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充：英烈鲜血浇灌的红色热土
■张志森 文 斌 梁冬荣
顺泸起义纪念碑。
阆中市红军烈士纪念园中的雕塑。
南充是一片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这里英杰辈出，人才荟萃。开国元勋朱德、民主革命家张澜、共和国大将罗瑞卿、“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张思德均出生在这里。南充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斗争中，先后有5万多名儿女参加红军，3.8万多名英烈血洒疆场。
鲜为人知的中共川北支部
随着五四运动影响的深入和新文化新思想在南充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也逐渐在南充传播开来。1921年9月，四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王右木，嘱咐应聘到南充县立中学教学的张秀熟、袁诗荛等人开始建立川北据点。他们在张澜的支持下，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和读书会，组织师生阅读马克思主义书刊，指导学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南充的早期传播者。
1922年秋，中国革命家、教育家、“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应张澜邀请，到南充宣传全川自治联合会的纲领、宗旨时，还先后到南充几所学校以“中国青年的曙光”为题，向师生介绍苏俄革命，宣讲列宁的主张，并举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座，鼓励师生努力学习新思想，以改造社会为己任。从此以后，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杨伯恺、石琼、任卓宣、刘剑南等，也经常给营山、顺庆、阆中的同学和亲友寄回旅欧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办的《少年》《赤光》刊物和《唯物史观》等马列书刊。南充各地进步师生积极阅读《新青年》《中国青年》《新潮》《向导》《蜀报》《共产党问答》等报刊，还利用节假日以印小报、出壁报、贴标语、发传单等方式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并到茶楼、街头等公共场所发表演说，向群众传播革命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南充的广泛传播，影响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对人生信仰的选择，促使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从而为中共南充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创建准备了条件。
随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南充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纷纷回到国内，投身大革命洪流。杨伯恺、柏载鹍、吴季蟠、黄知风等在上海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后，参与了上海的工运、学运，亲身体验了国内火热的革命斗争。1925年秋，吴季蟠、黄知风接受组织的安排，回到南充、营山发展党组织，同时承担筹建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发展左派力量的任务。
1926年，吴季蟠、黄知风被驻防南充的川军第5师师长何光烈聘为师部咨议官后，在驻军中秘密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筹建国民党（左派）组织，先后将第9旅旅长秦汉三、第10旅旅长杜伯乾及一批中下层军官发展为国民党（左派）党员。与此同时，还在工人、学生、市民中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左派）党员。经过吴季蟠、黄知风等共产党人的辛勤工作，中共川北支部于10月前正式成立，吴季蟠、黄知风为支部负责人，直属中共重庆地委领导。
中共川北支部的建立，使南充人民有了自己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明确了奋斗目标和革命方向。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南充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新篇章。
顺泸起义和升钟寺起义
在南充市顺庆区西山风景区内，有一座“顺泸起义纪念碑”。这座纪念碑记录了1926年12月1日，为配合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在四川的泸州、顺庆（今南充）地区独立领导和策动部分四川军阀部队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史称“打响巴蜀革命第一枪”的顺泸起义。
1926年7月，共产党人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吴玉章等，准备在四川策动驻顺庆（南充）和泸州、合川的部分川军起义，打算以顺庆为根据地，集中三城起义军后，东向攻打绥定（今达县市）军阀刘承厚，控制川东，以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保障北伐军的侧翼安全。
1926年9月28日，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在重庆秘密召集黄慕颜、秦汉三和倾向国民革命的师、旅长代表12人召开军事会议，着重商议了“响应北伐，会师武汉”事宜。会后，单独留下顺庆、合川、泸州的5位代表，布置起义行动方案，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黄慕颜分任正副总指挥。
