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 年 4 月 11 日，毛泽东从北京搭乘火车，辗转南京，历经 25 天后于 5 月5 日抵达上海。这是毛泽东第三次来到上海，这期间他经历了个人一生中至关重要的转折。
组织成立自修学社
1919 年 3 月，26 岁的毛泽东为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第一次来到上海，这是他与上海结缘的开始。同年 12月中旬，毛泽东再度来到上海，这次仍为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同仁，只是对象换成了蔡和森、向警予、蔡畅和蔡母葛健豪。
1920 年上海之行，毛泽东在哈同路民厚南里 29 号（今安义路 63 号）寓居了两个月零两天。民厚南里 29 号是一幢沿街而建的旧式两层楼石库门连体建筑，坐南朝北，砖木结构，建筑面积约 83 平方米。底层前半间是客堂，用于会客和吃饭；后半间的右侧是灶房，左侧为小天井。楼梯位于客堂与灶房之间，旁边有一只圆形柴炭风炉，楼梯底下堆放着炭篓。沿木梯而上，前楼是较为宽敞的卧室，有一排临街的长窗，室内有两张单人木板床、一只方形茶几和一张桌子。毛泽东每天睡在靠北的落地长窗下的那张板床上，卧室外有一个小阳台，放着一张藤椅。后楼是一间狭小的亭子间，外侧有晒台，边沿处用木栅栏同邻居两两隔离。
这套住所由新民学会出面租赁，供旅沪会员临时居住。毛泽东晚上在卧室休息，白天经常坐在小阳台的藤椅上，阅读最新出版的上海报纸、杂志、丛书以及各种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译著。不久，毛泽东在这里组织旅沪湖南籍青年成立了自修学社，开展读书活动，学理论、学外语。
毛泽东与居住于此的其他三名新民学会会员李思安、李凤池、陈书农过着清苦的生活，他们每人每月仅三元零用钱，四个人轮流做饭，经常以蚕豆煮米饭、青菜豆腐汤果腹充饥。难以为继时，就参加工读互助团，毛泽东接受的项目是洗衣服，由于接送衣服路途较远，需搭乘电车，这样一去一来，洗衣所得的报酬基本上都花在了车费上，因此生活总是过得捉襟见肘。6 月 7 日，毛泽东写信给远在北京的同乡黎锦熙：“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
主持召开半淞园会议
5 月 8 日，毛泽东来到上海后的第四天，召集新民学会旅沪会员，以聚会、游园之名，在沪南半淞园路 480 号召开了半淞园会议，欢送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 6 名会员。参加这次活动的 12 人分别是：毛泽东、彭璜、陈绍林、萧三、熊光楚、劳启荣、周敦祥、刘明俨、张伯龄、欧阳泽、李思安、魏壁。
半淞园是当时沪上一处颇有名气的营业性私家园林，位于黄浦江西岸南市码头附近，面积 60 余亩。园内引入黄浦江水，水域逾半，辅以传统的楼、台、亭、阁等建筑，取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中“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的诗意，命名为半淞园，是那个年代文人雅集、市民游乐的场所。
12 位朝气蓬勃的青年入园后，驾舟游湖，登高望远，饱览旖旎景色。随后，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大家就新民学会的宗旨任务、活动原则、会员条件、入会手续，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当前的革命形势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会议议决，学会应秉持“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思想作风；新会员入会必须具备“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四项条件。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指出：新民学会会员应散布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在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的同时，还应当动员部分青年赴南洋从事教育工作。后来的情况也确实如此，李思安、张国基等会员先后前往新加坡，至 1920 年9 月，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从事教育工作的湖南籍青年达 24 人。会议还商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编辑新民学会的会务报告。
青年毛泽东
中午，与会人员利用会议间隙，在暮春初夏的斜风细雨中留下了一张意气风发的合影，毛泽东站在众人中间位置，左腋下夹着一把雨伞。
会议一直开到晚上才结束。后来出版的由毛泽东主持编订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刊载了半淞园会议的召开情况，其中提到：“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了一个讨论会了。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半淞园会议加强了新民学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学会初步孕育了“共产主义的胚胎”，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组织严密、信仰明确的革命团体。
