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燃黄海之滨的火炬
——安哲同志战斗的一生
翻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形势图，山东省黄海之滨一支小小的火炬格外引人注目。这支火炬是安哲同志和他的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点燃的，它记录了一九三二年轰轰烈烈的日照暴动。
（一）
安哲同志原名安丰铎，字建亭，一九〇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生于日照县安家村的一户中农家庭里。父亲安仲玉上过几年私塾，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开着一个中药铺，兼当医生。安哲从八岁起便跟着父亲念书识字，十岁以后，一面读书，一面在药铺里干些零活。他从小聪慧、勤快，父亲非常喜欢他。安哲读《左传》的时候，一天能背过五十多行。遇到这种情况，父亲便满意地说：“好，我这个当师傅的要‘磕筐子’（指“文化浅，教不了”）了！”
安哲十四岁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天气格外冷。正在读书的安哲见长工小包穿着几件破单衣担水，脸都冻得发紫，便叫小包到药铺里烤烤手，问他为什么还不穿棉袄。小包便把母亲有病、吃药欠钱太多，做不起袄的原因告诉了他。这天，安哲无心背书，小包挨冻的形象老是浮现在他的眼前。最后他趁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把自己的短袄脱给小包穿，叫小包外面套上破褂子，谁也不准告诉。几天以后，小包的娘来买药向安哲的父亲表示感谢时，他父亲才知道。父亲并没有因此批评安哲，还暗地里夸奖他有出息。
十五岁那年，父亲决心叫安哲正式在药铺里学医，安哲硬是不肯，坚决要求继续求学。在舅父的资助下，一九二一年春，安哲由同乡人带领，步行到高密，从高密坐火车到济南，后考入省立第一中学。
没有进过小学门，一下子就进入中学学习，对安哲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他便把主要精力放在读书上，两年以后，各门功课的成绩均达到优秀。这个从乡下来的学生，勤奋读书的精神和平易近人的品质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二五年八月的一天，安哲与本县在济南上学的同学认识了邓恩铭同志。邓恩铭不断介绍鲁迅作品和《新青年》上的文章给这些青年阅读，使安哲等人大开眼界。在邓恩铭的倡导下，安哲组织日照县在济南上学的一些青年成立了“少年日照学会”，主要参加者有郑天九、牟春霆（陈雷）、李平章、丁观海、郑修廷等十几个人。这是个党的外围组织，也是党组织培养教育青年的组织之一。有时邓恩铭给“少年日照学会”的同学讲国际国内形势、国家的命运和青年人的前途等问题，有时共同阅读《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每周评论》以及鲁迅的作品，展开热烈的讨论。将近一年的学习，使安哲逐步明确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这些在少年时期解答不了的问题，开始找到了答案。每当寒假，“少年日照学会”的同学便利用回乡走亲访友的名义继续开展活动。有一次安哲带领大家到安家村的雇农侯氏家调查，侯家给地主当了十三辈“脚下人”，并被逼迫立了“石契”，把“天塌地陷，海枯石烂，脚下不变”十二个字刻在石头上，要传至万代。同学们气愤地说：“这简直是站在穷人头上拉屎撒尿！”通过这样的实际调查，又结合学习马列著作，大家的觉悟提高很快。一九二六年春由丁君羊（后脱党）介绍，安哲在济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开始北伐，八、九月份占领了武汉。在大好的革命形势下，为了支援北伐战争，省委决定选派一批进步青年到武汉参加革命。