11月中旬，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在重庆浮图关下六店子刘伯承家召开紧急会议，成立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三人组成的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书记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
12月3日，顺庆驻军何光烈部秦汉三、杜伯乾旅打响了顺庆起义第一枪，把何光烈包围在师部。守敌惊惶失措，纵火焚烧了4条街，何光烈在混乱中化装潜逃。同日，黄慕颜在合川起义后将部队开往顺庆，刘伯承随军到达，起义军黄慕颜部及顺庆的秦汉三、杜伯乾部三路在南充会师。
顺泸起义震惊了四川军阀，邓锡侯、刘文辉等调遣军队于12月13日分三路围攻顺庆。通过激烈战斗，因力量悬殊，加之泸州方面起义军未执行到顺庆会师的命令，顺庆起义军便在刘伯承总指挥带领下向北突围，撤离顺庆，顺泸起义宣告失败。
顺泸起义虽然失败，但意义重大。这是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中共重庆地方执委有计划、有组织发动的一次英勇的军事行动，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组织武装起义的一次重要尝试。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四川军阀割据日益严重。1931年冬，中共升钟区委成立升钟区农民协会，并在升钟寺、保城庙、皂角垭、观音场等地建立起乡、村农民协会，会员达5000人左右。
1932年8月，党组织在升钟、保城建立游击队伍。11月中旬，原中共南充中心县委决定，立即组织南部游击战，实行土地革命。因升钟寺土豪劣绅联名告密，以及党组织在升钟民团的支部活动被敌人察觉，11月15日，敌人以“催粮”为名增派一个保安中队进驻升钟，并企图借升钟地区团总何义普25日娶儿媳的机会，把共产党员请来做客，然后乘机一网打尽。
党组织获得消息后，决定将计就计，发动升钟寺起义。11月25日夜，升钟寺周围集结5个游击分队3000余名游击队员，以及6000余名农协会员、赤卫队员和群众。总指挥部起义信号灯在二更时分亮起，顿时枪声大作，埋伏在升钟寺周围的游击队员猛攻敌营房，攻占区公所，夺了军械库枪支弹药，焚烧粮劵、派丁册等。11月26日拂晓，起义队伍成立总指挥部，正式打出“川北工农红军”的旗号，并召开群众大会，公布《分粮条例》，开展土地革命。
升钟寺农民武装起义使国民党南部县政府极为惊恐，派出保安团和各处民团设防堵截。正陷于军阀混战的田颂尧也慌忙电令阆中、南部、剑阁、盐亭等县驻军和保安团围剿。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武器弹药缺乏，经过几场恶战后，部队伤亡严重，多地相继失守，各路游击分队失散，升钟寺农民武装起义失败。在敌人疯狂报复和屠杀面前，300多名共产党员、红军游击队员和农协会员宁折不弯，被敌人杀害。
震动全川的升钟寺农民武装起义，为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奠定了群众基础，在配合红四方面军巩固和扩大川陕苏区的斗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红四方面军长征的主要出发地
1932年年底，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转战至川陕边境，成立了川陕省委和苏维埃政府。1933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入南充，先后取得了仪(陇)南(部)战役、营(山)渠(县)战役的胜利，建立南充苏维埃政权，下辖9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使川陕根据地向南扩展50余公里，面积达到4万多平方公里，其中南充境内就有8840平方公里。南充成为川陕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前沿阵地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驻扎地。
1934年秋，红四方面军在历时10个月的反围攻作战中，有计划地收紧阵地，适时实施反击，共毙伤俘国民党军8万余人，缴获枪3万余支，炮100余门，击落飞机一架，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川陕苏区。
1935年1月22日，党中央、中央军委电令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红四方面军根据中央电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实施西渡嘉陵江的计划。
3月28日晚，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打响。第30军第88师第268团从南充苍溪县塔子山神速渡江，建立了滩头阵地。29日拂晓，第88师后续两个团渡江投入战斗，攻占制高点。第31军从苍溪以北的鸳溪口强渡成功，一举攻占敌险要阵地火烧寺，击溃敌一个旅。第9军与第30军各一部从涧溪口顺利渡过嘉陵江。其余部队在嘉陵江北起红岩寺南至青牛庙50余公里的沿江渡口，实施了多路突破。
红军过江后，夺回被敌人抢走的大批船只，并在虎跳驿至涧溪口的江面架起数座浮桥，使红军大部队得以迅速过江。4月2日，阆中解放。至此，红军控制了北起广元、南至南充南部县约200公里的嘉陵江西岸地区，历时24天的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结束，打开了与中央红军会师北上的通道。红四方面军从南充境内的苍溪、阆中、仪陇、营山、蓬安等地集结，向西挺进。
南充不仅是红四方面军长征的主要出发地，还是红四方面军兵员的主要来源地。到1934年年底，红四方面军由最初的4个师、1.5万余人发展到5个军、15个师、8万多人，为红军员额补充发展壮大，巩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南充光荣的革命斗争史启示我们，坚守革命的理想信念，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是开创革命新局面的精神支柱；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党和军队的根本制度和政治纪律，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光荣的南充革命史必将激励后来的人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