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骋川南的爱国名将朱德，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为寻求革命真理远赴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留学。在柏林，朱德结识了周恩来，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到马克思的故乡去
1922年3月，时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兼云南省催收铁路局借款处专员、复查锡务公司账项委员长的朱德逃离昆明。在滇北的崇山峻岭中甩掉追捕者，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历尽艰难险阻，于5月中旬回到四川南溪，与家人团聚。
朱德一面安排家事，一面做着去北京的准备。因为早在1921年初朱德与孙炳文在南溪时就约定：“孙炳文先去北京，朱德则待打倒唐继尧后即离开军队和孙炳文会合。”履行前约的朱德，6月底到达上海。
7月初的一天，朱德在北京火车站下车，雇人力车直奔宣武门外方胡斋胡同找孙炳文。两人见面，格外高兴。孙炳文对朱德如约而至尤为钦敬，说：“玉阶兄，来得这样突然，有失远迎呀!”“多谢了!我朱德说话从来是作数的，与你相约出洋，是梦寐以求的事。这次能迅速成行，还得感谢唐继尧，我是借他的黑手才斩断了旧势力的关系呢!”住下来后，他们详细地介绍了别后一年多来各自的遭遇。
几天后，孙炳文陪朱德北上游览、考察。途中，孙炳文介绍风起云涌的中国工人运动，说他的朋友李大钊去年参与组织了新党———中国共产党，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反对封建军阀、解放劳苦大众、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朱德很感兴趣地说：“这是个好党，我在上海时有所闻。一定要找到，我也想加入。你能介绍我和李大钊见面吗?”“很不巧，李大钊去南方了。据说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在上海，此人我认识，我们去找他!”朱德赞同孙炳文的意见，说：“我们马上去上海，找陈独秀。”
8月中旬，朱德与孙炳文顶骄阳、迎热浪来到上海。在闸北一所普通房子里，见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孙炳文向陈独秀介绍朱德后，朱德坦诚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殷切地向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陈独秀侧着头听完朱德的陈述后，两眼直盯着朱德上下打量一番，若有所思地说：“不客气地说，像你这样身份的人，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再经过长期的锻炼和考验，共产党才会接受。所以，我奉劝你不要加入共产党，还是回到旧军队里去……”陈独秀一席话，犹如一瓢冷水泼在朱德头上，不仅不欢迎，还把他拒之党门之外，还要把他推回去!朱德和孙炳文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污辱，带着满腹委屈、惆怅、沮丧与失望，默默地走出陈独秀的小屋。
回转住地时朱德问：“革命，为什么这样难?世界上为什么还有不准别人革命的人!”孙炳文劝慰：“革命，我们是革命定了，绝不能动摇。党，一时入不了，我们去争取。”在孙炳文的开导下，朱德没有因陈独秀的拒绝而对共产党失去希望和信心。他向孙炳文表示：“我一定要争取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朱德与孙炳文商定，到马克思的故乡去，学习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方法。
9月初，朱德与孙炳文登上法国邮轮“阿尔及尔”号，离开上海。经一个多月的航行，10月中旬船抵马赛。当天，他们乘车去巴黎。
在巴黎期间，朱德与孙炳文寄住在一位中国商人家里。十分眷念故土的主人有空就请孙炳文、朱德介绍祖国发生的事情，他也热情地讲述巴黎的情况。一天，他说：“听说有一个中国留法学生团体是共产党，在宣传鼓动革命。”朱德急忙追问：“这个团体在哪里?”商人说不出来，诚恳地许诺：“明天，我带你们去认识我的一位朋友，他知道，会告诉你们的。”
朱德与孙炳文在这位热心商人的带领下，来到那位朋友家里。经过一席交谈，弄清了最近成立的中国留法学生团体，名称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人是周恩来。不巧，周恩来已去德国柏林。那个朋友把周恩来在柏林的地址，告诉了他们。这意外的消息，点燃了朱德、孙炳文找党的希望之火。他们决定去柏林，找周恩来。
在飞驰的列车上，朱德担心地说：“周恩来会不会像陈独秀，因为我们有旧军队的履历……”未待朱德把话说下去，孙炳文肯定地回答：“不会。根据我对周恩来的了解，他与陈独秀不同。”下车后，他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按那个朋友提供的地址去访问周恩来。
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
朱德与孙炳文循着街道，瞅着门牌，谨慎地核实号数，小心翼翼地轻轻扣响房门。开启房门的是一位面目清秀的的年轻人，彬彬有礼地站在他们面前。朱德有些吃惊地问：“我们刚从中国来，有一位名叫周恩来的先生，他在这里吗?我们要见见他，请通报通报，行吗?”那位年轻人没有回答来者的提问，热情地把他们让进房间，倒来两杯开水递到他们手上，又端来两盆热水，说：“擦擦汗!”待朱德与孙炳文洗过脸，落座后，年轻人在他们对面坐下笑容满面地凝望着说：“我就是周恩来，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我，姓朱名德，字玉阶。”朱德自我介绍后指指孙炳文，说：“他，姓孙名炳文，字睿明。我俩是同乡、同志。”