同年九月，安哲、郑天九、牟春霆、李平章等被派到武汉。在武汉，安哲考入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郑天九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宣传队，李平章被分派到“南湖学兵团”，牟春霆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一九二七年七月底，汪精卫叛变革命以后，安哲、郑天九、牟春霆、李平章几个人又凑在一起，大家对大革命的失败感到痛心，对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叛变革命感到愤慨，他们都处在苦闷之中。这时，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牟春霆向大家介绍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文章。毛泽东同志对革命形势精辟的分析，使大家在黑暗中见到了光明，在迷惘中看到了希望。安哲这个时候格外激动，他对大家说：“中国革命非由共产党领导不可，共产党非有自己的工农武装不可。”如果说“少年日照学会”时期的安哲，刚开始走上革命道路，那么武汉时期的安哲，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政治上则更加成熟了。一九二七年八月，郑天九、牟春霆从武汉回到本县进行革命活动，李平章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军事，安哲被派回济南任省委巡视员。安哲满怀信心地踏上了新的征途，临行时作诗一首，抒发了自己的豪情：
踏上长途，而今分散，肠空断！
道路茫茫何时转，只有遥相盼。
但是我们是弱者的先锋，一条火线，
聚也罢，离也罢，意志精神总长贯。
何憾！（原文是“何感”）
朋友我去了，预期着在奋斗中重见。
（二）
一九二七年冬天，省委派安哲同志到青岛搞工人运动。一九二八年春，省委又派安哲回日照同牟春霆、郑天九共同建立日照县委，在当地开展农民运动。这是中共日照第一届县委，直属省委领导，安哲任县委书记，牟春霆任组织部长，郑天九任宣传部长。县委建立后，安哲在安家村干小学教员，牟春霆在牟家小庄干小学教员，郑天九当国货贸易公司推销员，他们都以一种职业作掩护，秘密发动群众，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安哲回到家中，除了经常用家中的粮食接济揭不开锅的穷人以外，总是爱找长工和佃户们拉家常。刚开始，大家对这位细高身材、穿着大褂的英俊青年敬而远之；而安哲对穷庄稼人却一见如故，十分亲热。冬天他坐在长工铺上啦呱，夏天他与长工们一起在树下乘凉，即使平日走在路上，安哲见了大家也爱问长问短。天长日久，长工和佃户们对这个热心肠的读书人渐渐地亲热起来，从此，大伙不再叫“安先生”了，而是称名道姓，不分彼此。每天晚上，本村的长工们都愿意到“旗杆底”地主家的长工房里听安哲讲新鲜事情，冬闲季节连周围村的长工们也愿意到这里坐一坐。这里好像成了一处“长工夜校”。安哲通过这块阵地发动了雇农群众。他利用这个讲台，把“什么是土豪”、“什么是劣绅”、“土地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土地必须归农民所有”等道理讲给大家听，启发长工和佃户们的阶级觉悟。安哲讲话声音洪亮，用一些生动的例子把道理讲得很透彻。大家都说：“丰铎的一番话，把俺的心都说动了。”
一九二九年春天，长工李芹年一连几个晚上没来参加学习，引起了安哲的注意。李芹年个子不高，但是身体结实有力气，他性格刚强，为人正直，大家都称他“李钢蛋子”，在长工中很有威望。一天上午，李芹年去西南河送肥，安哲在河滩上找到他。原来这年闹春荒，李芹年家中又揭不开锅了，忙着求亲告友，晚上没有空参加学习。二人坐在河滩上，李芹年流着眼泪说：“丰铎，你是读书人，我们穷人的苦日子几时才能熬到头？”安哲说：“我们学着毛委员的办法办，穷人的苦日子很快就熬到头了。”接着安哲向李芹年讲述了毛委员领导红军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穷人当家做主人的事情。李芹年一听急了：“丰铎，我们也学着他们那个样子搞吧，不能眼睁睁地等死！”安哲又耐心地向他讲搞革命必须有共产党领导的道理，使李芹年受到深刻的教育。不久，李芹年入了党，并成为安家村党支部第一任书记。
