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在一九二五年以前就有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们的进步校长被诱捕杀害，局势一天天恶化，党组织采取紧急措施，布置党、团员疏散转移。在一个晚上，学校被突然开来的两营反动军队包围了，我与滕久忠同志一起乘隙逃出，经长沙跑到武昌。当时我们身无分文，又怕被发觉，只好挤在人群中混进火车车厢，藏在其他乘客的座椅之下。武汉政府在当时还算是革命的，没有公开反共。我们到达武昌后，较顺利地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十一军二十四师的教导队。
教导队的生活
二十四师是我党控制的武装力量，叶挺同志是师长。当时各地的进步分子多遭通缉或追捕，为了收容两湖地区的被迫害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培养党的基层军事干部，在二十四师成立了教导队。不到半个月，就有了一千多名学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团员。党组织十分重视这批新生力量，派了坚强的政治、军事干部来领导。记得当时大队长是孙树成，副大队长是申朝宗，中队长有李鸣科同志等。我任班长。在教导队同学之中，有谭家述同志。此外还有洪超、吴高群、江振海同志，他们都一直坚持斗争，当过红军的师长或团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滕久忠同志也光荣牺牲了。
虽然教导队的学员都是党、团员，具有较高的革命热情，但因绝大多数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又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所以，组织上对政治教育极为重视。除了上政治课以外，还经常请负责同志如周恩来、恽代英、叶挺等同志作报告。他们受到同学们的极大欢迎。恩来同志给我们做过两次报告，主要是讲形势和任务，他那爽朗明快的语言，鲜明的观点，透彻的分析，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的坚定态度，给大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的讲话，总是有的放矢、针对性很强的。他不止一次地亲切询问我们：“你们都是些学生，怕不怕苦，现在这样严格的军事生活，吃得消吗？”他还语重心长地鼓励大家说：“你们这支队伍，全都是党、团员，是建设红军的基础，一定要肩负起阶级的重托！将来你们要到部队中去，到士兵中去，掌握革命武装，学会打仗，用革命的军队去战胜反革命的军队，去夺取革命的胜利!”当时，我们大多数同志是直接受到过反革命武装叛变的迫害的，深知革命而无武装之苦，大家刚刚拿起了枪，心情是很振奋的，听了恩来同志的报告，更是受到很大鼓舞，同时也体会到我们党是在加强军队工作和武装斗争了。恽代英同志讲话十分幽默，富有鼓动力量。蒋介石叛变，一部分国民党人士实际亲蒋，表面上却标榜自己是中间派，孙科就是其中一个代表。恽代英同志就挖苦他说：“人家说孙科是中间派，我看他是站在中间，向前一步走，向右看齐!”很生动形象地刻画出孙科之流的真实面目。恽代英同志鼓励我们要在战争中学会打仗。某部在参加讨伐夏斗寅叛军的战斗中曾一度失利，退了下来。当时有人说他们不会打仗。恽代英同志就说：“我看不是这样，而是演习了一次退却，打仗总是要在战争中才能学会的”。叶挺同志讲话比较严肃，当时大家都传诵着他的战斗故事。当夏斗寅勾结蒋介石叛变，进攻武汉并已打到距武昌仅二十公里的纸坊时，我方因兵力悬殃，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退却了。当时叶挺同志的参谋长亲自督战，仍不能扭转不利形势。突然传来了消息：“叶挺师长到了！”战士们立即停止退却，转向敌人冲锋，终于将敌人打退。有一个营长原来只受了一点轻伤，就哼着下火线，一听师长来到，立即跳下担架，冲上前去。由此可见大家对叶挺同志是如何敬畏。
教导队的军事训练非常严格，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天不是一般军队的三操两讲，而是四操三讲，“四操”是：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操练，黄昏-一次军事体操。“三讲”是：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一小时点名训话。每天起床号一响，立即跳下床铺，穿衣、漱洗、整理内务完毕，照例是十多公里的跑步，而且还得抢占一座百多公尺高的山头，先到者站排头，后到者站排尾，这也是一种表扬和批评的意思。列队完毕后只休息五分钟，立即跑回原地，不解散队伍就带进饭堂。吃罢早饭，就进行军事教练，要求十分严格。一个动作做得稍不合乎要求，就要重做十几次，直到完全合乎要求为止。有时一排人、一连人连续重复做一种动作，直到全排、全连完全整齐一致为止。为了培养我们不怕严寒，不畏酷热，以适应以后战争的环境，虽然在武汉的炎热夏天里，也从未间断过军事操练。除此以外，教导队对集体主义的教育和劳动观点的培养，也很重视。假日必须集体外出，两人以上在街上行走就要求齐步行进。换下来的衣服要集体洗晒。我们住在武昌宾阳门外一所原来的大学里，宿舍地板是油漆的，必须每天擦洗干净。
当时我们的枪支很陈旧，套筒枪为数最多，甚至还有九响毛瑟枪，寥寥无几的“汉阳七九”，算是最新式武器。但我们对所有武器都很喜爱，保护得很好，擦洗得没有一点污痕。
由于共产党的领导，开始在部队中废除体罚，实行官兵平等的新型革命制度。上级命令必须坚决服从，但在党的会议上，大家都是党、团员，不分上级下级，均可互相批评。最初，有人对如此严格的军事训练不习惯，党组织立即进行思想工作，说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武装问题，要有大批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干部，派到部队里去，才能掌握武装，并与士兵同甘共苦，成为士兵的表率。我还记得有这样一段对话：
教员：“艰苦与死何者更难受?”
