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黑色“大个子”就是当时中共代表团公开使用的“大电台”，但必须经过国民政府同意才能使用，中共代表团曾多次申请使用却遭到拒绝。为了与延安联络，中共代表团只得使用自制“机要小电台”，也就是“秘密电台”。
图②中共代表团自制的机要小电台。
在中国共产党艰苦漫长的斗争历程中，相对与敌人面对面作战的公开战场，还有一条为夺取革命胜利起过重大作用的隐蔽战线。鲜为人知的是，周恩来就是这条战线的主要创始人和杰出统帅。党的隐蔽战线包括情报、机构、通讯等方面工作，是一门高度科学的斗争艺术，不仅要从宏观把握战略层面，还要周密考察每一个战术环节，甚至具体到每个细节。在八一南昌起义、创建“中央特科”等重要历史事件中，周恩来精心策划、呕心沥血，充分发挥隐蔽战线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场景的独特作用，从而在对敌斗争中建立了不朽功勋。
隐蔽工作的成功尝试—— 八一南昌起义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公开背叛革命，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7月24日，中央临时常委会和共产国际代表认真分析了革命形势，决定对国民党反动派予以坚决反击，在南昌进行革命武装起义，组建了以周恩来为书记，恽代英、李立三、彭湃为委员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这是一项关乎共产党命运前途的重大决策，不允许泄露丝毫消息，周恩来特别注重从源头上严格控制情报的知晓范围。7月25日，周恩来从武汉动身前往九江。临走之际，他对妻子邓颖超守口如瓶。邓颖超后来回忆：“周恩来直到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待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握手告别……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7月27日，周恩来在陈赓等人护送下，经九江秘密抵达南昌，当晚下榻在花园角2号的一处寓所，与先到南昌做起义准备工作的朱德会合。朱德按照上级指示，悉心绘制南昌市区地图，详细了解敌军兵力部署的情况。还与驻守在南昌的国民党第三、第九两个军的几个团长频繁接触，随时掌握敌情，成功掩护一些起义领导人抵达南昌。当朱德把所需的地理材料和军事资料放在桌上时，周恩来甚为满意，称赞朱德的心血没有白费，为党做了一件大好事！尤其南昌起义打响时，朱德还以设宴的名义，拖住了敌军两个团长及一个团副，更加有力地配合了南昌起义的战斗。
周恩来深知，军队中党的组织是极其秘密的，为保证战斗隐蔽性之目的，他进行了严密细致的部署，即便在起义的前两天，会场依然保持着高度警戒。7月30日下午2时左右，在百花洲畔一栋教学楼内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部，叶挺召集营长级以上军官开会，会场是临时布置的，远处有卫兵站岗警戒，任何闲人一律不许进去。同时，驻扎在子固路江西省圣公会的宏道中学和教堂内的第二十军指挥部，贺龙也召开团长级以上军官会议。而获悉南昌起义计划后的团、营级军官，同样也严守机密。时任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七十二团三营营长袁也烈后来回忆：“在我们这个营的军官中，副营长是国民党员，连长、指导员中有三个国民党员，排长中国民党员多于共产党员。这些国民党员虽然被认为是进步的，可能跟着共产党走，但对国民党军作战的坚决程度，尚待考验。特别是因为他们有许多黄埔同学在对方，有意无意地送个消息是很可能的。为了严守军事秘密，保证战斗的胜利，我便亲自去组织战前的准备工作。”
命令是隐蔽而逐级向下传达的，连级干部直到队伍出发前才接到战斗任务，当他们得知准备南昌起义这一惊天动地的消息后，大家仅剩下一件心事，就是盘算着何时把任务传达给排长、班长和战士。7月31日下午，时任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警卫队班长的粟裕，才接到“擦拭武器、补充弹药、整装待发”的命令。天黑之后，战士全副武装在宿营地待命，坐在背包上私下嘀咕：要打仗了吧! 跟谁打呢？是人家打我们，还是我们打人家呢？恰巧周恩来路过战士身旁，他停留了一会儿对大家说：“同志们，要准备打仗了，怕不怕？”大家齐答：“不怕！”周恩来接着说：“好！这次打仗，我们是有完全胜利把握的，你们准备接受光荣的任务吧！”至于非作战人员，则是在战斗打响之后才得知起义了，当时在军事参谋团工作的女兵胡毓秀回忆：“当天晚上，我和志元正在睡梦中，忽然听到四面炮声隆隆。直到天明，我们终于得到了令人欣喜欲狂的消息：‘我们的军队已经起义了！’”
8月1日凌晨两点，南昌起义各部队按预先侦察好的方向目标，对没有准备的敌军采取突袭，敌人惊慌失措，迅速瓦解，这些行动与周恩来领导下的出色情报保密工作息息相关，从策略上保证了南昌起义的发动和成功。
创建专门的工作机构——“中央特科”
1927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这里既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又是反革命势力的大本营。同时，“革命形势一经变动，许多党员动摇消极，甚至公然叛党，投降敌人，陷害同志”。“自首告密叛变的事由南而北渐渐遍及全国各级党部”，面对反动当局的严密搜捕和血腥屠杀的残酷局面，要把国民党统治下广大地区的党组织保存下来极其困难，要使它得到巩固和发展更是举步维艰。周恩来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创建专门的工作机构，他向党中央建议成立“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以原武汉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的李强等同志为骨干，又吸收了上海地下党的一些同志，由周恩来亲自指挥。