一阵寒暄后，朱德与孙炳文结识了年仅24岁的周恩来，一切疑虑都烟消云散了。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朱德用他那浓重的川北口音，一字一句地叙述自己走过的道路和追求革命的经历……最后，朱德表示：“我决心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我一定努力学习和工作，党派我做什么都行。”
周恩来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不时插话谦逊地请教不甚理解的问题，询问有关细节。周恩来被朱德异乎寻常的经历和执著的追求深深感动了，忽然有所醒悟地问：“玉阶兄，你们吃饭没有?如果没有，我们吃饭去。吃完饭，我们还可以接着再谈。”
此后，孙炳文也详细地向周恩来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与追求，提出加入中共组织的要求。
周恩来和朱德、孙炳文几次交谈，他们就国内形势、各种思潮流派以及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中国革命的方法道路前途等畅谈见解，十分投机、融洽，在许多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在理想、追求、信念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周恩来表示：“我愿意介绍你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入党申请未得到国内党组织批准以前，可以接收你们为候补党员。”朱德和孙炳文上前握住周恩来的手，激动而兴奋得喜泪横溢，许久才说：“恩来———同志!”
1922年11月，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朱德、孙炳文经国内党组织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周恩来把这一喜讯告诉朱德、孙炳文时，特别叮嘱“你们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一定要严格保密、不能张扬。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对外不要公开共产党员身份。因为像你们这样具有社会背景的人，便于团结更多的人。”朱德与孙炳文牢记周恩来代表党组织的嘱咐与要求，以中国国民党党员身份在中国留德学生中展开工作。后来，他们担任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的领导职务，教育、团结了一大批国民党左派分子和进步学生加入到革命阵营中。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的朱德与孙炳文，在周恩来等领导下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执行“宣传主义、吸收同志”的任务，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动参与社会实践。
贯彻执行国共合作路线
临近“不惑”之年的朱德和孙炳文，德语基础较差，语言障碍是他们的最大困难，既不能与当地人交谈，又不能阅读德文书报。困难，没有吓倒他们。在柏林，他们比常人付出了加倍的努力，终于克服了语言文字关。朱德后来回忆这段学习生活时说：“我硬是用走路来学习德文的日常用语和地名的。几个月后，我的德文程度达到可以出去买东西、旅行，上街可以坐车了。”扫除语言障碍的朱德与孙炳文，常约一些中国留学生一同参观博物馆，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遗址，访问工厂和农村。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德国社会状况，给朱德和孙炳文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总算认识了资本主义，原来认为资本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想法，总算彻底破灭了。许多年后，朱德谈起访问德国工人的收获时说：“从那时起，我开始放弃资本主义可以拯救中国的信念。”
朱德在和中国留学生交谈中得知位于德国中部莱纳河畔哥廷根的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创办于1737年，培养了众多的知名学者，拿破仑曾赞誉她“不仅属于汉诺威，而且属于全世界”。在这所大学里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有40多人，其中从巴山蜀水间来的就有10多人。于是，朱德同孙炳文迁来哥廷根。
1923年5月，哥廷根的中国留德学生会举行大会欢迎朱德和孙炳文的到来。学生会会长魏嗣銮与朱德、孙炳文是四川同乡，格外亲切、热情。在这位老乡的帮助照顾下，朱德与孙炳文，租房住下，继续学习德文。
朱德与孙炳文在哥廷根文德路88号住屋的房主人，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役将军。为深入了解世界近代战争，朱德买了德文军事书籍同孙炳文一起学习，遇到难解答的问题就请教这位将军，请他讲解典型战例。在将军房里居住的5个月，朱德充分利用有将军作辅导这一有利条件，潜心研究世界战争的历史和战略战术；孙炳文亦增添了许多现代战争的知识。