学员：“死更难受。”
教员：“不对，艰苦比死更难受。死只是一瞬间的事，而艰苦则是长期的、时刻都会遇到的。如果你们能战胜艰苦，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
经过一两个月以后，我们开始习惯甚至喜爱起军队生活了。身体锻炼得异常结实，青铜般的面孔，鼓起肌肉的臂和腿，我们手执武器，再也看不出一、两个月以前那种自由散漫的学生样子了。当然，这样严格的军事训练，确实使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人动摇了，他们吃不了苦，偷偷地开了小差，成了革命队伍中可耻的逃兵。在当时坚持下来的同志，则绝大部分都成了坚强的革命战士。在伟大的革命熔炉中，钢和渣就这样分出来了。
参加起义
武汉风声紧张了，当陈独秀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收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支自动交给唐生智总部时，使我们异常愤慨。由清一色的党、团员组成的教导队，更受到敌人的嫉视，他们想缴我们的械。教导队奉命离开武昌，经大冶、黄石港向九江进发。为了在途中减少目标，将各个中队改名为手枪队、迫击炮连、监护连等等。我所在的一个中队，以后便成为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警卫队。
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担任警卫任务期间，我经常见到恩来同志出出进进。他对我们警卫队的 同志非常亲切，每次走过哨位，总要和战士打招呼，这和当时有的领导人对下级军官和士兵动辄训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见到恩来同志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那间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甚至到天明。七月末的几天，担任警卫工作的我们看到负责同志们忙碌非凡，经常是夜已很深，还在开会，大家都预感到将会有什么严重的事件发生。果然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我们就接到“擦洗武器，补充弹药，整理行装，待命行动”的命令。
天黑后，大家全副武装在宿营地待命，坐在背包上窃窃私语：“要打仗了吧!跟谁打?是人家打我们，还是我们打人家?”正在这时，恩来同志从我们旁边走过，他停了下来，对我们说：“同志们，要准备打仗了，怕不怕！”大家齐声回答：“不怕！”恩来同志接着又说：“好!这次打仗，我们是有完全胜利的把握的，你们准备接受光荣的任务吧!”时间已是半夜，但我们谁也不想入睡。突然集合的哨音响了，班、排长到中队长处受领任务，才知道我们是要去策应一个部队的起义。远处传来了稀疏的步枪声，接着机关枪、迫击炮也轰鸣了。我们向着三军军官教育团驻地跑步前进。到达目的地时，营内吹起欢迎号，军官教育团全部起义了，领导起义的就是朱德同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当时他蓄着长长的胡须，态度和蔼而慈祥，他立即被接到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八月一日上午，朱培德留在南昌的部队全部被缴械，南昌已为我党领导的军队占领。后来我们才知道：参加起义的除十一军二十四师和三军军官教育团外，还有四军二十五师和贺龙同志率领的二十军。
南下广东
南昌起义后，决定南下广东。八月六日，我们警卫队奉命随军南下，担任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警卫，并负责押运南昌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每人除驳壳枪及子弹外，还背了两支步枪、两百多发步枪子弹，加上背包、军毯、水壶、饭匣、洋镐、铁铲，共重三十公斤左右。另外，每班还抬一个大帐篷，每人还要照管一个挑着枪支的民夫。八月的天空，连一片云彩也没有，每天三四十公里行程，真是又热又累，在第一天行军中，七十七团就中暑死了十几个同志。当时的民夫，不同于在以后的战争年代从根据地动员组织起来的民工，随时都有乘隙逃跑的可能，使我们在思想上十分紧张。警卫队中有一个年纪最小的战士，一不留神，民夫逃跑了，只好目已挑起枪支，但走不多远，就挑不动了，结果还是由指导员替他挑了。正因为这样，缴获的武器弹药在沿途丢了不少，这是非常可惜的。