每到年底，地主加紧向穷人逼粮逼款，使穷人过年如过鬼门关。一九三〇年年底，安家村的佃户明世厚，因未还清“旗杆底”地主安朝卯的地租和高利贷，十冬腊月被地主揭锅锁门赶出门外，全家饥寒交迫，哭哭啼啼。安哲得知后，一面派人安排明世厚暂且安身，一面派人找地主说情，恶霸地主安朝卯非但不允，反而蛮横地辱骂说情人。晚上安哲来到长工房里，李芹年早已按捺不住性子，提出要和狗地主拼了。安哲叫大家坐下，对大家说：“一根稻草谁也能拉断，如果把许多稻草拧成绳，牛也拉不断。大家想一想，一个人去拼命谁也救不了明世厚，大家齐心一齐干，逼着地主把陈租旧欠都减下来，不光能救了明世厚，大家也都能过个痛快年。”接着安哲向大家作了部署。第二天早饭后，明世厚等五人来到地主安朝卯门前“求情”，把安朝卯引出门外，李芹年带领二百多名佃户与地主讲理。李芹年跳上街旁矮墙说：“财主太没良心啦，我们一年头带露水脚带泥，腰都累弯了，连糠菜都吃不上。现在财主又不叫咱穷人过年，我们怎么办？”佃户们早已义愤填膺，齐声喊道：“找个地方和他讲理！”说着，佃户们蜂拥而上，架着安朝卯就走。地主老婆一看傻了眼，急忙哀求在场的安哲。这时安哲以说情人的身份出面，提出应资助穷人过年，陈租旧欠应减免。地主安朝卯在群众的压力下，只好答应，并给明世厚安上了锅。恶霸地主安朝卯减了陈租旧欠，其他地主也只好照办。这次斗争胜利了，佃户们都过了个痛快年，人人都夸奖安哲的主意好。而安哲通过这次斗争，看到明世厚苦大仇深，有觉悟，有斗争精神，经过进一步的教育，把明世厚吸收到了党内。
经过安哲积极工作，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安家村的赵友，两城的道士厉会东、厉复振，王家滩的盐警方明九、周维九，驻跸岭的看庙人杨德玉，于家村的于贡方（后来叛变）等人都是安哲早期发展的党员。尽管那时党的活动非常困难，安哲所在的核心组共五个人，但始终坚持五天一次组织生活会。会议一般都是夜间在草木丛生的坟茔里、河滩上或山沟里举行。在坟茔里开会，谁去了就在预先规定的供桌上放一块小石头，然后躲到一旁，最后到会的人看到石头放齐了，就在供桌上敲几下，躲在旁边的同志就凑上来开会。散会前再确定下一次开会的地点和联络信号。
正当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的时候，县委与省委的联系中断了。当时日照县委是通过青岛市委与省委联系的。一九二九年，由于叛徒王复元的出卖，青岛市党组织遭到破坏，日照县委便与省委失掉了联系。得不到省委的指示，大家都十分着急。安哲曾专程到济南，并派其他同志到莱阳、海阳、青岛等地，但都没有与省委联系上。一九三一年秋，又派县委委员郑天九到青岛，找到了青岛市委负责人，交谈了工作，从此日照县委又通过青岛市委重新与省委取得了联系。为了加强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县委在一九三一年秋在青岛建立了秘密交通站。主要交通员是安伯冶、佘炳干、佘华萼等，他们都在青岛裕东轮船公司当小职员，借轮船往返青岛、石臼所之便，将上级的指示、文件带回来，将县委的工作情况及时报上去。
一九三二年春，省委决定将日照县委改为中心县委，负责日照、莒县、沂水、诸城四个县的工作，安哲任中心县委书记。接着派牟春霆代表中心县委到莒县、沂水一带，对那里的党组织进行考察，并传达省委指示。安哲又在诸城南部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为了加强党组织的联系，安哲同志把驻跸岭庙作为全县党的活动中心。驻跸岭是安家村南面的一座孤岭，方圆八、九里，岭上没有住户，岭顶有一处古老的庙宇，看庙人杨德玉等都是忠实可靠的党员。庙宇周围树木参天，松柏葱茏，站在岭顶瞭望四方，不仅能望到上岭的每一条小路，而且也能望到周围村庄的街巷。凡是有人上岭，在岭下便有人用暗号通知岭顶上的杨德玉等同志。同时庙里养了一只大狗，对常来的客人总是摇头摆尾地迎接，而对陌生人却从不放过。为了便于掩护，安哲还在这里办了一个养鸡场，养鸡近千只，每天下蛋四、五百个，各村党支部负责同志就是以上岭买鸡蛋为名，来回报情况和研究工作。一九三二年六月，省委巡视员来过驻跸岭庙，安哲也多次在这里召开县委会议，布置全县的工作。