中共旅德支部哥廷根小组每周召开会议，成员有孙炳文、房师亮、高语罕、郑大朴、邢西萍、刘鼎等，朱德是主持人。他们把《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唯物史观》、《共产主义ABC》等著作，作为必读的教本。组织学习《向导》、《国际通讯》等杂志上刊载的有关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文章，共同探讨世界和中国革命中的问题。
这年，德警非法扣压中国侨商货物，发生击毙华商事件，中国留学生义愤填膺。为此，朱德、孙炳文等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联合留德同学向德国当局交涉，同时把事件真相通报国内。他们组织“中国留德学生外交后援会”，迫使北洋政府驻德公使向德国当局提交正式抗议。因中国驻德使馆软弱无力，致使斗争未取得结果。秋，孙炳文同张申府等回国。
1924年3月，朱德在哥廷根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注册，就读哲学系专修社会学。他每天都去听课，课程内容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他未放弃参与党的活动和领导职责。在中国留学生中朱德的年龄最大，阅历最丰富；他待人诚恳，学习刻苦，深受同学的钦佩、敬重。不久，他被选为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负责人，按中共的指示，工作重点是团结中国留学生，对他们进行共产主义、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
这年春，孙炳文再次赴德，完成改组国民党旅德支部后，来到哥廷根会见朱德。挚友重逢，格外亲热。孙炳文向朱德传达了中共“三大”和国民党“一大”的精神，带来了两会的主要文件。朱德兴奋不已，说：“两年前我们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先生，他谈到在酝酿新政策。未到两年，这新政策果然就出来了。我赞成党的国共合作政策，国民革命，任重而道远啊!我们这些身在国外的人，要抓紧工作哟。”他握住孙炳文的手信心百倍地说：“咱们一起把国民党支部的工作抓起来，给它来个脱胎换骨的改造。你看，好吗?”心情振奋的孙炳文激动地说：“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这大得人心!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和贯彻执行，就能加速中国革命进程，我对于这样的大好形势感到欢欣鼓舞!”他俩推心置腹地交谈着。
不久，朱德被选为由孙炳文主持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他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没有公开，中共旅德支部派他在国民党驻德支部工作。他以老资格国民党员身份在国民党驻德支部中负责组织工作，团结、教育留德中国学生中的国民党员，争取中间派、分化瓦解右派，不断壮大左派力量。
朱德不摆资历，不拿架子，十分默契地支持配合与孙炳文一道赴德、时任国民党驻德支部书记刘鼎的工作。在朱德、孙炳文等的协助下，刘鼎认真执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政策，争取了留德学生中的中间派和右派中的一部分人加入国民党，教育他们向左转，加强了中国留学生中国民党左派的力量。
后来，朱德离开哥廷根，仍被选为国民党驻德支部委员。中共旅德支部讨论重大问题，朱德与孙炳文都准时出席，认真负责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怒斥国民党右派学生
国民党改组后，右派竭力反对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执行。国民党中央左派与右派的斗争，也影响到留德学生。学生会分成了两派，展开激烈的辩论，有时甚至动起武来。这时，朱德主持创办的《明星》报，向留学生宣传新三民主义和国共合作政策，以争取中间立场的学生，同右派势力作斗争。
柏林市中心繁华的康德大街120号，中国留学生会设在这里。这一座有七八间屋子的二层小楼，宽敞明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学生常在这里开展活动。这时，国民党右派学生已从国民党学生中分化出来另立门户，公开打出了“青年党”的旗号，他们妄图挤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学生的一席之地，独霸此楼。一天，趁学生们听课之机，几个鬼鬼祟祟的右派学生把门锁砸了。在门侧贴出告示：“此楼过去被共党霸占，现在已收回失地”云云。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学生面对右派的挑衅，毫不示弱，挥起斧头砸烂门锁，夺回房间，重新装上门锁。在右派学生的告示旁贴出严正声明：“留学生总会受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驻德支部领导，留学生都有权使用，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无权独占……”右派学生见小楼得而复“失”，耿耿于怀，蓄谋再次抢占。
这天，朱德、孙炳文、刘鼎等正在楼里整理刚刚编印的《明星》报。突然，一伙右派学生破门冲入，个个挽袖挥臂，拳头乱舞，横眉竖眼，摆出一副打斗的架势。领头的冲着朱德嚷嚷：“限你们8小时以内滚出去!否则，就不客气了……”边叫嚷边在朱德等人面前舞拳弄腿的，几个同伙圆睁着胀红的双眼围上来。
