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在血与火的斗争实践中，面对正义和邪恶两种力量的交锋，光明和黑暗两种前途的抉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体现了坚强的政治觉悟和党性原则。朱德就是其中一位。
党内没有特殊党员。革命战争年代，朱德在江西瑞金时，曾经被编在中央军委机要科党小组过组织生活。他担心党小组长顾虑他是首长，把他当成“特殊党员”，便与党小组长“约法三章”：一是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必须通知他，二是党小组给每个党员分配任务时必须有他，三是党小组长必须定期听他汇报思想情况。抗战时期，朱德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样，每天非常忙碌。一天，朱德所在的党小组响应总部机关支部的号召，利用党日活动时间搞了一次平整操场的义务劳动。这个小组大多是警卫班的党员，当时朱德正在作战处埋头工作，党小组长就没有通知他去参加义务劳动。事后，朱德知道了这事，便找党小组长作检讨，并在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党内没有特殊党员，都是普通党员。每个党员都应当尽一个党员的义务，总部机关的同志参加平整操场的义务劳动，是我建议的，党组织也作了决定，我理应带头执行。这次义务劳动没参加，是说不过去的，欢迎同志们对我提出批评，监督我严格执行党的决定。”不久，朱德又在警卫战士面前提起这件事，再次作出了自我批评。警卫战士说：“这件事您在党小组会上已经检讨过了，往后就别再提了。大家说总司令50多岁了，日夜操劳，干活的事还是不参加的好。”朱德听后严肃地说：“任何党员都没有不执行党组织决定的理由。我年岁大一点，工作多一点，都不能成为不执行党组织决定的条件。参加组织生活，向组织汇报思想，交纳党费，是每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党性。”朱德严以律己、认真作自我批评的精神，感染着许多党员，教育了广大群众。
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会议，通过了北上抗日的决定。对这个决定，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不愿执行。为搞好团结，朱德诚恳地同张国焘彻夜长谈，但被张国焘一口拒绝。事实上，懋功会师后，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减员严重、装备给养困难，自恃兵强马壮，便打起了恃强夺权的如意算盘。8月3日，红军总部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重新编组，分左右两路军北上，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9月15日，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中共川康省委和红四方面军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公开提出南下主张，并煽动与会者批评中央，围攻朱德、刘伯承。会上，面对张国焘一伙的喧嚣，朱德十分平静，若无其事地翻看手中的书。张国焘逼着朱德表态反对北上，其亲信黄超竟然狂妄地跳起来，骂朱德“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忍无可忍的朱德拍案而起，桌子上的茶杯应声摔碎在地上：“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反对北上，我是拥护北上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被编入左路军的原红一方面军各级指战员对张国焘违反中央决定的行为十分不满，一些干部甚至酝酿私下拉部队去找中央。为避免因擅自行动导致更严重局面，朱德曾对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掌握正确的斗争策略，要顾全大局，维护红军的团结，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搞分裂活动的只是张国焘少数几个人，眼前的曲折总是能克服的。”在朱德的开导教育下，大家才隐忍下来，并在事实上成为牵制张国焘的重要力量。
正如徐向前所说，“朱总司令的地位和分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的行径，对于张国焘肆意妄为形成了有力制约，并最终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的胜利会师。毛泽东曾评价朱德“临大节而不辱”，并挥毫题词：“要学习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我们共产党人做事，就要有前人种、后人收，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精神。长征途中，由于粮食奇缺，又吃不上青菜，许多战士得了“雀蒙眼”（即夜盲症）。而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多吃青菜。为此，朱德号召所有部队，只要有条件，都要种菜；没有条件的，也要多挖野菜吃。1936年，红军长征来到炉霍，总部决定部队在此作短期休整。朱德让警卫员到老乡家里买来一些菜籽，借来木犁，套上一头骡子，在驻地墙外的一块空地上种起了菜。半个月后，朱德种的菜已经冒芽了，齐刷刷、绿油油，鲜亮极了。不料就在这时总部下达命令，说过几天部队就要开拔去甘孜和二、六军团会师。这天傍晚，朱德招呼警卫员一起，再去给菜浇浇水，施些肥。警卫员嘴上答应着，行动上却磨磨蹭蹭的，一边找水桶，一边小声嘟囔：“菜长得再好，我们也吃不上了。”朱德一听，笑了，耐心地开导他说：“同志啊，我们吃不上，有啥子关系么？只要后续部队来了能吃上就行。即使后续部队不经过这里，留给老乡们吃也好嘛！我们共产党人做事，就要有前人种、后人收，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精神。咱们今天干革命，挨冻受饿，流血牺牲，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给千百万人民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谋幸福。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我看你这个小脑瓜里还有多少有点子不好的东西哩！走吧，先跟我去浇水。至于道理嘛，晚上躺下了再慢慢想。”
木不钻不透，话不说不明，火不拔不旺，理不讲不通。警卫员是一个新党员，听朱德这么一说，心中豁然开朗。他提着水桶，高高兴兴地向菜地跑去。
要接班，不要接“官”。在几十年革命历程中，朱德始终重视家庭教育。他曾经对孩子们说：“如果说一个革命的家庭连自己的后代都管不好，那怎么能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呢？”在长期探索如何教育子女、培养接班人的过程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要接班，不要接“官”。所谓接班，是接革命的班，接为人民服务的班，如果忘掉了人民，心里想的是当官，就会脱离群众，早晚有一天要被人民打倒。要接好班就必须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实实在在地干工作。
1953年女儿朱敏回国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朱德立即让她搬到学校去住。女儿告诉爸爸，学校正在兴建，家属宿舍还不多。朱德说：“那就住集体宿舍，这样更能接近群众。住在我这里对你们没什么好处，只会使你们脱离群众，滋长优越感。你们不能靠父母过日子。”遵照父亲的教导，朱敏在学校集体宿舍住了四年，才搬到分配给她的家属宿舍。
1962年，是我国经济暂时困难时期。这一年的春节，朱德把孩子们召集到家里，讲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和革命经历，告诫孩子们：“革命不是为了做官，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不要去追逐个人的名和利。”朱德的一个外孙中学毕业后，在他的鼓励下，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劳动生产，被分配去养猪，由于力气不够，把猪食洒了一身，一生气，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要求调回北京。朱德知道后，马上回信进行了严肃的教育：“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养猪也是为人民服务，怕脏、怕苦不愿养猪，说明没有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人民服务就不要怕吃苦。劳动没有贵贱高低之分。想调回来是逃兵思想。”1974年，部队考虑到朱德已是88岁的老人了，几个外孙、孙子都在外地工作，身边应该有人照顾，于是把在青岛当兵的小孙子朱全华调回到了北京。朱德知道后，当面对部队的同志说：“我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是孝子贤孙。”在朱德的要求下，部队决定把朱全华调到南京海军某部工作。调令下来后，马上就要过年了，朱全华想陪爷爷奶奶过完年后再去报到，朱德听后严肃地对他说：“不行！一个解放军战士，必须模范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必须增强革命纪律性。还是到部队去过春节吧，那里更有意思。”听了爷爷的话，朱全华在大年三十愉快地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