这是一次长途行军，从南昌出发，经抚州、宜黄、广昌、石城、瑞金、会昌、长汀、上杭、大埔，直到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占领潮州、汕头，整整走了一个多月才停脚，而先头部队则已进入海陆丰地区。沿途在瑞金以北的壬田寨打了一次胜仗，在会昌又打了一次大胜仗，歼灭敌人一个多师。警卫队的战士们虽然万分疲劳，但精神振奋，始终保持着高涨的情绪，保卫着起义军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的安全。占领潮州后，我们这个排奉命留在那里，担负后勤部门和物资仓库的警卫任务。
南国风光的潮州，许多东西都是从未见过的，引起了我们很大兴趣。当时我方后勤人员正在潮州忙于筹粮、筹款和收集军用物资，前方正向揭阳、汤坑(今丰顺)地区的敌军发起进攻。我们在炮声隆隆中期待着胜利，不料情势却突然逆转，我军进攻失利，伤亡很大，退了下来。九月三十日早晨，炮声由远而近，到当天中午，潮州城郊响起激烈枪声。当时留守潮州的战斗部队数量很少，坚持到黄昏，被迫撤出潮州。我们也于仓卒间奉命撤离。仓库中许多物资、饷银和武器弹药，无法携带，绝大部分抛弃了，真是令人心痛。
撤出潮州后，我们东渡韩江，向饶平方向前进。到饶平时，朱德同志已率领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从三河坝撤到那里，我们同这支队伍会合一起了。接着就在朱德、陈毅同志领导下，开始向闽赣方向作战略转移。这又是一次长途行军，经饶平、平和、大埔、永定、武平、信丰到达南康、大庾地区。由于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减员很大，加上一些意志不坚定的战士和干部，对革命产生动摇，陆续离开了部队，到达信丰一带时只剩七八百人。因为部队成分不纯，加之基层党员太少，沿途军纪不好，于是将部队整编为一个团，朱德同志任团长，陈毅同志任团指导员。他们亲自整顿部队纪律，加强政治工作，坏分子被淘汰，留下来的同志更坚定了。形势变化得极快，将过旧历年的时候，我们进到湖南宜章，消灭了该县反动武装以后，即公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正式打起了镰刀、斧头的红旗，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湘南起义。
教导队的生活
二十四师是我党控制的武装力量，叶挺同志是师长。当时各地的进步分子多遭通缉或追捕，为了收容两湖地区的被迫害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培养党的基层军事干部，在二十四师成立了教导队。不到半个月，就有了一千多名学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团员。党组织十分重视这批新生力量，派了坚强的政治、军事干部来领导。记得当时大队长是孙树成，副大队长是申朝宗，中队长有李鸣科同志等。我任班长。在教导队同学之中，有谭家述同志。此外还有洪超、吴高群、江振海同志，他们都一直坚持斗争，当过红军的师长或团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滕久忠同志也光荣牺牲了。
虽然教导队的学员都是党、团员，具有较高的革命热情，但因绝大多数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又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所以，组织上对政治教育极为重视。除了上政治课以外，还经常请负责同志如周恩来、恽代英、叶挺等同志作报告。他们受到同学们的极大欢迎。恩来同志给我们做过两次报告，主要是讲形势和任务，他那爽朗明快的语言，鲜明的观点，透彻的分析，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的坚定态度，给大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的讲话，总是有的放矢、针对性很强的。他不止一次地亲切询问我们：“你们都是些学生，怕不怕苦，现在这样严格的军事生活，吃得消吗？”他还语重心长地鼓励大家说：“你们这支队伍，全都是党、团员，是建设红军的基础，一定要肩负起阶级的重托！将来你们要到部队中去，到士兵中去，掌握革命武装，学会打仗，用革命的军队去战胜反革命的军队，去夺取革命的胜利!”当时，我们大多数同志是直接受到过反革命武装叛变的迫害的，深知革命而无武装之苦，大家刚刚拿起了枪，心情是很振奋的，听了恩来同志的报告，更是受到很大鼓舞，同时也体会到我们党是在加强军队工作和武装斗争了。恽代英同志讲话十分幽默，富有鼓动力量。蒋介石叛变，一部分国民党人士实际亲蒋，表面上却标榜自己是中间派，孙科就是其中一个代表。恽代英同志就挖苦他说：“人家说孙科是中间派，我看他是站在中间，向前一步走，向右看齐!”很生动形象地刻画出孙科之流的真实面目。恽代英同志鼓励我们要在战争中学会打仗。某部在参加讨伐夏斗寅叛军的战斗中曾一度失利，退了下来。当时有人说他们不会打仗。恽代英同志就说：“我看不是这样，而是演习了一次退却，打仗总是要在战争中才能学会的”。叶挺同志讲话比较严肃，当时大家都传诵着他的战斗故事。当夏斗寅勾结蒋介石叛变，进攻武汉并已打到距武昌仅二十公里的纸坊时，我方因兵力悬殃，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退却了。当时叶挺同志的参谋长亲自督战，仍不能扭转不利形势。突然传来了消息：“叶挺师长到了！”战士们立即停止退却，转向敌人冲锋，终于将敌人打退。有一个营长原来只受了一点轻伤，就哼着下火线，一听师长来到，立即跳下担架，冲上前去。由此可见大家对叶挺同志是如何敬畏。