中共日照县委在白色恐怖下，经过几年艰苦的工作，党的组织在群众中扎了根。截至暴动前，全县共有党员七百多名，共青团员三百多名；有一百多个村庄有了党、团员，建立了六个区委，四十五个党支部，二十五个团支部。县委还扩大了活动范围，北至诸城境内的桃林、马家庄子直到城内，东北至胶南的大场、小场和泊里一带，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如觅汉会、佃户会、盐民会、车伙子会、放牛会也都建立起来。在秘密发展党、团组织，建立各种群众团体的基础上，县委积极领导农民向恶霸地主进行斗争，如发动佃户会开展减租减息的“双减”斗争，发动觅汉会开展罢工增资斗争，发动车伙子会开展增加运费的斗争，等等。这些斗争的胜利，打击了地主的气焰，教育了广大农民，使几千年来分散的、单干的农民逐渐组织起来，并认识到团结起来的伟大力量。特别是车伙子会开展增加运费的斗争，已经发展成为几十个村庄的统一行动。
日照县东临黄海，沿海有涛雒、石臼所、岚山头、王家滩四处通商口岸，莒县、莒南、日照等地的地主、资本家把花生米、花生油、生猪、山果等农畜产品从内地运到这里出口，把布匹、煤油、火柴等洋货从这里运到内地推销，因此推独轮木车跑运输，成了当地农民的主要副业。仅涛雒镇每日进出独轮木车达两千辆，真可谓“人肩摩，车轴挤”。地主、资本家为了攫取高利，一再压低运费，每百斤货一华里只给五厘钱；一个壮年推六百斤跑六十里路，来回两天，除了盘费，最多能剩三、四毛钱，仅能维持工具的磨损费。党组织掌握了这一情况后，首先发动党员在本村的推车工中进行工作，帮助他们算细账，激发他们为增加运费而斗争。接着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车伙子会”，停止小车单个出雇的老办法，由车伙子会统一向地主、资本家包运，并提出增加运费一倍。地主资本家当然不答应，便派出他们的狗腿子向四外村庄雇小车。车伙子会也到四外村庄进行宣传活动，并以车伙子会的名义写了许多告四乡亲友的传单。有的写道：
穷汉不夺穷汉碗，搭起伙来挣饭吃。
不是不让你们推，为的是脚价实在低。
吃斤锅饼八百五，穿双草鞋一毛多，
割副车耳换根轴，两件就是七毛几；
上山用力累断腰，下山车袢勒脖子，
汗水流一罐，脚掌磨破皮；
两天一个宿，盘费一块七，
回家算算账，净剩两毛一。
男人吃顿苦力饭，老婆孩子饿肚皮。
财主雇脚你不应，到咱会里通个知，
咱们和他讲价钱，提高脚价先让您。
这样一宣传，几十里路以内的小车，地主、资本家雇不到了，可是货物是亟待运走的，早一天装船就能赶上好行市，晚天运走就多一天的亏耗。为了利润，地主、资本家只好答应提高运费。于是车伙子会增加运费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县委领导的佃户会、觅汉会、车伙子会等群众团体的多次斗争，也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贫苦农民，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培养了一批觉悟高、斗争性强的骨干，这为以后的日照暴动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安哲同志冒着生命的危险，从事革命活动，曾遭到家里人的反对。正如安哲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五日的日记中所写的：“……和我父亲及哥哥屡次冲突，他们总是想着把我治得伏伏在地，作为家庭的奴隶，但是已经受了革命洗礼的我，怎能吃得住呢？结果家庭不和……”家庭长期闹矛盾，他的父亲一气之下闯了青岛，哥哥闹着要分家，妻子也曾以自杀相威胁。这一切丝毫没有动摇安哲的革命意志，他总是对全家耐心地说服教育，后来在安哲的带动下，父亲及全家也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三）
