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民卿
[摘要]弘扬马克思术语革命传统，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形成自主性的理论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坚定理论创新的指导思想、人民立场、根本动力和政治定力，强化理想信念引领、突出指导思想传承、深化实践经验提升、深入展开思想斗争，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形成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新境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术语革命；标识性概念；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29-1445（2017）01-0012-07
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时，立足于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追随并总结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继承、改造、批判既有的思想理论，实现彻底的术语革命，形成全新的话语系统，在此基础上建构全新的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创立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法论。马克思术语革命的方法和经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传承和弘扬，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重要方法论。在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实践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扬马克思术语革命的方法和传统，科学回答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以提炼标识性概念为标志，形成了特定的话语建构逻辑，坚持和发展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术语革命：马克思创立和发展新世界观的重要方法
恩格斯在为《资本论》所作的序言中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建构中，“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掀起了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这个伟大变革必然包含着话语体系、术语概念上的深刻变革，即建立一套全新的概念体系和术语系统。这些概念术语同既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术语完全不同，即使有一些术语在表面上是相同的，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这即是术语的改造或革命。恩格斯关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建构上的这个论断，决不限于政治经济学本身，实际上揭示了马克思全部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理：通过术语革命，实现理论创新。
马克思的术语革命，为形成全新的科学理论提供概念支撑，在改造既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科学理论。这种术语革命是马克思理论创新的重要环节，构成了思想革命的逻辑枢纽。
马克思的术语革命，是思想立场的根本性转换，是理论立足点的革命性变革。理论建构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决定了理论研究及其成果的立场、方向和目标。马克思术语革命和整个理论建构的根本出发点是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出发点决定了他的理论同旧有的剥削阶级理论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场上。马克思在青少年时期就立下了“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远大抱负。他在中学毕业论文中就把人类幸福作为人生的最终目标和最高理想，“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即便是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也不能成为完美无缺的伟大人物，不能成为最幸福的人，而确立了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理想，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也能得到社会的赞赏和人们的敬仰。从事科学研究之后，马克思的一切理论建构都不是为了个人的学术兴趣，而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与幸福，为此他广泛涉猎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探索实现人类幸福的现实路径。在创立新世界观之际，他就把自己的理论创造同无产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他反复强调，其理论创造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是“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个立足点明确了他的新理论同旧理论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场之上。
理论建构的立场决定了马克思实现术语革命的价值取向和主要形式：那些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概念术语和理论观点，继承下来并进行批判性改造，纳入到自己的理论建构当中；那些同无产阶级利益相反的术语概念和理论观点，坚决予以批判并加以清理。
第一，批判性地改造旧术语，将其纳入到新理论之中，并赋予其全新的科学内涵，使之成为新理论建构的概念支点。
例如，在哲学方面，“实践”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广泛运用的术语，但是这个术语不论在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那里都有着不合理、不完善的方面，马克思在建构新哲学之初就对这个术语进行革命性改造。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的《费尔巴哈提纲》，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主体能动性的忽视和黑格尔对客观现实性的忽视，揭示了实践的革命批判性内涵及其对于人的认识、人的本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为创立新世界观奠定了基础。“辩证法”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理论精华，但是它在黑格尔那里是头足倒置的，埋藏在唯心主义的神秘外壳之中。马克思对其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发现其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经过这种改造，辩证法获得了真正科学的意义，“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也正因为马克思的改造，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
又如，在经济学方面，劳动、资本、工资、价格等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但这些概念都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是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包含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素。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通常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为此，马克思花费了巨大精力对这些术语进行彻底改造。“资本”这一术语，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只是标征了一种生产要素，而马克思则深刻揭示了它所包含的生产关系内涵，并由此发掘了剩余价值产生的根源，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再如，“无产阶级”这个术语，在资产阶级的理论话语中，是一个同“群氓”“暴民”等混同的贬义词。但是，马克思对这个术语进行了根本性改造，明确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引领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承担着人类解放的伟大历史使命。经过这种改造，无产阶级概念获得了新的内涵和生机，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
第二，批判、清理和抛弃不合理的特别是包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术语，代之以新的科学概念。
马克思主义同以往的剥削阶级思想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其概念术语同旧理论的概念有着本质区别，正如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时所指出的，“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为此，马克思在建构新理论的过程中，深入批判并果断抛弃了一大批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术语，而代之以崭新的概念术语。
马克思在创立新理论的过程中还有一种情况，这就是对旧的术语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和摒弃，用新的科学的术语取而代之。在理论建构尚未成熟时，曾经继承和运用某些旧术语，它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过程中曾经起到过渡性的作用。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步成熟之后，这些术语内涵的不合理、不完善性就日益显示出来，不仅不能承担起支撑新理论的作用，甚至成为影响新理论发展的障碍，引起理论上的混乱，为此马克思就用更加科学、更加合理、更加准确的术语取代他们。例如，用经济基础取代市民社会，用生产关系取代交往形式，用劳动力价格即工资取代劳动价格等。