教导队的军事训练非常严格，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天不是一般军队的三操两讲，而是四操三讲，“四操”是：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操练，黄昏-一次军事体操。“三讲”是：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一小时点名训话。每天起床号一响，立即跳下床铺，穿衣、漱洗、整理内务完毕，照例是十多公里的跑步，而且还得抢占一座百多公尺高的山头，先到者站排头，后到者站排尾，这也是一种表扬和批评的意思。列队完毕后只休息五分钟，立即跑回原地，不解散队伍就带进饭堂。吃罢早饭，就进行军事教练，要求十分严格。一个动作做得稍不合乎要求，就要重做十几次，直到完全合乎要求为止。有时一排人、一连人连续重复做一种动作，直到全排、全连完全整齐一致为止。为了培养我们不怕严寒，不畏酷热，以适应以后战争的环境，虽然在武汉的炎热夏天里，也从未间断过军事操练。除此以外，教导队对集体主义的教育和劳动观点的培养，也很重视。假日必须集体外出，两人以上在街上行走就要求齐步行进。换下来的衣服要集体洗晒。我们住在武昌宾阳门外一所原来的大学里，宿舍地板是油漆的，必须每天擦洗干净。
当时我们的枪支很陈旧，套筒枪为数最多，甚至还有九响毛瑟枪，寥寥无几的“汉阳七九”，算是最新式武器。但我们对所有武器都很喜爱，保护得很好，擦洗得没有一点污痕。
由于共产党的领导，开始在部队中废除体罚，实行官兵平等的新型革命制度。上级命令必须坚决服从，但在党的会议上，大家都是党、团员，不分上级下级，均可互相批评。最初，有人对如此严格的军事训练不习惯，党组织立即进行思想工作，说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武装问题，要有大批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干部，派到部队里去，才能掌握武装，并与士兵同甘共苦，成为士兵的表率。我还记得有这样一段对话：
教员：“艰苦与死何者更难受?”
学员：“死更难受。”
教员：“不对，艰苦比死更难受。死只是一瞬间的事，而艰苦则是长期的、时刻都会遇到的。如果你们能战胜艰苦，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
经过一两个月以后，我们开始习惯甚至喜爱起军队生活了。身体锻炼得异常结实，青铜般的面孔，鼓起肌肉的臂和腿，我们手执武器，再也看不出一、两个月以前那种自由散漫的学生样子了。当然，这样严格的军事训练，确实使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人动摇了，他们吃不了苦，偷偷地开了小差，成了革命队伍中可耻的逃兵。在当时坚持下来的同志，则绝大部分都成了坚强的革命战士。在伟大的革命熔炉中，钢和渣就这样分出来了。
参加起义
武汉风声紧张了，当陈独秀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收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支自动交给唐生智总部时，使我们异常愤慨。由清一色的党、团员组成的教导队，更受到敌人的嫉视，他们想缴我们的械。教导队奉命离开武昌，经大冶、黄石港向九江进发。为了在途中减少目标，将各个中队改名为手枪队、迫击炮连、监护连等等。我所在的一个中队，以后便成为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警卫队。
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担任警卫任务期间，我经常见到恩来同志出出进进。他对我们警卫队的 同志非常亲切，每次走过哨位，总要和战士打招呼，这和当时有的领导人对下级军官和士兵动辄训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见到恩来同志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那间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甚至到天明。七月末的几天，担任警卫工作的我们看到负责同志们忙碌非凡，经常是夜已很深，还在开会，大家都预感到将会有什么严重的事件发生。果然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我们就接到“擦洗武器，补充弹药，整理行装，待命行动”的命令。
