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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1962年2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把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独具特色地阐发为四条方法论原则:“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他主张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真话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认为,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尚且如此,何况共产党的同志之间,就更应该能说真话、听真话。正因为如此,他在总结我们党领导建设的经验时,指明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是要对党的最高决策机构说真话。他这一思想和要求,对困难时期了解实情、做出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自己也以“兼听则明”、能听不同意见而著称。

1961年5月,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十年来的建设经验时,专门提出要解决思想方法问题。在他提到的六条思想方法中,有五条涉及尊重客观规律,不能超越实际的问题。其中指出:不断革命论必须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不能超越革命发展阶段;主观能动性必须与客观可能性相统一,不能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甚至蛮干,对客观可能性估计不足,结果破坏了生产力;革命热情必须与科学精神相结合,不能以感想代替政策;在实施理论和思想时,不能与现实脱节;必须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周恩来在各种实践中,尤其在指导实际部门的工作时,极其注意提倡摸索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周恩来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在内政外交事务中,周恩来所进行的调查研究及其对事实的准确把握,都令人叹服。他经常召集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每次会前他不仅仔细地阅读有关文件和材料,而且对文件和材料中提到的问题都作了认真的考虑。在开会时,他从不急于做结论,而总是先问情况并提问题,且对不了解实情、不掌握具体事实的干部进行批评。同时,他不满足于书面材料和听取汇报,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向来自实际、来自基层的同志了解情况。在外交活动中,他事先对对方的情况,对谈判所涉及的材料的历史、过程和现状了如指掌,以充分的事实作论点的根据。

周恩来一生会见外宾逾千人,一生全方位、多层次地结交了无数“畏友”、“诤友”,周恩来成为人们心中最受尊敬和最受信任的共产党人。为什么呢?根本在一个诚字。周恩来以诚待人,以诚持国。大至国家关系,小至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周恩来的诚信,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

周恩来在朋友中起核心领导作用,但他从不以领导者自居。朋友们都把他看作引路人和知音,对他无比信任。著名工商界领袖胡子昂是周恩来在抗战时期结交的一位朋友。胡子昂说:“各方面人士一和他接触就敬服他——他和工商界接触,开一次会,谈一次话,都令人感动,令人流泪。”他说:“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许多朋友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大学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不是空泛地讲道理,而是首先从自己讲起,他说:“讲到改造问题,我想还是先从自己讲起。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所谓留过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今天在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大学同学面前讲话,还有一点恐慌呢。”他接着说:“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也许有的同志会说:你现在担任了政府的领导,还要学习和改造吗?是的,我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三十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如此推心置腹、开诚布公的讲话,深深地打动和感染了广大与会者,也深深地打动和感染了广大知识分子。

(原载2015年第3期《党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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