第三，深入分析客观实际，总结实践经验，创立一整套全新的理论术语，形成了新理论建构的概念基础。
这是马克思理论创新的关键内容，是建构新世界观的逻辑枢纽。当然，每一个新术语都经过长期的思考、加工、提炼，才最后确立下来。例如，“生产关系”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马克思尚未创立这个科学概念，而是用“交往形式”来表达；随着新哲学的日益完善，他最终确定了“生产关系”这个更加准确的概念，同生产力一起构成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支点。又如，马克思经过长期研究，深刻揭示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揭开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利润”概念所掩饰的本质，创造了“剩余价值”这个全新的科学概念，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形成了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再如，“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但这里尚未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经过1848年革命，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内涵有了更深入和准确的理解，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概念，使阶级斗争学说更加完善。
自主性的理论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经验
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不断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术语，形成自主性的理论创造。
毛泽东同志在谈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时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创造性地学习、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依据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新的理论观点。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突出地强调，要以创造性的理论成果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主张：“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深入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定概念，准确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特殊国情，为制定科学合理的中国革命的政策策略奠定了基础；创立了“新民主主义”这一特定概念，建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为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理论指导；创立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思想建党、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奠定了系统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基础。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新中国成立前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形成了独特的理论创造和制度创新。在国体问题上提出，我们建立的国家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对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在政体问题上提出，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但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种人民苏维埃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政党制度上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政党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中凝练出的一种重要政治制度，从特定斗争形式和政治主张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的新型民主制度和政党制度。在民族问题上提出，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的原则，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这些以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为基础的理论创造和制度创新，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根基，同时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再次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形成了自主性的理论建构。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特定概念，揭示了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主题；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定概念，揭示了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特定概念，探索了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同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结合起来的现实路径；创立了“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式现代化”“小康社会”“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等一系列重要的标识性概念，形成了新的理论飞跃的概念基础。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功实现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继承马克思术语革命的传统，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深入分析和总结中国具体实际并把中国的丰富经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新高度，深入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并勇于抛弃错误的概念术语，不断提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实现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形成自主性的理论建构，不断形成和发展完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习近平理论创新的话语建构特色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话语体系建设，并明确提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实际上是对马克思术语革命思想的继承，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经验的弘扬和发展，同时也展现了他在推进理论创新中的话语建构特色。
第一，在强化理想信念引领的过程中提炼标识性概念，牢牢把握理论创新的人民立场和正确方向。
理想信念能够形成强大的目标牵引力和方向引领力，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理论创新的性质和方向。马克思实现术语革命、创建新世界观的关键性前提，就是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毫不动摇地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它们引领下坚持正确的理论发展方向，提出创造性的理论观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针对一些党员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理想信念动摇的现状，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我们干事业不能忘本忘祖、忘记初心。我们共产党人的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我们要固的本，就是坚定这份信仰、坚定这份信念、坚定这份忠诚”。正是有了这种对理想信念的坚守，习近平总书记获得了理论探索的强大精神动力，把理想信念现实化，把理论立场具体化，创立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如“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不忘初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安身立命的根本”“人民主体地位”等等。这些概念既体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又具有当今时代特点，彰显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正确方向。
第二，在突出指导思想传承的过程中提炼标识性概念，牢牢把握理论创新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依据。