一九三二年六月，省委派巡视员到日照，传达省委的指示，要日照县委举行武装起义，牵制敌人的力量，支援中央苏区粉碎蒋介石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县委接连三次召开党的代表会议贯彻省委指示，并作出决定：积极进行准备，争取秋收结束后举行武装暴动。第三次会议是在驻跸岭召开的，主要研究了暴动的准备工作，对武装暴动的政治行动纲领、部队编制和军事行动计划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政治行动纲领是办四件大事：一，收缴地主武装，建立革命武装；二，要地主交出土地文契，当众焚毁，宣布土地为农民所有；三，打开地主的仓库，把粮食分给贫苦的农民；四，逮捕最反动的恶霸地主，替人民除害。部队编制：以党员为骨干，建立一支革命武装，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分南北两路，北路以安家村、于家村为中心，辖两个大队、六个中队，由安哲等负责；南路以邵疃、山字河为中心，也辖两个大队、六个中队，由郑天九、牟春霆等负责。军事行动计划：北路由安家村、于家村出发，集中力量攻打王家滩，回师两城镇，接着解放日照城北各村，南路由邵疃、山字河、牟家小庄出发，集中力量攻打涛雒，接着解放日照城南各村；然后两路大军合攻日照城、石臼所，最后进驻五莲山区，整编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
县委召开会议以后，各地党组织都进行了紧张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工作。一场大风暴就要到来的紧张气氛，使每个人的心情难以平静，大家都焦急地等待着暴动的命令。就在这时，一个突然的事件发生了。
九月二十四日清早，反动乡长于淑卿来找安哲。于淑卿是恶霸地主，又是国民党员，上勾结官府，下窝藏土匪，实属日照北乡一霸。他清早登门，肯定不怀好意。安哲不慌不忙，迎上前去。寒暄已毕，于淑卿两眼直盯住安哲，单刀直入地问道：“近来雇工、佃户天天开会，可能要出大事。安先生交游四方，你可知道此事？”安哲开始猛一怔，难道暴动的事走漏了消息？但他马上很自然地答道：“我交游四方，为的是打打麻将玩个痛快，哪里知道觅汉们的事？”随即反问道：“于乡长，是不是又要和去年一样，佃户、长工们要闹减租、闹增资？”于淑卿见安哲不理他这一套，便狡猾地说：“既然老兄不知道，我看咱们应当把穷小子们的活动情况向县里报告一声，要求衙门惩治惩治，免得他们造反！”安哲冷冷一笑：“你也太小心了，他们都是些穷庄稼汉，文不能执笔，武不会放枪，能造什么反？”于淑卿进一步要挟说：“我是为了地面上的安全，免得以后出事，你我都担待不起。”安哲仍然镇定地表示：“我看事情并不像你说得那样严重，既然你一定要报告官府，那你可以先起个稿，过几天咱再商量。”
于淑卿走后，安哲看事情不好，当天夜里便赶到山字河村，找到县委的其他领导同志，共同商议对策，并接着召开了县委紧急会议。会议认为，发动群众的工作已经在全县展开，并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豪绅的注意，如不迅速行动，可能造成意外的损失，便决定提前于十月十三日（农历九月十四日）晚上举行武装暴动。几天以后，于淑卿果然拿着一份递交反动县长杨锦标的呈文来找安哲。大意是：近来安家村、于家村一带雇工、佃农经常开会，可能有共产党鼓动“叛乱”，要求政府予以镇压，杀一诫百，以儆效尤云云。安哲看了呈文便说：“太言过其实了，平白无故要官府杀这些穷庄稼汉，未免太狠毒了。我看再过几天，如果穷人真的造反，再报告县长也不迟。”于淑卿见安哲不签字，只得垂头丧气地走了。安哲马上派人把于淑卿监视起来，使这个坏家伙成了瓮中之鳖。