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总理二字，无论什么时候，人们脑海中想到的首先是周总理，其亲切自然如斯人还在眼前。以至于“总理”这个词几为周恩来专有，他之后虽有多任总理，但人们单称“总理”时多是指他。
周恩来为何能受国人爱戴如斯，以至于专享“总理”二字殊荣。后人总结，周总理人格精神之伟大最主要的有三点：仁爱、牺牲和宽容，而犹以第一点为最
正文：
何谓牺牲？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牺牲，如为情、为亲、为友、为理想、为主义、为事业的牺牲；有各种程度的牺牲，如时间、精力、健康，直至生命。但最根本的，牺牲是一种自愿的付出，有爱才有牺牲。
大公无私，甘为别人牺牲自己，这是周总理的本性，一种生来具有的气质基因。
陆定一在回忆录中讲了一件他终生难忘的事。当年他随周恩来在重庆工作，常乘飞机往返于重庆和延安。一次空中遭遇恶劣天气，飞机表面结冰下沉。飞行员着急，让大家把行李全部抛出舱外，并准备跳伞。
这时叶挺11岁的小女儿因座位上无伞急得大哭。周恩来就将自己的伞让给她。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命比一个孩子还重要。后来，周恩来当了总理，在一般人看来已显贵之极、荣耀之极。但对周恩来而言，则是真正开始了生命的磨难、消耗与牺牲。我们任选一天工作日记，看看他的工作量。1974年3月26日——
下午三时：起床；
下午四时：与尼雷尔会谈（五楼）；
晚七时：陪餐；
晚十时：政治局会议；
晨二时半：约民航同志开会；
晨七时：在七号楼办公；
中午十二时：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和王后；
下午二时：休息。
这就是周总理的工作节奏，不给自己留一点缓冲的节奏。周恩来规定凡有重要事情，无论他是在盥洗室、办公室、会议上，还是在睡眠，都要随时报告。他经常坐在马桶上批阅要件，因为无时间吃饭，服务员只好把面糊冲在茶杯里送进会议室。
周总理的牺牲不但对自己，也同样要求家属、部下和身边的人。比如他的“十条家规”，这和古今官场上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为家属谋利、提拔重用亲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中国古代最忌讳但又最难根治的就是外戚政治与朋党政治。周总理则深知这一点，他宁肯矫枉过正，勿使有一点灰尘，不留下一点诟病。如此，亲属部下也要跟着做出了牺牲，超常规的牺牲。
“夫荣妻贵”也是千百年来中国官场的铁律。但在周恩来这里有另一条定律：只要他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进国务院。
其实，邓颖超在党内也属绝对的老资格，1925年入党，出席莫斯科六大的代表，瑞金时期的中央机要局长（相当于秘书长，后因病转由邓小平接任），长征干部，二次国共合作时的六位中共参政代表之一。论资格建国初组阁任一个正部长绰绰有余。
然而，周恩来却提名民主人士傅作义当了水利部长，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当了卫生部长，知名度不大的李书诚当了农业部长，夫人邓颖超则无缘一职。
对此，张治中看不过，说：“你这个周公不‘周’（周到）啊，邓颖超不安排人不服。”周笑答：“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事，先生就不必多操心了。”
党内老同志看不过，来说情。周恩来说：“她当部长，我当总理。国事家事搅在一起不利事业。只要我当一天总理她就不能到政府任职”。
非但如此，邓颖超不但不能进内阁，工资还要让。当时正部工资是三级，邓颖超任妇联副主席，资格老，完全够三级。但他们夫妇主动报告降两级，拿五级。批下来后，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上班少，又降一级，拿六级。国庆10周年上天安门的名单本有邓，周恩来审核时划掉。
1974年12月周总理抱病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毛同意邓任副委员长，可能是考虑到周的性格，又亲自写了一个手令：“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届人大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
周回来传达时却将此事扣下。到他去世后清理办公室，才在抽屉里发现这个“最高指示”。直到1980年华国锋才根据毛生前意见提议增补邓为副委员长。
周总理这种残酷的牺牲精神叫后人一想起就心中隐隐作痛。人心是肉长的，谁无感恩之心？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火化之日，火化工为使总理能平静入炉，竟以身试尸，躺在尸床上几次进出焚化炉，仔细体会进炉的感觉，调试尸床的速度和节奏。
“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这绝不是简单的领袖与公民的关系，而是人心与人性的共鸣，已成历史的绝响。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到那一步，“亲爱”二字总叫不出口，“人民的总理人民爱”这样的句式，自周恩来之后人民就很难再说出口。
马克思所说：“我们的事业是默默的，但她将永恒地存在，并发挥作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也应了康德的那句话：有两种东西值得我们敬畏，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42年前的1月8日，寒风凛冽的长安街头上，人群拥挤中哭声、喊声一片，十里长街、百万人群脸上洒满了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