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和平，长征中的朱德

1935年6月，爷爷、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等率领2万多人的中央红军，经过8个月万里转战，历尽万苦千辛，在川西北懋功与张国焘领导的8万人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爷爷感到由衷地高兴，两军会师大大增加了红军的力量。可是令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由于张国焘搞分裂活动，红军内部再起波澜，爷爷和其它中央领导们将一起经受更加严峻的考验。

6月25日，爷爷、周恩来、张闻天和毛泽东等来到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天下着大雨，爷爷和其它中央领导一直冒雨耐心等待着张国焘的到来。

过了好长时间，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骏马，在30多名骑兵的护卫下，赶到了两河口镇。爷爷、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红一方面军的指挥员冒着倾盆大雨，站在路边的油布帐逢下欢迎他。随后，两个方面军在一起举行了会师大会。

在大雨滂沱中，爷爷和张国焘先后讲话。爷爷在讲话中热情地肯定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屡挫强敌、发展壮大的英勇业绩，指出：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劳苦群众的胜利！张国焘的讲话表面客气，但流露出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相左的意向，说：“这里有广大的弱小民族（藏、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局面的更好条件。”这给两军会师后的欢乐投下了阴影。

早在会师之前，中央红军与张国焘在会师后红军行动方向上就存在分歧。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下一步应该向何处发展，是就地建立根据地，还是向别的地方求发展，这是关系到党和红军前途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

爷爷、毛泽东等认为，全国抗日高潮必将到来，红军应执行“背靠西北，面向东南”的发展战略，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理由有三：一是此处地理环境接近华北抗日前沿，有利于红军开往抗日前线；二是有较好的群众条件，有利于红军作战；三是这一地区有陕北游击队的活动，与他们会师后可以在较短时间建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形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心。这是当时惟一可行的方针。为此，6月16日，张闻天、爷爷、周恩来、毛泽东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占领新疆”。目前计划，两方面军宜“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

第二天，张国焘复电中央，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主张应向川西北，经阿坝集中主力向青海新疆前进。如有困难，可暂时西进或南下。张国焘有自己的打算。在他看来，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1927年大革命失败一样严重，革命已进入低潮，处于“总退却”阶段，红军应卷起苏维埃旗帜，向中国西北部边远地区退却，与敌休战。

中央认为张国焘的意见是行不通的。此时蒋介石正调兵准备把红军压迫到黄河以西地区，阻止红军向北或向东发展，置红军于困境，尔后寻机消灭之。同时，张国焘选择的地区，多是穷乡僻壤，少数民族居多，存在着严重的民族隔阂，红军到了此地，必然造成供给和兵源的困难。所以，张国焘的方针在战略上是不适当的，是错误的。

6月18日，张闻天、爷爷、周恩来、毛泽东再次致电张国焘等，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主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肃）、青（藏），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

两军会师后，红军广大指战员并不知道中央上层出现的矛盾和争议，他们沉浸在会师的喜悦和兴奋之中。在当天举行的晚宴上，两军的首脑们谈笑风生，充满了一片喜气、祥和和团结的气氛。

但是爷爷已经从这表面的欢乐中清醒了，他根据这些年党内不断出现的的争论和斗争对红军的伤害中，吸取了教训。他认为，一定要尽早、尽快地统一思想、解决矛盾，即使矛盾一时难以解决，也要争取不扩大矛盾，维护团结，毕竟红军每天都在战斗，随时都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生存问题是当时第一重要的事情。

晚饭后，爷爷主动地送张国焘回住所，并利用这个机会和他进行了彻夜长谈。因为谈话时只有他们两个人，详细的考证已不大可能，但我从爷爷和张国焘各自的回忆中，可以大致地了解了其中的内容：

张国焘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党内的地位一直很高。在当时一、四方面军汇合之后的领导人之中，他是惟一一个从“一大”起就在党的最高领导核心工作的同志，再加上四方面军自长征以来，损失较小，兵强马壮，因此，他的野心和权力欲望开始膨胀，言语之中处处流露出对中央苏区反围剿失利和一方面军的重大损失的不满，他始终认为这是中央政治路线出了问题。

爷爷是在组织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时和张国焘相识的，但在三河坝分兵之后，8年之中未曾谋面。爷爷根据当时的情况，首先回忆了两人共同战斗过的风火岁月以及分手后的主要经历，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并针对张国焘对中央红军长征过程中的种种疑虑，爷爷向他详细地介绍了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初期失利的经验和教训，并详细地介绍了遵义会议的情况以及目前一方面军的状况。