5 月 9 日，毛泽东乘坐驳船踏上停泊于杨树浦码头的“阿尔芒勃西”号邮轮，送别劳启荣等六名会员。关于这次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旅费筹集，章含之在《我与父亲章士钊》一书中披 露：“1963 年 初 …… 他（ 指毛泽东——笔者注）告诉我，1920 年，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他去上海找到父亲（指章士钊——笔者注），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父亲立即答应，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他。”1936 年毛泽东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时是这样说的：“到了上海，我了解到已经募集了大批款项，协助把学生送到法国去，还拨出一些钱帮助我回湖南。”不管细节如何，对于湘绅章士钊的这次帮助，毛泽东一直铭记于心，因此也就有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用自己的稿费“还债”的佳话。
倡议成立湖南改造促成会
1920 年初抵上海，毛泽东便前往位于霞飞路（今淮海路）花园里 277 号的天问周刊社，南下上海前，毛泽东已安排彭璜等人在沪先期出版《天问》杂志，继续开展“驱张”宣传，广泛探讨湖南的改造问题，以期形成“赶走张敬尧后湖南怎么办”的方案和路径。此后，他拜访湖南籍各界爱国人士，布置“驱张运动”和“改造湖南”的具体事宜，倡议成立湖南改造促成会（首任会长彭璜）。
1920 年 5 月 8 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上海半淞园合影。左七为毛泽东
7 月 4 日，他在《天问》周刊第 23 号上发表了题为《湖南人民的自决》的文章，署名“泽东”。这是毛泽东在上海撰写并刊登的第一篇文章。此后，又接连撰写了《湖南人民自决会宣言》《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等文章，呼吁全国各民意团体、各省军民官吏，以及各报馆和各地湖南同胞，为“驱张运动”的最终胜利推波助澜。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社会之腐朽，民族之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这些观点和言论，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围绕湖南的建设问题，由毛泽东主持的湖南改造促成会提出了废督、裁军、财政、教育、自治、实业等六个方面改革方案，创新设计湖南的未来建设——成立湖南人民自决会，实施废督裁兵，实现地方自治。
1920 年，毛泽东在上海的寓所旧址（今安义路63 号）
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此次在上海，毛泽东多次拜访居住在环龙路老渔阳里 2 号（今南昌路 100 弄 2号）的陈独秀。其时，陈独秀已将《新青年》杂志从北京迁至上海编印发行，正与共产国际代表筹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独秀熟悉湖南，了解《湘江评论》，关注“驱张运动”。1920 年 1 月 5 日，他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就曾写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我们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雄大精美得多。”在陈独秀寓所，毛泽东介绍了自己在北大深受李大钊演讲和文章的影响、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会；陈独秀则讲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及酝酿创建一个新的政党的计划。他们坦诚交流、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应用，商议筹划“改造湖南联盟”计划。
离沪前，毛泽东又一次前往老渔阳里 2 号，同陈独秀告别。陈独秀交给毛泽东一个重要任务——回湖南组建该地区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便于他们开展工作，陈独秀还把上海发起组和上海机器工会的情况告诉了毛泽东，答应给他寄去上海发起组创办的《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他满怀期待地对毛泽东、彭璜说：“你们的计划若能实现，也是建党的最好准备。”
正是在这段时间，在陈独秀的影响下，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正如他后来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交谈时所回忆的：“我第二次（实为第三次——笔者注）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 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 年 6 月 11 日，“驱张运动”告捷，张敬尧逃离湖南。7 月 5 日毛泽东离开上海，7 月 7 日返回长沙。11 月，他和何叔衡、彭璜等在长沙创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作者：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