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三日晚上，按县委的统一部署，南北两路起义的烈火同时燃烧起来。安哲亲自指挥北路的起义。当晚七点钟，安家村参加起义的群众在村西边石嘴上集合，安哲作了简短的动员，便立即分头行动。他带领赵友等人负责缴地主安荣堂的枪。到了地主门口，赵友拍了一下门，假装惊慌地喊：“不好了，大笮失火了！”（大笮是在海边捕鱼用的大拖网，安荣堂除了出租土地外，还经营大笮捕鱼赚钱。）安荣堂一听大笮起火，就慌忙开门跑了出来。这时安哲从他身后闯进屋里，在枕头底下抽出了二十响的匣枪。地主安荣堂一看大笮没有失火，而家里闯进不少人，便退到屋里企图摸枪。安哲把枪口对准安荣堂严厉地说：“老实点，今晚共产党领导穷人起义，这枪不再归你了。”就这样，全村地主在一片“大笮失火了”的惊呼声中，乖乖地把四十多支长短枪交了出来。紧接着，安哲命令打开地主的仓库，把粮食分给穷人，并当众焚烧了地主的土地文契，宣布土地归农民所有。五个钟头的功夫，安家村变了样，平时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贫苦农民，今天第一次扬眉吐气。就在同一时间里，于家村在于贡方等人的带领下，逮捕了反动乡长于淑卿，收缴了地主的枪支，分了地主的粮食，焚烧了地主的地契，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河山店轰轰烈烈地搞了半夜，也拉起了一个中队的起义队伍。十月十四日早饭后，安家村、于家村、河山店的起义军，在安哲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向王家滩进发。
王家滩是日照东北部的大村镇，紧靠大海，海口可停靠小轮船，为日照北部、诸城南部对外通商的口岸，富商大贾近百家。镇内有商团、民团、盐警共二百余人，都有枪支。绕镇筑有坚固的围墙，墙上分段设有十多个子母炮台，每个炮台有射程二华里，扇射面积十平方米的子母炮六尊。墙外挖有一丈三尺宽、六尺深的壕沟。起义军逼近王家滩，敌人早有准备，接连几次攻击都没有攻下。安哲便用缓兵之计，把队伍后撤一步，假装吃饭。驻守王家滩的商团长常宝贵看到起义军进攻不利，又退了回去，就骄傲起来，回到团部又吹又骂，大吃大喝。这时在镇内干商团团丁作掩护的时子斌、张金全同志抓住这一机会，以到团部报告情况为名，乘机击毙了常宝贵。接着他们跑到围墙上大呼：“起义军攻进围子了，团长阵亡啦……”借以瓦解商团的斗志。我打入敌人内部干盐警的方明九、周维九等同志，把盐警分队集合到围墙的西南段，用暗号通知起义军发起进攻，并调转枪口扫射围墙上的团丁。一刹那，闹得全镇真假难分，敌人军心大乱。安哲乘机带领起义军强登围墙，胜利地占领了王家滩。起义军在王家滩稍作休息，马上回师，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占领了日照北部大镇两城。当天晚上就在两城南大庙召开了起义誓师大会。
两城南大庙，原名天后庙。竖在阅台上的两面红旗迎风飘扬，一面是标有镰刀、锤头的党旗，一面是“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的军旗。大会开始，安哲站在阅台上讲了话。他首先宣布：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已经开始了！起义就是为了叫咱穷人有饭吃，有衣穿，不受压迫，当家做主人。接着他讲道：“中央苏区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成立了工农红军，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今天，我们就是要走中央苏区的道路，建立工人农民自己的政权。”安哲讲话以后，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把整个北路起义军编为两个大队、六个中队，还组织了侦察队、奋勇队、辎重队、看护队。安哲任总指挥，于贡方任副总指挥。各大队、各中队都任命了队长、副队长。起义军共有七百多人。干部肩背匣子枪，腰束九龙带；战士手握钢枪，肩披子弹带，起义军中的五个女战士也都使上了手枪。整个部队人人精神焕发，个个斗志昂扬，整整齐齐，十分威武。最后，全军在红旗下庄严宣誓：不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誓不罢休！