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又与时俱进地突破前人成果，形成符合时代特点的创新性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指导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针对一些人在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犯糊涂病，搞什么“包容多样”“保持中立”；一些人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竭力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悬空化”，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同时他又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必须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体系”等标识性概念，既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第三，在深化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提升中提炼标识性概念，牢牢把握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和不竭源泉。
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产生了理论发展的强大驱动力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新长征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新的实践必将催生新的理论，我们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善于发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生长点，研究并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所提出的新的历史性课题，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新境界。“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3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思索，他着眼于实践本身和客观形势的新发展，分析新的时代特征和矛盾变化的趋势，不断从实践经验中获得理论创新的素材，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等标识性概念，在回答重大实践问题中捕捉新的理论生长点，把成熟的实践经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新和发展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第四，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想的过程中提炼标识性概念，牢牢把握理论创新的政治定力和自主自觉。
思想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路径，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关键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纷纷出现，特别是一些人同国外敌对势力同声相和，宣扬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宪政论、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企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地强调：“对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要敢于交锋、敢于亮剑。对恶意攻击、造谣生事，要坚决回击、以正视听。……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他带领全党特别是党的理论工作者，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坚定的政治定力，同错误理论观点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在斗争中创造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例如，在同“普世价值论”的斗争中提出“共同价值观”“命运共同体”等概念，在批判霸权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合作共赢”“正确义利观”等概念，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等重要判断。这些富有创造性的标识性概念，融战斗性和真理性于一体，彰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精神和理论创造力，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同时，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在带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紧紧围绕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核心问题，牢牢把握理论创新的指导思想、人民立场、根本动力和政治定力，强化理想信念引领、突出指导思想传承、深化实践经验提升、深入展开思想斗争，以提炼标识性概念为关键环节，建构了一整套富有创造性的理论话语，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根本要求、奋斗目标、总体布局、战略格局、发展理念等作出了全面论述，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摘要]弘扬马克思术语革命传统，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形成自主性的理论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坚定理论创新的指导思想、人民立场、根本动力和政治定力，强化理想信念引领、突出指导思想传承、深化实践经验提升、深入展开思想斗争，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形成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新境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术语革命；标识性概念；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29-1445（2017）01-0012-07
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时，立足于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追随并总结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继承、改造、批判既有的思想理论，实现彻底的术语革命，形成全新的话语系统，在此基础上建构全新的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创立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法论。马克思术语革命的方法和经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传承和弘扬，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重要方法论。在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实践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扬马克思术语革命的方法和传统，科学回答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以提炼标识性概念为标志，形成了特定的话语建构逻辑，坚持和发展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术语革命：马克思创立和发展新世界观的重要方法
恩格斯在为《资本论》所作的序言中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建构中，“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掀起了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这个伟大变革必然包含着话语体系、术语概念上的深刻变革，即建立一套全新的概念体系和术语系统。这些概念术语同既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术语完全不同，即使有一些术语在表面上是相同的，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这即是术语的改造或革命。恩格斯关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建构上的这个论断，决不限于政治经济学本身，实际上揭示了马克思全部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理：通过术语革命，实现理论创新。
马克思的术语革命，为形成全新的科学理论提供概念支撑，在改造既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科学理论。这种术语革命是马克思理论创新的重要环节，构成了思想革命的逻辑枢纽。
马克思的术语革命，是思想立场的根本性转换，是理论立足点的革命性变革。理论建构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决定了理论研究及其成果的立场、方向和目标。马克思术语革命和整个理论建构的根本出发点是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出发点决定了他的理论同旧有的剥削阶级理论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场上。马克思在青少年时期就立下了“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远大抱负。他在中学毕业论文中就把人类幸福作为人生的最终目标和最高理想，“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即便是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也不能成为完美无缺的伟大人物，不能成为最幸福的人，而确立了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理想，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也能得到社会的赞赏和人们的敬仰。从事科学研究之后，马克思的一切理论建构都不是为了个人的学术兴趣，而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与幸福，为此他广泛涉猎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探索实现人类幸福的现实路径。在创立新世界观之际，他就把自己的理论创造同无产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他反复强调，其理论创造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是“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个立足点明确了他的新理论同旧理论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场之上。
