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1905年生，1921年入团，192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青年运动、工人运动、黄埔军校、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1931年6月任中共永（丰）吉（安）泰（和）特委书记兼红军独立5师政治委员，是红军队伍里一位智勇双全的战将。毛泽东曾自豪地说过：“我们毛家出了一个将军”。
党中央于1931年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后，毛泽覃因反对王明路线，被诬陷为邓、毛、谢、古（指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领袖之一，受到残酷斗争，红军主力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担任苏区中央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边区司令员，率领留守部队转战闽赣边区。1935年4月26日，在瑞金黄膳口的红林山区黄狗窝被敌军包围，为掩护游击队员脱险，他跟敌人展开激战，子弹打光了，准备白刃格斗时，一颗流弹击中了毛泽覃的右腰上部，一直穿过前胸而英勇牺牲，年仅29岁。
1930年冬，时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委员兼后方办事处主任的毛泽覃，率部驻扎江西永丰县南部的君埠，领导当地军民扩大红军、筹集粮款，支援即将进行的第一次反“围剿”战争。
毛泽东于1930年11月30日第六次来到永丰，从龙冈爬黄竹岭前往君埠的沿途中，他看到根据地人民纷纷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进行坚壁清野，大打人民战争的热潮，但进入君埠地界时，他亲睹到两个地方红军押着一个青年，该青年的母亲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边走边骂着。毛泽东向前问明情况，才知道是奉毛泽覃主任的布置而进行的“扩红”行动。毛泽东听后，当即怒不可遏，马上命令战士放行回家。来到君埠宿营地源发药店后，气得晚饭也不吃，立即要陈昌奉把毛泽覃叫来，关上房门，不分青红皂白，狠狠地训斥了毛泽覃一顿，毛泽覃不服，两人便大吵了起来，几乎到了白热化程度时，毛泽东气不过，即举起拳头要揍毛泽覃，毛泽覃见势不妙，才改口认了错，毛泽东又坚持要毛泽覃写检讨，还要他亲自登门向老大娘赔礼道歉，以挽回不良影响。
由于争吵声音大，时间长，左邻右舍都甚感惊奇，很快在君埠街的人群中传为几乎人人皆知的事情。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桩往事，先后四次作了自我批评。
第一次，毛泽东到达陕北，得知毛泽覃牺牲的噩耗时，心情十分悲痛，沉默良久。有一次他向周恩来、朱德等人说：“我这个人心高志大，不屑干家务，喜欢四处闯荡，不愿随老父种田；二弟泽民比我小3岁，忠厚温良，只读了几年私塾，就辍学务农，持家理财，左右手都会打算盘，成为父亲的一位好帮手；三弟泽覃比我小12岁，一直受到父母的溺爱，天性机灵、淘气，脾气也暴躁，父母管他不住，只有我能管住他，他也会老老实实听我的话。这次我们两人发生争吵，主要是我脾气比他大，更不冷静，我负有更大的责任。可他现在为革命牺牲了，我也无法向他解释和道歉了。
第二次，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讲到党的民主时，他又一次谈起29年前在君埠兄弟争吵之事，他心情沉重地说：“我这个人有旧的东西，比如有一次我的小弟弟毛泽覃和我争论一个问题，他不听我的，我也没有说服他，我当时急了，大发脾气，挥拳就要揍他。我弟弟也是个要强的性格，最受不了委屈，此时也发火了，拍着桌子大声质问道：“怎么你要打人？这是革命的地方，是红军的队伍，不是毛氏宗祠！”事后，他还在一些人面前讲我的闲话：“共产党实行的是家法还是党法？父母不在，他是大哥就可以打我么？”
第三次，1959年6月30日，毛泽东第一次上庐山，下榻在“美庐”别墅，次日挥笔写下了《七律·登庐山》诗。有一天他与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等一起侃谈时，又一次谈及兄弟吵口之事，他说：“我这个人呀，40岁以前肝火大，那年我37岁，对弟弟动不动就发脾气，总觉得真理、正义在自己手里，直到现在我还有肝火”。他吸了一口烟，又深情地说：“也许我弟弟是遗传父母的基因，性子也急躁，如他第一次听到我在中央苏区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从不吸烟的他，突然向房东要了一袋旱烟，猛吸一口，呛得他连声咳嗽，眼泪也被呛出来了。那时我完全陷于孤立，不但没有一个人上门，连个鬼也不上门，我弟弟便抽空常来看我，为我解闷。后来他翻阅《斗争》杂志，看到一篇题为《什么叫进攻路线》署名文章，矛头直指邓、毛、谢、古，说这四人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我弟弟气得血涌脑门，立刻病倒，烧到39度，我和子珍连夜去帮他请医生。往后他为我受过很大委屈，受到撤职处分，下到兴国县基层改造，直到开始长征了，我也无法把他带走，我弟弟还不到而立之年，就为革命献出了青春。”