天黑后，大家全副武装在宿营地待命，坐在背包上窃窃私语：“要打仗了吧!跟谁打?是人家打我们，还是我们打人家?”正在这时，恩来同志从我们旁边走过，他停了下来，对我们说：“同志们，要准备打仗了，怕不怕！”大家齐声回答：“不怕！”恩来同志接着又说：“好!这次打仗，我们是有完全胜利的把握的，你们准备接受光荣的任务吧!”时间已是半夜，但我们谁也不想入睡。突然集合的哨音响了，班、排长到中队长处受领任务，才知道我们是要去策应一个部队的起义。远处传来了稀疏的步枪声，接着机关枪、迫击炮也轰鸣了。我们向着三军军官教育团驻地跑步前进。到达目的地时，营内吹起欢迎号，军官教育团全部起义了，领导起义的就是朱德同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当时他蓄着长长的胡须，态度和蔼而慈祥，他立即被接到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八月一日上午，朱培德留在南昌的部队全部被缴械，南昌已为我党领导的军队占领。后来我们才知道：参加起义的除十一军二十四师和三军军官教育团外，还有四军二十五师和贺龙同志率领的二十军。
南下广东
南昌起义后，决定南下广东。八月六日，我们警卫队奉命随军南下，担任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警卫，并负责押运南昌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每人除驳壳枪及子弹外，还背了两支步枪、两百多发步枪子弹，加上背包、军毯、水壶、饭匣、洋镐、铁铲，共重三十公斤左右。另外，每班还抬一个大帐篷，每人还要照管一个挑着枪支的民夫。八月的天空，连一片云彩也没有，每天三四十公里行程，真是又热又累，在第一天行军中，七十七团就中暑死了十几个同志。当时的民夫，不同于在以后的战争年代从根据地动员组织起来的民工，随时都有乘隙逃跑的可能，使我们在思想上十分紧张。警卫队中有一个年纪最小的战士，一不留神，民夫逃跑了，只好目已挑起枪支，但走不多远，就挑不动了，结果还是由指导员替他挑了。正因为这样，缴获的武器弹药在沿途丢了不少，这是非常可惜的。
这是一次长途行军，从南昌出发，经抚州、宜黄、广昌、石城、瑞金、会昌、长汀、上杭、大埔，直到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占领潮州、汕头，整整走了一个多月才停脚，而先头部队则已进入海陆丰地区。沿途在瑞金以北的壬田寨打了一次胜仗，在会昌又打了一次大胜仗，歼灭敌人一个多师。警卫队的战士们虽然万分疲劳，但精神振奋，始终保持着高涨的情绪，保卫着起义军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的安全。占领潮州后，我们这个排奉命留在那里，担负后勤部门和物资仓库的警卫任务。
南国风光的潮州，许多东西都是从未见过的，引起了我们很大兴趣。当时我方后勤人员正在潮州忙于筹粮、筹款和收集军用物资，前方正向揭阳、汤坑(今丰顺)地区的敌军发起进攻。我们在炮声隆隆中期待着胜利，不料情势却突然逆转，我军进攻失利，伤亡很大，退了下来。九月三十日早晨，炮声由远而近，到当天中午，潮州城郊响起激烈枪声。当时留守潮州的战斗部队数量很少，坚持到黄昏，被迫撤出潮州。我们也于仓卒间奉命撤离。仓库中许多物资、饷银和武器弹药，无法携带，绝大部分抛弃了，真是令人心痛。
撤出潮州后，我们东渡韩江，向饶平方向前进。到饶平时，朱德同志已率领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从三河坝撤到那里，我们同这支队伍会合一起了。接着就在朱德、陈毅同志领导下，开始向闽赣方向作战略转移。这又是一次长途行军，经饶平、平和、大埔、永定、武平、信丰到达南康、大庾地区。由于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减员很大，加上一些意志不坚定的战士和干部，对革命产生动摇，陆续离开了部队，到达信丰一带时只剩七八百人。因为部队成分不纯，加之基层党员太少，沿途军纪不好，于是将部队整编为一个团，朱德同志任团长，陈毅同志任团指导员。他们亲自整顿部队纪律，加强政治工作，坏分子被淘汰，留下来的同志更坚定了。形势变化得极快，将过旧历年的时候，我们进到湖南宜章，消灭了该县反动武装以后，即公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正式打起了镰刀、斧头的红旗，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湘南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