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也是中国对外方针的主要奠基者。
在毛泽东一生的外交实践活动中，他始终不渝地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1949年春夏，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大方针，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屈辱外交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毅然作出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并同美国的对华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政策进行坚决斗争。20世纪60年代，以他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坚决顶住了来自美苏两国的威胁，并积极改善和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西方大(相关,行情)国之间的关系。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打破了美国的封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同全世界120多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开创了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在长期的外交实践过程中，毛泽东所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再到“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集中展现了毛泽东的国际战略观。在毛泽东倡导下，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思想原则，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
毛泽东的外交风格独特而具有魅力。它既有高屋建瓴、气势磅礴的雄姿，又有行云流水、和风细雨的韵致，刚柔相济，超凡洒脱，给许多国外领导和友好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展现了新中国热爱和平、独立自主、主持国际正义以及促进人类进步的良好的国际形象。
毛泽东开创独立自主的新型中国外交的伟大实践，从根本上确立了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毛泽东不但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也有力地影响了世界。
“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毛泽东令人折服的外交风度、智慧和魅力给世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作为一位个性鲜明的领袖，毛泽东绝不容许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受到半点侵害。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后，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新中国外交方针，其中与苏联建立巩固的友好关系成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当年12月，从来没有出过国的毛泽东行程万里乘火车来到了莫斯科，此行的目的一来是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庆祝活动，二来则是希望中苏两国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商谈和签订一个条约。
12月16日，毛泽东到莫斯科的当天下午，就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的小会客厅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谈。
会谈中，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
毛泽东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同志七十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斯大林问：“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所谓好看，就是形式上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或许是东西方思想方法上的差异，尽管翻译对此做了解释，苏联人仍然是不解其意。
在接下来的会谈中，斯大林对于中苏条约问题又再三询问，而毛泽东则始终不肯明说。
面对一个新生的又有些陌生的大国领袖，斯大林希望表现出真诚、热情；而作为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则不卑不亢。毛泽东深知，与苏联签订一个条约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但是，毛泽东同样清楚，独立自主对于一个刚刚创立的国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尽管毛泽东一再强调新中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倒”方针，但是在与斯大林谈到中苏条约问题时，毛泽东更强调中苏两国建立的是平等的友谊关系，签订中苏条约不应该是一厢情愿的，更不是乞讨式的。
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在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时，希望斯大林主动提出条约问题，自己则不愿主动对此深谈。尽管双方因此产生了某种误解，但是经过紧张的谈判，新中国还是与苏联最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第一次苏联之行，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用条约的形式将中苏友好合作关系固定下来，这对于巩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条件。对于这段经历，毛泽东在50年代末曾有过这样的回忆：
“我在莫斯科和斯大林谈判中苏条约问题，中长铁路、合股公司、国境等问题时，我的态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的要争；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见。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的利益。”
“我说过原子弹是纸老虎”
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社会风传中国将进行核试验，对于中国的核态度各方揣度猜测，一时间针对中国的造谣甚嚣尘上。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位好奇的客人来到中国，他的到来为毛泽东向全世界阐述中国的核立场提供了契机。
蒙哥马利，英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北非战场一举击败被称为“沙漠之狐”的德国元帅隆梅尔，后来又参加攻占西西里和登陆意大利的战役，并指挥盟军取得了诺曼底登陆作战的胜利。这位二战英雄在20世纪60年代多次访问中国，并几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1961年9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接见了蒙哥马利，然后共进晚餐。第二天，正值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毛泽东在上午又一次在东湖接见了蒙哥马利，并共进午餐。令蒙哥马利没有想到的是，当天下午毛泽东再一次约见蒙哥马利，并邀请其一同游泳，蒙哥马利抱歉地表示不会游泳，但其饶有兴趣地坐在“韶山轮”上观看了毛泽东以各式姿势在长江中怡然自得地畅游。上岸后，毛泽东到蒙哥马利下榻的胜利饭店，同他进行第三次谈话。三次谈话，蒙哥马利频频发问，毛泽东则妙语连珠。在双方的第二次谈话中毛泽东巧妙地通过回答蒙哥马利的提问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的核立场。
