提拔我，也主要是这个原因。”
毛泽东让纪登奎到北京“打短工”
毛泽东在九大会议上向全体代表介绍“老朋友”，更使纪登奎在全国家喻户晓。纪登奎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九届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纪登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时年46岁。
1969年5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京西宾馆接见刘建勋、王新、纪登奎、耿起昌等河南领导人。在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说：“纪登奎要到北京工作，不当长工，当个短工吧。回头，我要总理打电话给你。由总理通知你时就去吧。”
纪登奎真诚地说道：“我水平不行。”
毛泽东鼓励说：“试试看嘛!”
6月1日，毛泽东由北京南巡，途经郑州，在专列上召见了刘建勋、纪登奎，听了河南省贯彻九大精神的汇报。完了，毛泽东再次说道：“纪登奎要调到北京，最近就去。”
纪登奎仍然谦虚地说：“我能力不行，水平低，到中央工作不行。”
毛泽东说：“两头跑。一半在北京，一半在地方。北京的事情难办。在北京做机关工作，不可时间过长，不可过短，就去打个短工吧。”
纪登奎进北京，就这样定下来了。
纪登奎到北京后，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中央分工主抓农业。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个担子自然不轻。好在他是从地委书记到省委书记，一级一级地干上来的，对农业极熟，做农业工作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