第四次，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以前从未听他说过兄弟间吵口之事，现在听到后甚感突然，很想知道毛泽覃烈士的一些情况，乘在一个星期天陪毛泽东散步之机，便问及此事。毛泽东再一次动情地说：“我的弟弟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受了我的影响，在革命队伍里不甘落后，长了不少见识，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1927年8月份，他到了南昌，却没有赶上南昌起义，一个人走了几百里路，困难重重，沿途当叫化子。后来，总算在临川城外追上部队，成了朱德的特遣大使，上井冈山与我联络，实现了朱毛会师，并创建了井冈山第一个党支部，他任书记。想到以前在江西君埠的争吵，我对弟弟缺乏民主，甚至动辄想用拳头来制服他，承袭了父亲的家长专制作风，太不理智，太不应该。”
温文尔雅的毛泽东，发脾气是很少的，尤其是对党外民主人士和人民群众，更是和蔼可亲。但他是个既有“虎气”，又有“猴气”，但以“虎气”为主的极有个性和自尊心的世纪风流人物，他决不愿失去自我，趋炎附势。他认为有人格而得生为第一，奋斗被杀为第二，自杀为第三，最深恶痛绝的是屈服。发起脾气来，火气十足，让人无法招架，而且使人害怕。所以，他经常检讨自己的“肝火”。毛泽东四次侃谈兄弟争吵的事，反复作自我批评，且每次都不就事论事，而是让人们体察全党不能搞家长制，不能动辄压服，批评指责也要讲究艺术，因人施教，以理服人。更说明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过错。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曾坦率地说：“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犯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在军事、政治方面，我都犯过许多错误，其数量有几十打，几百打。”1961年夏，毛泽东在庐山又对保卫人员张仙朋说：“人啊！好处占70%，坏处占30%，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不是圣人。”
党中央于1931年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后，毛泽覃因反对王明路线，被诬陷为邓、毛、谢、古（指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领袖之一，受到残酷斗争，红军主力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担任苏区中央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边区司令员，率领留守部队转战闽赣边区。1935年4月26日，在瑞金黄膳口的红林山区黄狗窝被敌军包围，为掩护游击队员脱险，他跟敌人展开激战，子弹打光了，准备白刃格斗时，一颗流弹击中了毛泽覃的右腰上部，一直穿过前胸而英勇牺牲，年仅29岁。
1930年冬，时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委员兼后方办事处主任的毛泽覃，率部驻扎江西永丰县南部的君埠，领导当地军民扩大红军、筹集粮款，支援即将进行的第一次反“围剿”战争。
毛泽东于1930年11月30日第六次来到永丰，从龙冈爬黄竹岭前往君埠的沿途中，他看到根据地人民纷纷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进行坚壁清野，大打人民战争的热潮，但进入君埠地界时，他亲睹到两个地方红军押着一个青年，该青年的母亲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边走边骂着。毛泽东向前问明情况，才知道是奉毛泽覃主任的布置而进行的“扩红”行动。毛泽东听后，当即怒不可遏，马上命令战士放行回家。来到君埠宿营地源发药店后，气得晚饭也不吃，立即要陈昌奉把毛泽覃叫来，关上房门，不分青红皂白，狠狠地训斥了毛泽覃一顿，毛泽覃不服，两人便大吵了起来，几乎到了白热化程度时，毛泽东气不过，即举起拳头要揍毛泽覃，毛泽覃见势不妙，才改口认了错，毛泽东又坚持要毛泽覃写检讨，还要他亲自登门向老大娘赔礼道歉，以挽回不良影响。
由于争吵声音大，时间长，左邻右舍都甚感惊奇，很快在君埠街的人群中传为几乎人人皆知的事情。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桩往事，先后四次作了自我批评。