针对国际社会对中国核试验的传闻，蒙哥马利询问毛泽东对核武器怎么看：“现在人们都在谈论核武器问题，争论很多。我在北京也同刘少奇主席谈起中国的核政策。主席对这个问题怎样看？”
令蒙哥马利惊讶的是，毛泽东表示：“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他解释说：“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
毛泽东的话似乎还不是蒙哥马利想要得到的答案，蒙哥马利继续追问：“刘主席告诉我说，因为美国、英国、法国、苏联都有，你们也要搞一点。”
毛泽东坦率地表示：“是，准备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
蒙哥马利表示深有同感：“我也想，在你们的各项事情的安排中，发展核武器恐怕要摆在很后的位置。”
有了共同语言，毛泽东的幽默感再一次迸发出来：“就是，我们用很少一点钱搞试验。我们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工业才开始有一点。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我们像穷人、叫化子，穿上漂亮衣服，到外面跑一跑。”
蒙哥马利也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我的看法是，正因为有核武器，才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毛泽东赞许地表示：“我说过原子弹是纸老虎。”
蒙哥马利进而告诉毛泽东：“现在英国有很多人示威游行，要求禁止和销毁核武器。我对他们说，首先是撤退外国军队，然后裁军，最后一件事才是销毁核武器。”
毛泽东询问：“是不是能够像禁止化学武器那样达成一个协议，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大家都不用？核武器也不用？”
蒙哥马利表示：“现在还做不到，首先必须消除东西方之间的猜疑和互不信任。为此就要把军队撤回到各自的国土上去。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时间去访问日本的原因，我必须首先推动实现我的三项原则。”
毛泽东笑道：“那好，三项原则实现了，再禁止核武器。”
蒙哥马利接着说：“我跟陈毅元帅讲过，希望他和苏联讲一讲，要他们也出来支持我的三项原则。”
毛泽东表示：“他要到日内瓦去参加老挝问题的那个会，可能碰到葛罗米柯，找个机会谈一谈，我赞成。”
与蒙哥马利的这次会谈正值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刚刚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时期。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认识到，中国只有拥有了核武器才能确保国家安全，也才能在国际上有发言权。1961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了“独立自主、优先发展”核武器的重大战略。尽管在发展核武器问题上毛泽东与蒙哥马利的观点不尽一致，但在谈笑间，毛泽东求同存异，既向蒙哥马利说明了中国要发展核武器的明确态度，又表明了中国支持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基本立场。通过与蒙哥马利的会谈，毛泽东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要进行核试验，同时，中国也将继续为全世界禁止和销毁核武器而努力。三年以后，1964年10月，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
揭开中日和平的帷幕
1972年9月27日黄昏，中南海游泳池。
晚饭过后，一群特殊的客人来到这里。79岁高龄的毛泽东缓步走进书房，今天他要会见的是刚刚上任不久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田中一行是9月25日到的中国，这次他率领了一个包括外相和官房长官在内的230余人的庞大代表团。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之间的官方关系一直处于基本冻结的状态。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给全世界带来巨大震动，更使邻国日本受到冲击。日本的政坛出现动荡，就在尼克松访华后五个月，田中内阁组成，新内阁对改善中日关系有着明确的态度，田中在就职的当天就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
始终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毛泽东，及时了解到田中内阁的动向，他指示周恩来：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加紧。
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田中的访华日程很快就议定了。田中到达北京后一直忙于会谈，还没有来得及提出见毛泽东，但是，9月27日，他突然得到通知，毛泽东要见他。
毛泽东的态度十分随和，对待田中就像老朋友一样。一落座，毛泽东就问田中角荣：“怎么样，吵了架吗？总是吵一些，天下没有不吵的。”
“吵是吵了一些，但是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略感紧张的田中首相严肃地回答。
毛泽东笑着说：“吵出结果来就不吵了嘛。”
周恩来在旁插话说：“两位外长很努力。”
毛泽东侧过脸，风趣地对着大平正芳外相说：“你把他打败了吧？”他用手指了指坐在一旁的姬鹏飞外长，说完哈哈一笑。这笑声顿时也感染了在座的其他人，拘谨的客人们也被逗笑了，场面顿时活跃了一些。
“没有，我们是平等的。”大平外相很有礼貌地连忙解释。
愉快的氛围预示了中日关系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田中首相告诉毛泽东会谈进行得很圆满，毛泽东马上就问了一个问题：“你们那个‘增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了？”所谓“增添麻烦”是指田中角荣在来华当晚的欢迎宴会上致词中说的：“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第二天，中方直接提出：仅用“添了很大的麻烦”一句话轻描淡写地对日本侵华进行反省对中国人民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它将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毛泽东在接见田中时再一次提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田中首相说。
毛泽东没有接着问下去，而是同客人们聊起了历史：“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
“所以，我们一直听说日中交流的历史有两千年。”田中首相也蛮有兴趣地说。
也许，毛泽东是想提醒田中角荣，虽然日本军国主义曾经侵略过中国，但中日两国同处东亚，一衣带水，有着悠久的文化联系，人民之间世代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多年来，中日之间广泛、活跃的民间外交始终没有中断，这种“以民带官”的特殊外交方式，终于在1972年结出了硕果。
毛泽东和田中的交谈并不是正式的会谈，但在轻松的话语间，也透露出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毛泽东告诉田中：“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
田中说：“我这次也到美国和尼克松总统进行了会谈。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对中日谈判的结果，田中表示了充分的信心。
两天后，即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两国宣告邦交正常化，中日关系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随着中美、中日关系的相继正常化，中国也迎来了新的一轮建交高潮。仅1972年一年，中国就先后同十八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四年后，田中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感到十分悲痛，他向报界做了一次谈话。田中充满感情地说：“日中复交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业并不是事务性地就能解决的。为揭开日中永远和平的帷幕作出决断的，是新中国的八亿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我认为这是为日本、为中国，也是为全人类作出的伟大决断。”
北京青年报 2003年12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