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惩办叛徒营救同志，打击敌人，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周恩来对中央特科的建立、发展、完善及一系列活动倾注了大量心血，制定了一整套的政策和原则，并注重实践历练。在敌人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工作条件极为险恶的情况下，为中央特科举办训练班，周恩来亲自为训练班作政治报告讲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原则，同时学习秘密工作的技术和秘密工作纪律，如化装术侦察与反侦察上海市区道路和居民住宅情况，密码破译，密写技术以及被敌人抓捕后开镣技术等，并乘船去海上进行射击训练。
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央特科根据工作需要逐步建立了各有分工又密切合作的四个科：第一科是总务科，负责总务事项；第二科是情报科，负责情报工作；第三科为行动科，承担惩办特务、镇压叛徒的任务；第四科是无线电通讯科，负责无线电的通讯联络工作。党的六大以后，为加强对中央特科的领导，1928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周恩来是决策人，日常工作则由顾顺章负责，向忠发挂名。也就是说“周恩来是特委的灵魂、决策者”。
在实际对敌工作中，周恩来亲自指导中央特科在国民党专业反共领导机构中建立了强有力的反间谍关系。如深得陈立夫、张道藩信任的“大红人”，后被陈立夫正式任命为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的杨登瀛，从参加国民党侦察机关就一直为中央特科工作，多次提供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采取的行动计划，弄清了隐藏在我党内部的叛徒与奸细，积极营救被捕的同志，还从敌人手中巧妙地夺回党的机密文件，为党中央的安全和中央特科准确打击敌人、严惩叛徒作出了重要贡献。再如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政治密查员宋再生，也是中央特科安置在敌人内部的反间谍人员，他曾协助陈赓处决了两个企图向敌人告密抓捕李维汉、李立三的奸细和叛徒。中共中央在上海期间，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隐蔽战线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多次在敌人对中央机关采取毁灭性行动的危急关头，及时传递准确情报，为党的转移和采取应变措施赢得了时间，保证了中央机关的安全。但意想不到的变故还是发生了，严重考验了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立即叛变投敌。他长期负责党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对党的秘密工作情况十分熟悉，对中央在上海的重要机关、领导人住处了如指掌。接到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之后，周恩来临危不惧，他当机立断、有条不紊地作安排。当天就同陈云商定对策，并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协助下，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销毁机要文件；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迅速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他们的秘书中凡可能为顾顺章所认识的都做调动；将一切顾顺章所熟悉的、可能成为其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区或调离上海；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暗号，由各部门实行紧急改变。在周恩来严密部署下，当天夜里，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转移。周恩来率领中央特科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赶在敌人前面打了个漂亮的时间差，使敌人处处扑空，企图一网打尽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阴谋被彻底粉碎。
敌人阴谋虽未完全得逞，但周恩来对中央特科工作进行了深刻反省，敌人在上海的大搜捕使中共中央及地方党组织受到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惨遭杀害。周恩来认为，中央特科工作虽有许多成绩，但因顾顺章一人背叛，遂使全部工作受到影响。这是特科工作本身缺点造成，其根源是缺乏政治教育，并表示自己应负主要责任。
1931年12月上旬，根据中央决定，周恩来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书记。而中央特科直到1935年9月才撤销。从1927年到1931年，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与敌人进行了艰苦而隐蔽的斗争，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共产党斗争史上建立的卓越功绩不可磨灭。（张树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