刘鼎见他们人多势众，来者不善，担心真的动起手来朱德吃亏。急向孙炳文耳语：“报警!”孙炳文未及回答，只见胸有成竹的朱德飞起一脚，挑起身边的一把木椅子，未待椅子落地，他顺势抓住椅子高举过头顶，奋力往地上掼去，“咔啦”一声椅子散了架。他躬身捡起两条椅子腿，背靠墙根立定，冲右派学生大喝：“你们这些不要脸的东西，还奢谈‘收复失地’，好啊!你们去收复台湾、香港、澳门，还有那数不清的租借地。去呀!去找日本人、英国人、美国人算账吧。在自己同胞面前耍什么威风，充什么好汉?可耻，滚开!立即给我滚出去!否则，别怪我朱某手下无情!”怒目金刚似的朱德抡转起两条椅子腿，步步向这伙右派学生逼近，吓得他们步步后退。孙炳文、刘鼎等紧靠朱德左右严阵以待。这伙人见难以取胜，一个个灰溜溜地退出门去，那个领头的一面后退一面装腔作势地指着朱德，粗暴地吼叫：“朱德，吓唬人，我们不怕你!这事没个完……”一场“风暴”就这样平息下去了，小楼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刘鼎笑笑说：“今天，我算领教了朱将军的威风!”孙炳文补充说：“当年讨袁护国大战纳溪，把北洋军阀张敬尧打得落花流水。那真刀真枪，比今天更痛快淋漓!”“哈哈!”朱德听见刘鼎与孙炳文的对话大笑，说：“我只是想吓吓他们，说实在的这些乳臭未干的仔，哪里是我的对手!不给点颜色看看，他们猖狂得厉害。”
说着、笑着，他们继续整理好《明星》报，分头发送到中国留学生和华侨手中。
声援国内“五卅”运动
中国“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柏林，中国留德学生群情激奋，中共旅欧支部立即发动留学生组织声援活动。朱德以由他主持创办、与孙炳文共同担任主笔和编辑工作的《明星》报为阵地，通宵达旦地编印一期《明星》介绍“五卅”惨案、揭露英日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滔天罪行的专号，迅速散发到留学生、华侨、德国工人和革命群众中。他和孙炳文等组织中国留学生上街游行、发表演说、散发传单，支援中国国内的“五卅”运动。中国留学生的正义行动，得到德国共产党的全力支持，德共机关报《红旗报》也发表文章痛斥英帝国主义。朱德等以中国留德学生会的名义致函柏林各新闻媒体，驳斥英帝国主义把中国“五卅”运动说成是“中国盲目的仇外运动”的谎言，申明“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柏林的各报社用不同形式支持了中国留学生、声援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从舆论上给予了帝国主义有力谴责。
不几天，中国政府特使徐树铮来到德国进行卖国活动。朱德得知这消息后，立即带领留学生包围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要求大使接见，答复学生们的要求。学生们久等不见大使魏震祖露面，愤怒的留学生们在朱德等的带领下，冲过警戒线涌进使馆大厅，询问使馆工作人员：“大使到哪儿去了?”工作人员都说不知道。朱德耐心地做使馆工作人员的工作，终于有人悄悄透露———大使藏起来了! 朱德一挥手：“搜!他钻到地下去了，也要把他揪出来！”学生们蜂拥而上，楼下楼上，里里外外、橱间床下彻底搜查个遍。终于在一个大衣柜里把大使“抓”出来。令他立据担保特使徐树铮不向德国借债，不购买德国的军火，不得在德国搞卖国勾当，徐树铮必须立即离德回国。经过朱德、孙炳文等中国留学生的抗争，徐树铮在一片驱赶声中狼狈地离开了德国。
1925年6月19日，德共在柏林市立陶乐珊中学广场组织演讲会，声援中国、南非等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朱德与孙炳文带领在柏林的部分中国留学生应邀参加集会。大会将结束时，大批德警突然冲入会场，逮捕了朱德、孙炳文、刘鼎等20多人，将他们关进亚历山大广场旁的监狱里。他们被带到牢房的第三层，一人一间单独监禁，与外界隔绝。大家正焦急不安，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从囚禁朱德的牢房里传出了德语的吼声：“我抗议! 你们逮捕中国留学生是非法的!我要见你们的警官，我要见中国大使！”吼声立即打破了牢房的沉寂，各牢房里也纷纷传出了抗议的吼声。霎时，抗议声、吵闹声，此伏彼起，不绝于耳。看守们慌忙阻止，不但无效反而呼声更加高亢、更加激烈。
抗议声渐渐过去，牢房里又传来朱德的歌声。他唱起《国际歌》、《马赛曲》……大家也跟着他唱起来，一遍又一遍，慷慨激昂的歌声在整座监狱里回荡。歌声把大家凝聚在一起，鼓舞大家团结战斗；这歌声，搅得那些警官、看守们不得安宁。
第二天，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发表文章，揭露德国当局迫害中国留学生的行径。同时，德共还发动工人团体向法院起诉，称中国留学生是应邀参加集会的，德国警方无权逮捕中国人。迫于舆论压力和人民群众的反对，3天后柏林当局和法院没有作任何解释，悄悄地把朱德、孙炳文、刘鼎等释放了。
告别马克思的故乡
朱德和孙炳文等获释，取得了政治和外交上的胜利。可是，中国驻德大使馆与德国当局的肮脏交易达成了：朱德的护照被无理吊销，驱逐出境。对此，朱德无限悲愤地对孙炳文、刘鼎说：“我已不想久留此地，到苏联去，那才是一块自由天地呢！”恰在这时，中共中央调朱德去苏联学习的通知已到。
1925年7月4日，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帮助下，中共旅德支部为朱德办好了去苏联的护照。中国留德学生会等团体为朱德举行了简朴的欢送会。临行时，朱德握住孙炳文和刘鼎的手说：“国内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