南路方面，十月十三日在牟家小庄、平台、山字河、马家店、邵瞳等十几个村庄同时行动，建立了革命武装。十月十四日，由郑天九、牟春霆等同志率领，直指日照县南部重镇涛雒。由于敌人早有防备，内线无法发挥作用，起义军进攻受挫，只得放弃进攻涛雒的计划。接着起义军到平家村、山口一带，发动群众，扩大队伍，然后到邵瞳进行整编，也编为两个大队、六个中队，共计六百多人。
农民暴动的烈火，使反动派惊恐万状。日照县反动县长杨锦标吓得用土堵了城门，三、四天不敢出城，一天三次发电报，向反动军阀韩复榘告急。伪《大公报》惊呼：“日照县共产党暴动，……一日之间收缴数十村庄之自卫枪支，……已逾数千人……”山东军阀韩复榘也慌了手脚，立即下令展书堂以一师之众火速前往镇压，并叫日照、诸城、莒县等反动县长纠集地主武装，配合展书堂围攻起义军，驻在青岛的国民党海军也派出军舰停在石臼所、王家滩附近的海面上。
十月十六日，日照县反动地主武装从起义军的南面进驻河山店一带；诸城县的反动地主武装在起义军的北面进驻叩官、潮河一带；西面有莒县的反动地主武装和正在开来的展书堂师运其昌旅；东边面临大海，还有敌人的军舰封锁海面。敌人的兵力十几倍于我，真是众寡悬殊。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安哲同志避实击虚，率领起义军离开两城西进五莲山。但是，疯狂的敌人依仗着人多势众，从四面八方向起义队伍压了过来。安哲带领战士们打了一仗又一仗，战斗越来越激烈，伤亡也开始增加。在五莲山区，先后打了迂回潮河袭击战、林泉山突围战、魏家北山遭遇战和大王口突围战。十月二十日晚上，起义军在五莲山前老君堂召开了公审大会，处决了起义时带出来的反动地主于淑卿。二十四日，起义军在洼子北山又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敌人组织了猛烈的炮火，向起义军实行强攻，妄图一举消灭起义军，战斗十分激烈。安哲冲到战斗最激烈的山头，鼓励战士们沉住气，瞄好准，争取一枪消灭一个敌人，以实际行动支援中央苏区。刚刚拿起枪的农民，看到自己的总指挥冷静沉着，充满信心，开始打仗时的恐惧情绪也随之消除。从拂晓打到黄昏，起义军凭借有利的地形，连续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山下的敌人白白扔下了几十具尸体，只得望山兴叹。夜幕降临，安哲派奋勇队向西北面的敌人发起猛烈的突击。敌人乱了营，马上调兵封锁，起义军主力则乘机南下洼子北山，安全地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进到寨山隐蔽休息。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安哲在寨山后涧召开了干部会议，根据敌人重兵包围的形势和起义军给养、弹药供应的困难情况，认为继续坚持公开斗争，不利于保存革命力量，决定疏散部队，转入秘密斗争。南路起义军，坚持了十三天的公开斗争以后，得知北路起义军突围疏散的消息，十月二十五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也转入了隐蔽斗争。
（四）
中共日照县委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日照暴动，在十几倍于我的反动军队和地主武装的血腥镇压下失败了。但是，它却在反动统治十分严密的日照县打开了缺口，打击了国民党山东新军阀的统治和日照县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仅十三天的武装起义，革命的烈火燃遍了日照大地和五莲山区的几百个村庄，使日照县广大劳苦群众在饥寒交迫、求生不得的时候，找到了救星共产党，找到了翻身求解放的道路。