张国焘为爷爷的真诚所感动，也详细地介绍了四方面军的战斗经历和目前的状况。张国焘对一方面军能在如此艰苦卓绝的情况下保留了大部分红军骨干感到十分震惊。

一方面军虽然损失很大，但干部和骨干基本保留下来了，当时，有很多同志是师长当团长、营长当排长。还专门有一个干部团，由陈庚当团长、宋任穷当政委，全部由红军的干部组成，为我军保留了大批的骨干。而四方面军人数虽然较多，但干部和骨干十分缺乏，有近半数是在川陕扩红和俘虏的川军组成。两军有很大的互补性。所以爷爷希望两军在干部和人员上进行交流。

爷爷耐心地听取了张国焘对中央的意见，以及对当前行动的看法。

爷爷认为，当前应暂时放弃政治上的争论，集中精力解决军事行动方针，政治问题待以后有机会再解决。

爷爷说：“蒋介石虽然派出10万人攻打我们，可我们大约也有10万兵力。第四方面军经过长期休整，兵强马壮，我们红军应占领淞潘地区，夺取战略要点，借以打开北进的道路。”

爷爷还通知张国焘，第二天9点在两河口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爷爷和张国焘的彻夜长谈，对两河口会议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张国焘在多年后的回忆录中写到：“我与朱德当年的剪烛话旧，假若当时能记录下来，也许是中共最有价值的史料……”

第二天，也就是6月26日9时，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中央委托周恩来作报告，他说，当前两个方面军都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需要在新的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因此，在什么地区创造新苏区是我们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制定战略方针的基本依据。他提出，战略方针应该是向北发展，把创建新区的着眼点放在川陕甘地区，而不应该向西向南或是留在原地发展，并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北上的理由，并提出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军委。

爷爷和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爷爷强调：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主张“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一致行动去打击敌人，并要从政治上保障战争的胜利”。（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年6月26日。）

由于爷爷作了一晚上的工作，张国焘在会上也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会议最后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略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部，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顺利向甘南前进。”

两河口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统一了一、四方面军的战略方针。虽然在会后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但这次会议对抵制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起到了重要的制约作用。

 6月29日，爷爷和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发布《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胡宗南前锋刚到松潘，兵力尚未集中完毕，碉堡工事还没构筑完毕之际，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各道路，以利于北向作战和发展。红一、四方面军主力集中于箭步塘、壤口、芦花地区，分左、中、右三路向松潘及西北地区开进。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任命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随后，爷爷、周恩来、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从懋功地区北上，于7月初翻越第二座大雪山，抵达卓克基，7月10日率红军总部到达芦花（今黑水县）。

朱德的朴实打动了徐向前

在一方面军出发后，张国焘却迟迟不指挥四方面军北上，他在两河口会议上虽曾表示同意北上方针，但看到红一方面军兵力比红四方面军少得多，个人野心进一步膨胀，在会后又致电中央提出另一套主张：“一方面军南下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张国焘致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电，1935年6月29日。）；并要求首先“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张国焘致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电，1935年7月1日。）唆使他的追随者致电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决行”的权力，企图将红军置于张国焘的控制之下。

红军总部在7月10日到达芦花后，见四方面军没有跟上来，爷爷、周恩来和毛泽东立刻致电张国焘，望他按照原定的“迅速北上原则”把部队“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朱德、周恩来、毛泽东致张国焘电，1935年7月10日。）

为解决“组织问题”，争取张国焘回心转意，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开会。会上，针对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主张增补一批人“可到军委”，周恩来主动表示愿让出红军总政委一职，张闻天也表示可以把党的总书记让出来。

毛泽东表示：提拔干部是需要，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关于党的总书记一职，毛泽东说，总政委职位可以让，但党中央的职位不能再让，否则，以后张国焘以总书记的名义分裂中央，那是极危险的。当后来张国焘另立“中央”时，人们才真正认识到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所包含的政治眼光和深远的韬略。爷爷认为毛泽东的这一策略非常高明。

为什么总政委的职务可以让？其中一条，毛泽东考虑，爷爷将继续兼任总司令，有他在，可以牵制张国焘。爷爷的“红军之父”美誉，绝不是徒有虚名，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他在红军中有绝对高的威信，就是四方面军的同志，对他也十分敬佩。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中革军委常委由四人增为五人，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

