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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物——毛泽东亲自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在登记表的“入党时间”一栏,上面写的是1920年。中国共产党1921年才成立,为何毛泽东1920年就入党了呢?要弄清楚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回到1920年的历史现场。

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

1920年初,毛泽东身处北京,正忙于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张敬尧是皖系军阀,1918年3月就任湖南督军,主政期间,作恶多端,民怨沸腾。毛泽东与湖南驱张代表团在北京进行了7次请愿活动,终于获得成功,张敬尧被赶出湖南。

在领导驱张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一直在思考改造湖南和改造中国的问题。此时的毛泽东,对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抱有很大的热情。毛泽东甚至设想,自己邀上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在里面“实行共产的生活”。

关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想法,他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表达得很清楚,他说:“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曾对斯诺说:“在那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

“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就在毛泽东尝试用改良的方法改造湖南、改造中国的时候,中华大地上的共产主义运动正在萌芽。早在1920年3月,李大钊就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2号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在上海成立的党的早期组织,实际上起到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为后来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奠定了基础。

就在党的早期组织创建过程中,毛泽东开始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了联系,逐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1920年初,毛泽东在北京与李大钊、邓中夏等接触较多,还和李大钊多次讨论了赴俄留学之事。毛泽东1949年在西柏坡这样讲到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此后,毛泽东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虽然思想上开始有了转变,但他此时的关注点还在改良的问题上。5月,毛泽东来到上海,和彭璜等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大家一起做工,一起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可以说,实现了他办“自修大学”的设想。

毛泽东在上海的这一段时间,他多次到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两人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问题,这是他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毛泽东后来回忆: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那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

带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毛泽东回到家乡湖南,成立文化书社,开始推介与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书社经营的书刊,包括《新俄国之研究》《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等译著。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放弃社会改良的主张,对湖南新任督军谭延闿“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仍抱有某些期许。他起草自治运动请愿书,但请愿书中的要求被谭延闿断然拒绝。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在11月25日给新民学会会员向警予、罗章龙等人的信中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我们“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新民学会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个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

1920年底,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秘密成立。至此,毛泽东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已成为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自己的入党经历,毛泽东在1945年回忆:“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指中共七大)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毛泽东作为党的重要创始人,将自己创建长沙党的早期组织认定为入党之时,是合理的,而他之所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其中的作用,无疑是最为关键的。

(本文原载于2019年03月15日《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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