第一次，毛泽东到达陕北，得知毛泽覃牺牲的噩耗时，心情十分悲痛，沉默良久。有一次他向周恩来、朱德等人说：“我这个人心高志大，不屑干家务，喜欢四处闯荡，不愿随老父种田；二弟泽民比我小3岁，忠厚温良，只读了几年私塾，就辍学务农，持家理财，左右手都会打算盘，成为父亲的一位好帮手；三弟泽覃比我小12岁，一直受到父母的溺爱，天性机灵、淘气，脾气也暴躁，父母管他不住，只有我能管住他，他也会老老实实听我的话。这次我们两人发生争吵，主要是我脾气比他大，更不冷静，我负有更大的责任。可他现在为革命牺牲了，我也无法向他解释和道歉了。
第二次，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讲到党的民主时，他又一次谈起29年前在君埠兄弟争吵之事，他心情沉重地说：“我这个人有旧的东西，比如有一次我的小弟弟毛泽覃和我争论一个问题，他不听我的，我也没有说服他，我当时急了，大发脾气，挥拳就要揍他。我弟弟也是个要强的性格，最受不了委屈，此时也发火了，拍着桌子大声质问道：“怎么你要打人？这是革命的地方，是红军的队伍，不是毛氏宗祠！”事后，他还在一些人面前讲我的闲话：“共产党实行的是家法还是党法？父母不在，他是大哥就可以打我么？”
第三次，1959年6月30日，毛泽东第一次上庐山，下榻在“美庐”别墅，次日挥笔写下了《七律·登庐山》诗。有一天他与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等一起侃谈时，又一次谈及兄弟吵口之事，他说：“我这个人呀，40岁以前肝火大，那年我37岁，对弟弟动不动就发脾气，总觉得真理、正义在自己手里，直到现在我还有肝火”。他吸了一口烟，又深情地说：“也许我弟弟是遗传父母的基因，性子也急躁，如他第一次听到我在中央苏区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从不吸烟的他，突然向房东要了一袋旱烟，猛吸一口，呛得他连声咳嗽，眼泪也被呛出来了。那时我完全陷于孤立，不但没有一个人上门，连个鬼也不上门，我弟弟便抽空常来看我，为我解闷。后来他翻阅《斗争》杂志，看到一篇题为《什么叫进攻路线》署名文章，矛头直指邓、毛、谢、古，说这四人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我弟弟气得血涌脑门，立刻病倒，烧到39度，我和子珍连夜去帮他请医生。往后他为我受过很大委屈，受到撤职处分，下到兴国县基层改造，直到开始长征了，我也无法把他带走，我弟弟还不到而立之年，就为革命献出了青春。”
第四次，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以前从未听他说过兄弟间吵口之事，现在听到后甚感突然，很想知道毛泽覃烈士的一些情况，乘在一个星期天陪毛泽东散步之机，便问及此事。毛泽东再一次动情地说：“我的弟弟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受了我的影响，在革命队伍里不甘落后，长了不少见识，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1927年8月份，他到了南昌，却没有赶上南昌起义，一个人走了几百里路，困难重重，沿途当叫化子。后来，总算在临川城外追上部队，成了朱德的特遣大使，上井冈山与我联络，实现了朱毛会师，并创建了井冈山第一个党支部，他任书记。想到以前在江西君埠的争吵，我对弟弟缺乏民主，甚至动辄想用拳头来制服他，承袭了父亲的家长专制作风，太不理智，太不应该。”
温文尔雅的毛泽东，发脾气是很少的，尤其是对党外民主人士和人民群众，更是和蔼可亲。但他是个既有“虎气”，又有“猴气”，但以“虎气”为主的极有个性和自尊心的世纪风流人物，他决不愿失去自我，趋炎附势。他认为有人格而得生为第一，奋斗被杀为第二，自杀为第三，最深恶痛绝的是屈服。发起脾气来，火气十足，让人无法招架，而且使人害怕。所以，他经常检讨自己的“肝火”。毛泽东四次侃谈兄弟争吵的事，反复作自我批评，且每次都不就事论事，而是让人们体察全党不能搞家长制，不能动辄压服，批评指责也要讲究艺术，因人施教，以理服人。更说明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过错。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曾坦率地说：“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犯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在军事、政治方面，我都犯过许多错误，其数量有几十打，几百打。”1961年夏，毛泽东在庐山又对保卫人员张仙朋说：“人啊！好处占70%，坏处占30%，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不是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