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元帅自1927年4月14日离开土生土长的家乡南湾街后，一直未回过家。
新中国成立后，他有三次回湖南视察工作可以回家。第一次是1957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回到阔别30年的故乡衡山县视察工作；第二次是1956年11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领导同志到湖南、广东、海南视察工作；第三次是1959年2月，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董必武、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湖南视察工作。其中给家乡人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
那年11月，正当红橘挂满枝头的时候，罗荣桓元帅回到了阔别30年的家乡——衡山县城视察工作（衡山县、衡东县原为一家，于1969年划分为两县至今）。当他回到县城时，距家仅40公里之遥的荣桓镇南湾村（南湾老街）的伯伯、叔叔、阿姨、哥哥嫂嫂兄弟姐妹、邻里乡亲们是多么想看看从南湾街走出去当了元帅的南湾“徕几”啊，而罗荣桓元帅同样又是多么想回到阔别近30年的南湾老街，看看昔日的金觉峰、马公桥、新大屋和教他读书做人的母校——“罗氏高等国民小学堂”的老师以及1926年在家乡开展农民运动时期成立的“衡山梦字九区农民协会”的乡亲们啊！……
记得他幼小时在“罗氏高等国民小学堂”读书曾写过一篇《论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作文，称赞大禹公而忘私的精神，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只要立志为民，又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就能造福社会，造福人民。也许正是大禹公而忘私的精神鼓舞了他，使他永远保持“公而不私”的精神，“永远跟着毛主席走，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三次回到湖南视察工作都把时间留给了人民群众和党的工作。
罗荣桓元帅回到家乡——衡山县城这天，正逢赶场，县城人山人海，川流不息。罗荣桓坐一辆军用吉普车来到县城北门的时候，即舍车步行，向街心走去。只见他头戴青尼帽，身穿褪了色的青尼中山服，柱着拐杖，步履矫健，边走边看。在一些小摊面前他操着一口衡山的土音“咯甲班椒要嘛嘎价？”“那甲麻壳花生今年收成好不好？”人们见他体格魁梧，而态度平易近人，说话和气，都高兴地回答着各种询问，话音里充满了敬意，可他们哪里知道眼前这位客人，就是曾经指挥千军万马，克敌制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罗荣桓元帅呢！
罗荣桓走到十字街口，在一家小百货店前停留下来，向一位年岁较大的售货员问了一声好，然后打探一个姓赵的钟表匠和一个姓邓的修鞋匠的消息。当这位售货员告诉他，这两个人都已去世的时候，罗荣桓的眼睛湿润了，发出一声长叹：“多好的人啊！”
原来大革命时期，罗荣桓曾在南湾街建立农会，这个姓赵的开的钟表店，就是当时我们党的联系点，罗荣桓在这里与当时县委的负责人接过头，因而认识了这个钟表匠；而姓邓的修鞋匠，是在罗荣桓离乡北去的时候，发现有人盯梢，他情急生智，装作修鞋，姓邓的主动地为他打了掩护，才摆脱了“尾巴”。
这两个人都不是共产党员，也没直接参加过当时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只在危机关头出自劳动人民的感情，对革命同志加以爱护和关怀。虽事隔多年，罗荣桓犹能牢记在心，这不仅说明罗荣桓记忆非凡。更主要的还是 罗荣桓心里装着普通劳动者。在他看来，那怕他们仅仅是为革命做过点滴好事，也是值得怀念的。
当时衡山县委会所在地是旧日的文庙，文庙前面是块大坪，还有一个旧日的戏台，解放后成为人们集会的广场。戏台左侧有条门通向当时的县人委会。罗荣桓先到县人委会，然后循后门穿过广场步入县委会。他站在广场中央指着戏台，说：“当年办农民协会时，这里可热闹啦，全县人民开大会，打土豪，斗劣绅都在这块坪里啊！”
然后，他还回忆到1923年湖南最早的一个农会——岳北农工会，被军阀赵恒惕镇压了，有四个农民代表惨遭杀害，全县人民抗议赵恒惕的暴行，也曾在这坪里开过一次盛大的追悼会。那时他在读书，赶不上参加，但他还记得当时众口传颂的一副挽联是：“六四岁，身首分离，是奇害、奇冤、奇诬、奇诈，应视为阶级之恨，百余里，灵魂归去，愿我妻、我子、我媳、我孙，都要报戴天之仇”。当罗荣桓把这副挽联背给同行的人听时，他引用了李大钊同志的两句话来赞颂：“这真是‘铁肩挑道义，妙手著文章’啊！没有这些先烈的鲜血，哪能有今天呢？”
县委会接待罗荣桓的是办公室的主任胡心平和县武装部的部长郭耀武同志，他们和其他的接待人员早在门口迎候。可是盼了半天，只见两辆军用吉普车先行空车开到，罗荣桓却在后面步行。老胡和老郭着急了，今日赶场人多，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
正在急谋采取措施时，罗荣桓夫妇俩和几位随从人员，已安详地踱着步子，到了县委的门前。老郭急忙跑上前，立正，敬军礼。罗荣桓热情地握着老郭的手，道声：“同志，你好！”老郭却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罗元帅回来了！”这激动人心的消息，立刻传遍了整个县委院子，许多同志迎上前来争着和罗荣桓握手。