理论建构的立场决定了马克思实现术语革命的价值取向和主要形式：那些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概念术语和理论观点，继承下来并进行批判性改造，纳入到自己的理论建构当中；那些同无产阶级利益相反的术语概念和理论观点，坚决予以批判并加以清理。
第一，批判性地改造旧术语，将其纳入到新理论之中，并赋予其全新的科学内涵，使之成为新理论建构的概念支点。
例如，在哲学方面，“实践”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广泛运用的术语，但是这个术语不论在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那里都有着不合理、不完善的方面，马克思在建构新哲学之初就对这个术语进行革命性改造。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的《费尔巴哈提纲》，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主体能动性的忽视和黑格尔对客观现实性的忽视，揭示了实践的革命批判性内涵及其对于人的认识、人的本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为创立新世界观奠定了基础。“辩证法”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理论精华，但是它在黑格尔那里是头足倒置的，埋藏在唯心主义的神秘外壳之中。马克思对其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发现其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经过这种改造，辩证法获得了真正科学的意义，“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也正因为马克思的改造，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
又如，在经济学方面，劳动、资本、工资、价格等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但这些概念都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是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包含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素。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通常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为此，马克思花费了巨大精力对这些术语进行彻底改造。“资本”这一术语，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只是标征了一种生产要素，而马克思则深刻揭示了它所包含的生产关系内涵，并由此发掘了剩余价值产生的根源，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再如，“无产阶级”这个术语，在资产阶级的理论话语中，是一个同“群氓”“暴民”等混同的贬义词。但是，马克思对这个术语进行了根本性改造，明确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引领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承担着人类解放的伟大历史使命。经过这种改造，无产阶级概念获得了新的内涵和生机，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
第二，批判、清理和抛弃不合理的特别是包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术语，代之以新的科学概念。
马克思主义同以往的剥削阶级思想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其概念术语同旧理论的概念有着本质区别，正如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时所指出的，“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为此，马克思在建构新理论的过程中，深入批判并果断抛弃了一大批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术语，而代之以崭新的概念术语。
马克思在创立新理论的过程中还有一种情况，这就是对旧的术语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和摒弃，用新的科学的术语取而代之。在理论建构尚未成熟时，曾经继承和运用某些旧术语，它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过程中曾经起到过渡性的作用。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步成熟之后，这些术语内涵的不合理、不完善性就日益显示出来，不仅不能承担起支撑新理论的作用，甚至成为影响新理论发展的障碍，引起理论上的混乱，为此马克思就用更加科学、更加合理、更加准确的术语取代他们。例如，用经济基础取代市民社会，用生产关系取代交往形式，用劳动力价格即工资取代劳动价格等。
第三，深入分析客观实际，总结实践经验，创立一整套全新的理论术语，形成了新理论建构的概念基础。
这是马克思理论创新的关键内容，是建构新世界观的逻辑枢纽。当然，每一个新术语都经过长期的思考、加工、提炼，才最后确立下来。例如，“生产关系”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马克思尚未创立这个科学概念，而是用“交往形式”来表达；随着新哲学的日益完善，他最终确定了“生产关系”这个更加准确的概念，同生产力一起构成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支点。又如，马克思经过长期研究，深刻揭示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揭开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利润”概念所掩饰的本质，创造了“剩余价值”这个全新的科学概念，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形成了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再如，“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但这里尚未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经过1848年革命，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内涵有了更深入和准确的理解，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概念，使阶级斗争学说更加完善。
自主性的理论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经验
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不断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术语，形成自主性的理论创造。
毛泽东同志在谈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时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创造性地学习、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依据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新的理论观点。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突出地强调，要以创造性的理论成果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主张：“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深入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定概念，准确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特殊国情，为制定科学合理的中国革命的政策策略奠定了基础；创立了“新民主主义”这一特定概念，建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为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理论指导；创立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思想建党、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奠定了系统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基础。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新中国成立前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形成了独特的理论创造和制度创新。在国体问题上提出，我们建立的国家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对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在政体问题上提出，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但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种人民苏维埃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政党制度上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政党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中凝练出的一种重要政治制度，从特定斗争形式和政治主张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的新型民主制度和政党制度。在民族问题上提出，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的原则，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这些以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为基础的理论创造和制度创新，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根基，同时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再次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形成了自主性的理论建构。