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广大劳苦大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成百名起义军战士被枪杀，整个日照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日照县反动县长杨锦标在县衙门前一次就杀害起义农民四十多名，诸城县反动势力在诸城西门外一次就杀害起义农民三十多名，鲜血洒遍街头，其情景惨不忍睹。起义军女战士夏德香、张兰田隐藏在九仙山山洞里，被特务捕去，当场残杀。北路起义军中队长周维九同志，在潮河村被国民党特务抓住，在该村西南树林里被剖腹挖心，尸体挂于树梢。仅于家村就被地主杀害了于丙同、于培树等五名起义军战士。安哲同志的妻子逃到泊里，被安家村“旗杆底”地主告了密，被抓到诸城押了一冬，后来被娘家人花钱才保了出来。
敌人曾以数千元悬赏捉拿安哲、牟春霆、郑天九等同志。安哲同志化装成吊孝人，骗过了封锁线上的敌人，才辗转到大连市。一九三三年初，安哲与大连市委书记张洛书（在武汉时是安哲的同学）接上了关系，由张洛书出面安排安哲到旅顺公学堂当教员。安哲同志始终惦记着日照县的人民和暴动后的工作，把转移到大连来的十几名起义军战士组织起来，继续开展活动。他还先后派转移到大连的起义军干部安茂祥、厉老四、邵子金等人秘密返回日照，与北平市委派回来的郑培宣同志一起恢复党的组织。后来，由于叛徒郑世果的出卖，郑培宣同志被敌人杀害。
一九三三年四月底，按照中共奉天特别委员会的指示，安哲同志化名王德海到奉天特委任宣传部长，开展工人运动。六月二十三日，叛徒张柏生（原共青团奉天特委副书记）带领日本宪兵把安哲逮捕，押在日本警察署看守所。在看守所里，安哲受尽了严刑拷打，始终咬定自己是个教书先生。一个多月的过堂，多少次死去活来，还是这个口供。残暴的日本宪兵也无可奈何，到八月份，只得把安哲作为嫌疑犯转到伪满法院监狱。
安哲同志被关在二号牢房。这个牢房共关了二十四人，大多数是反对日本占领东北，反对伪满政权而被捕的学生。安哲年龄较大，能诗善文，待人又热情，所以被难友们称为“二哥”；关在另一牢房的杨一辰同志（被捕前是奉天特委书记）被称为“大哥”。安哲把二号牢房的难友们组织起来，在狱中开展党的活动。他教难友们唱《国际歌》，给青年难友们讲毛委员领导红军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故事，鼓励青年难友好好学习，坚持斗争。十一月底，安哲还带领难友们为了争取放风和不受虐待，展开了绝食斗争，直至取得胜利。
一九三三年深冬，原任日照暴动北路起义军副总指挥的于贡方在大连市叛变，出卖了大连市委和日照暴动失败后转移到大连的十几名同志，也出卖了已经被捕的安哲同志。敌人再次提审安哲同志，并判刑六年。这时安哲同志已经骨瘦如柴，并且得了肺病，咳嗽不止。听到于贡方叛变的消息，他更是气愤难忍，进一步加重了病情，于一九三四年冬惨死在狱中。
安哲同志坚贞不屈，把生命早已置之度外，他遗憾的是失去了为党工作的机会。直到临死前，他向难友低声朗诵了他的诗，倾诉着他渴望能够继续为党工作的心情：
我们的心的火焰在熊熊地烧，
我们的急流的血在激动地跳，
起来，工作，工作，
灰暗的雾正弥漫在云霄。
用赤裸的手与足，
把塞途的荆棘踏折了；
用鲜红的沸腾的血，
造成一座虹的桥。
天国不在幻想者善美的梦境里，
天国是靠人间的前驱者的工作与勇骁。
安哲同志只度过了二十八个春秋，为党工作的时间确实是太短了。但他是日照县九十万人民的革命先锋和前驱者，精神是不朽的。他与战友们一起，用鲜血和生命点燃的日照暴动的火炬，永远放射着灿烂的光辉，鼓舞着日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着烈士鲜血铺平的道路，继续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直到革命的最后胜利。
（供稿：中共日照县委党史资料编写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