县委会楼上一间陈设非常简朴的小房做了临时接待室。罗荣桓就在这里休息，老胡抱歉地说：“我们县委没有添置一点家具，连张沙发也没有。”罗荣桓坐在一张竹制的围椅上笑着回答说；“这很好嘛！这竹椅子是我们草市、南湾一带的特产咧！”因为县委书记和常委都不在家，老胡请示罗荣桓，是不是通知他们都回来一下？罗荣桓说：“县委书记能带头下乡，这是种好风气，不要喊他们回来了！这次，我不过是路过，顺便看望家乡的人民罢了。”老胡又问他，是不是打算回南湾老家一趟？罗荣桓回答说：“到了县委会就到了家一样嘛！”
罗荣桓在县委会，没有作过什么正式的指示，也没有要求县委向他作连篇累牍的工作汇报，只是和蔼可亲地像谈家常一样，问这问那。他问了县委机关房子够不够住，食堂吃多少钱一个月，干部分散下了乡怎么个学习法？还问了白莲寺的向家、富塘的罗家、石湾的刘家、后山的赵家、草市的谭家、鱼形的肖家，这些解放前全县著名的望族的变化，现在还有不少人在外面读书和做事等。
他一边听取接待人员的回答，一边感慨地说：“过去这么大的一个县份，就给这几家的东霸天、南霸天全部把持了，若不经过一番暴风骤雨，这些地主庄园是冲不垮的。”但他又说：“这几家过去的读书人很多，搞自然科学的、搞社会科学都有，这些人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还是有用处的。”罗荣桓用这种一分为二的辨证观点，深刻地阐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给了县委很好的启发和教育。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罗荣桓对家乡的教育事业和植树造林工作都很关心，他特意问到城北中学（衡山二中）的办学情况，希望家乡出更多的人才。他还记得这个学校的内苑，有一株大桂花树，周围有一整片苍松翠柏，把学校的环境装点得非常优美，他认为这样的风景林一定要保护起来，他又问到四方山的楠竹与杉树长得怎么样，他说：“小时候在十八湾崎上，看到大的楠竹可以做饭甑，粗的杉树可以凿棺材，不知全县的造林工作现在搞得怎样，要是全县的山山岭岭都能像四方山一样，我们的用材就不成问题了”。
罗荣桓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他从米河的自然风光问到治水问题。他说：“白茅洲、茫洲、小岳洲这几个洲上，一到秋天，白芦红桔，碧水蓝天，交相辉映，蛮好看咧。只可惜河里水浅，不大利于舟楫，特别是大岳滩、三钵花这几处地方礁石多，水流急，船工见了就害怕，不知现在怎么样？”当接待的同志告诉他县委即将拟订一个全面的治水规划时，罗荣桓频频点首说：“好！”
离开县委会后，罗荣桓一行随即到南岳视察。
在南岳，罗荣桓接连视察了管理局和南岳镇，并在店门前的公路旁一间茅舍，接见了当时祝融峰农业社的社长、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康菊英。
康菊英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北京怀仁堂曾多次见过罗荣桓。老康用南岳山下的清泉沏了一碗云雾茶，端给罗荣桓解渴。罗荣桓接在手里，很有风趣地说：“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这碗茶我一定喝完。”老康和工作组长老罗向罗荣桓汇报了农业社的情况。
罗荣桓问老康：“社员有钱用吗？”
“有是有点，但还不够。”
罗荣桓说：“算是句实话，没有吹牛皮。我看这个社员家里，虽是茅屋，搞得还板洁，有点旺气象，房里也有点新的行头和用具，不过衣食住行要统统改善还不容易，还得努把子力啊！你们除种好田外，还要多打点主意，多想点抓点现金的办法。”
老康向罗荣桓汇报了农业社多种经营和副业的情况，诸如搞了造草纸、板车运货、水库养鱼，还组织了社员采药、打猎、编席子等等。
罗荣桓听了高兴地说：“就是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衡山人有句俗话：‘不能织了箍去买鸭蛋——大也不要，小也不要’，农业社光是抓几粒死谷子怎么行呀！”
老康请罗荣桓对农业社的工作多作指示。罗荣桓谦逊地说：“我是个带兵打仗的，没有直接抓过农业社，今天是特地向你们内行请教的。”他笑了笑说：“你是个劳动模范，又是人民代表，今后你要多把一些实际情况和问题向党和政府反映。”
在南岳，罗荣桓一行还游览了山上山下的名胜古迹。
在祝融峰巅，罗荣桓还视察了高山气象站，这个站里的工作人员都是从部队转业的年轻小伙子。罗荣桓详细询问了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称赞这批青年人在艰苦环境下发扬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来搞好工作。
罗荣桓一行当晚下榻磨镜台招待所，县委准备筵席进行招待，被他坚决制止，并再三吩咐只搞几样简单的蔬菜即行。他还叫人弄点本地的红米冬粘做饭吃，吃得很合口味。他说：“现在的人，总以为吃大米吃点米心最好。其实这红米冬粘，虽然糙一点，但营养不差。什么事情都得看本质。”
罗荣桓这一次回到家乡是1957年初，离开家乡后第一次回到家乡，也是他最后一次回乡。所到之处，他问的、谈到的，都是生活中及其平常的东西，然而这也是罗荣桓深入群众，关心群众，与群众息息相通的那种崇高而真挚的感情的体现。
（作者单位：湖南省衡东县罗荣桓故居管理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