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特定概念，揭示了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主题；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定概念，揭示了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特定概念，探索了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同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结合起来的现实路径；创立了“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式现代化”“小康社会”“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等一系列重要的标识性概念，形成了新的理论飞跃的概念基础。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功实现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继承马克思术语革命的传统，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深入分析和总结中国具体实际并把中国的丰富经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新高度，深入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并勇于抛弃错误的概念术语，不断提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实现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形成自主性的理论建构，不断形成和发展完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习近平理论创新的话语建构特色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话语体系建设，并明确提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实际上是对马克思术语革命思想的继承，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经验的弘扬和发展，同时也展现了他在推进理论创新中的话语建构特色。
第一，在强化理想信念引领的过程中提炼标识性概念，牢牢把握理论创新的人民立场和正确方向。
理想信念能够形成强大的目标牵引力和方向引领力，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理论创新的性质和方向。马克思实现术语革命、创建新世界观的关键性前提，就是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毫不动摇地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它们引领下坚持正确的理论发展方向，提出创造性的理论观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针对一些党员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理想信念动摇的现状，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我们干事业不能忘本忘祖、忘记初心。我们共产党人的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我们要固的本，就是坚定这份信仰、坚定这份信念、坚定这份忠诚”。正是有了这种对理想信念的坚守，习近平总书记获得了理论探索的强大精神动力，把理想信念现实化，把理论立场具体化，创立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如“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不忘初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安身立命的根本”“人民主体地位”等等。这些概念既体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又具有当今时代特点，彰显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正确方向。
第二，在突出指导思想传承的过程中提炼标识性概念，牢牢把握理论创新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依据。
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又与时俱进地突破前人成果，形成符合时代特点的创新性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指导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针对一些人在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犯糊涂病，搞什么“包容多样”“保持中立”；一些人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竭力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悬空化”，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同时他又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必须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体系”等标识性概念，既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第三，在深化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提升中提炼标识性概念，牢牢把握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和不竭源泉。
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产生了理论发展的强大驱动力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新长征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新的实践必将催生新的理论，我们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善于发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生长点，研究并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所提出的新的历史性课题，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新境界。“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3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思索，他着眼于实践本身和客观形势的新发展，分析新的时代特征和矛盾变化的趋势，不断从实践经验中获得理论创新的素材，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等标识性概念，在回答重大实践问题中捕捉新的理论生长点，把成熟的实践经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新和发展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第四，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想的过程中提炼标识性概念，牢牢把握理论创新的政治定力和自主自觉。
思想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路径，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关键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纷纷出现，特别是一些人同国外敌对势力同声相和，宣扬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宪政论、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企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地强调：“对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要敢于交锋、敢于亮剑。对恶意攻击、造谣生事，要坚决回击、以正视听。……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他带领全党特别是党的理论工作者，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坚定的政治定力，同错误理论观点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在斗争中创造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例如，在同“普世价值论”的斗争中提出“共同价值观”“命运共同体”等概念，在批判霸权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合作共赢”“正确义利观”等概念，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等重要判断。这些富有创造性的标识性概念，融战斗性和真理性于一体，彰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精神和理论创造力，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同时，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在带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紧紧围绕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核心问题，牢牢把握理论创新的指导思想、人民立场、根本动力和政治定力，强化理想信念引领、突出指导思想传承、深化实践经验提升、深入展开思想斗争，以提炼标识性概念为关键环节，建构了一整套富有创造性的理论话语，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根本要求、奋斗目标、总体布局、战略格局、发展理念等作出了全面论述，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