毛泽东与张国焘

当天，爷爷与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致电各兵团首长：“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命张国焘同志为总政治委员。”接着，中央在组织上又作出新的重大让步，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并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

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国民党胡宗南部已在松潘地区集结，原定战役计划已无法实现。红军只能改由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

但是张国焘得寸进尺，仍在暗地里进行反中央的活动，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等流言蜚语。同时，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中的少数人，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错误地提出“军阀主义”、“土匪作风”等批评，这也引起了四方面军一些干部的反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借口。

这些复杂的情况，使爷爷对两军会合后的团结问题感到忧虑。为维护团结，爷爷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找他们谈心，在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接触时，总是多讲他们的长处，推心置腹，以诚相待，深受四方面军同志的拥戴。同时爷爷还指派原红一方面军的一些政治工作干部到四方面军中去做思想工作，向他们宣传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主张。徐向前后来回忆道：

红一、四方面军首次会合后，由于张国焘怀有野心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甚至公开伸手要权；教条主义者又用‘左’的眼光看待红四方面军，指手画脚，横加指责，致使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受到不应有的损害。朱总司令从一致对敌的大局出发，做各方面的工作，努力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

在芦花，他和我交谈时，语重心长地说：大敌当前，两军的团结最珍贵，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不论平时或正式会议上，他都高度评价红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表里如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年轻、有朝气，部队生龙活虎，纪律严明，是支难得的有战斗力的队伍。

他说一方面军过去也是这样的，但经过万里转战，损失不小，十分疲劳，亟待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他希望一、四方面军指战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心，渡过眼前的困难，争取更大的发展。他的这些话，完全是顾大局的肺腑之言，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朱总司令作风朴实，宽厚大度，平易近人，为接近他的干部、战士共同称道。

徐向前从爷爷那里得知，一方面军保存的干部较多，兵员较少，便同陈昌浩商量，建议从一方面军派出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调4团兵力补充一方面军的4个军团。这和爷爷的想法不谋而合。

经中央批准，原在一方面军的张宗逊、陈伯钧、彭绍辉、李天佑、李聚奎分别担任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参谋长或政治部主任，还调去一批政治工作干部。这些组织措施，对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军事工作、政治工作，特别是后来对抵制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徐向前是山西五台人，早年毕业于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任排长。1926年11月到武汉，任南湖学兵团指导员。

1927年3月，在国共合作面临分裂的严重时刻，徐向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任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少校队长。大革命失败后，被中央军委派赴广州，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队长，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转往海陆丰地区，历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第十团党代表、四师参谋长、师长，与彭湃等坚持武装斗争。

1929年6月，徐向前被中央军委派往鄂东从事军事工作。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后，开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统治。

4月，张国焘、陈昌浩等来到鄂豫皖苏区，把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统治扩展到苏区。对于张国焘等制造的“左”祸，徐向前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徐向前本人也受到张国焘等人的怀疑，也是张国焘肃反扩大化的直接受害者。他的爱人程训宣就是因他而无端被以肃反的名义杀害的。

说起程训宣，当地老百姓没有不佩服的。她1911年出生在黄安七里坪一个农民家庭，兄弟姐妹都参加了革命。她没上过学，性格开朗，爱说爱笑。1928年，她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投入革命队伍，从事妇女工作。她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9年下半年经人介绍与徐向前结婚。1932年肃反时，她被保卫局抓走。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逼她承认是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直到长征抵达延安后，徐向前见到鄂豫皖苏区保卫局长周纯全，问他：“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才实话告诉他：“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但这并不影响徐向前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他相信这只是张国焘执行“左”倾路线犯下的错误。

1935年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扩大会议，徐向前在会上拥护中央路线，支持中央北上的主张。这次会上，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亲自授予他一枚红星奖章，以表彰他在四方面军的杰出贡献。

这一天，中革军委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命的决定》，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番号不变。

爷爷在发言中强调，对红四方面军“应有正确的估量”。他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力量，多次打破“围剿”中取得的成绩，也分析了在部队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及战略战术配合等方面存在缺点和不足，希望总结教训加以改进。主张目前正处在行军作战期间，一切服从战争的胜利，暂缓讨论军事以外的问题。

徐帅虽然不是一直跟随爷爷成长起来的干部，但爷爷对徐帅的评价却很高。在爷爷晚年时，多次对我们谈起徐帅，他说：“没有徐向前同志，光靠我一个人，是很难把四方面军带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