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1906年5月31日－1978年8月3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1906年5月31日生于四川省南充县舞凤乡清泉坝。1924年在张澜创办的南充中学读书时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底考入在武汉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参加过军校讨伐夏斗寅的战斗。7月15日军校被改编为张发奎部队的教导团。8月2日，张发奎在九江将教导团缴械。他离队回武汉寻找中共党的组织。患伤寒因无钱被医院推出门外，经历了第一次大难不死[1]。

罗瑞卿

1928年10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春被派往闽西，组建和训练游击队，任闽西红军第五十九团参谋长，率部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开辟闽西苏区。6月，随部队编入红四军，任支队党代表。年底参加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古田会议）。会后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与政委罗荣桓积极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加强政治工作建设，使部队获得很大进步。1930年6月，任二纵队（后改为十一师）政委。1931年5月，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中头部负重伤，并发大叶性肺炎，经历了第二次大难不死。

1932年3月任第四军政委，率部参加漳州战役，进驻海边的石码。6月任第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与参谋长徐彦刚率七师、九师作为一军团的右翼参加第四次反“围剿”中的登仙桥伏击战。1933年8月，获二等红星奖章。长征中曾任红军先遣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到达陕北后任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

1936年6月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西安事变后曾赴西安协助周恩来进行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2月回延安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主持抗大工作。1938年在毛泽东指导下写成《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一书，向全国介绍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经验。1939年7月率抗大总校和延安其他学校数千名教学员工到华北敌后办学，途经陕西、山西、河北三省三十个县，行程三千里，通过同蒲、正太两条铁路封锁线，人称小长征。1940年5月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转战太行山区，参与了百团大战的指挥和多次反“扫荡”。在此期间，他总结抗日游击战争政治工作的经验，撰写了《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等多篇著作，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建设做出贡献。1943年回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协助叶剑英同国民党方面和美国方面的代表进行谈判。解放战争中，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政委、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二兵团（后改为第十九兵团）政委，参与指挥正太、石家庄战役。在平津战役中与杨得志等率部在新保安围歼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对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春参与指挥太原战役。

1949年6月，负责筹建公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公安部部长、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开创国家的公安和国家安全事业，在十年内形成国家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罗瑞卿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59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1961年11月兼任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他参与组织战备，指挥海防和边防作战，组织领导尖端武器及常规武器的研制和生产。1964年和贺龙等领导全军性的练兵和比武，取得很大成绩。他坚持军事和政治的辩证统一，提倡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联系实际，反对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1965年底被林彪等人诬陷，受到错误批判，被迫跳楼自杀，经历了第三次大难不死。“文化大革命”中受残酷迫害，左腿致残。

1977年复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协助邓小平领导军队的整顿，积极参加和领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倡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条件。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78年7月出国治腿，8月3日不幸逝世。

1906年5月31日生于四川省南充县舞凤乡清泉坝。

1924年在张澜创办的南充中学读书时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底考入武汉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被编入入伍生总队（属黄埔军校第六期）政治第一大队第二队。参加过讨伐夏斗寅的战斗。

1927年7月15日军校被改编为张发奎部队的教导团。

1927年8月2日，张发奎在九江将教导团缴械。他离队回武汉寻找中共党的组织。患伤寒因无钱被医院推出门外，当气息奄奄的罗瑞卿苏醒后，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地。幸亏会馆的一位熊师傅发现了他，每天吃饭时给他送去一点粥，这便成了他生命的转机，原以为会慢慢死去的罗瑞卿竟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身体慢慢地好起来。经历了第一次大难不死。

1928年10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春被派往闽西，组建和训练游击队，任闽西红军第五十九团参谋长，率部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开辟闽西苏区。1929年6月，随部队编入红四军，任支队党代表。年底参加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会后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与政委罗荣桓积极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加强政治工作建设，使部队获得很大进步。罗瑞卿

1930年6月，任二纵队（后改为十一师）政委。

1931年5月，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中头部负重伤，并发大叶性肺炎。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罗瑞卿从昏迷中苏醒。他迷迷糊糊听到有人讲：“恐怕不行了，赶快通知后勤部门做棺材吧!”隔了一会儿，外面果然传来锯木头的声音。有人说：“棺材要做长一点，那个人长得好高咧!”罗瑞卿意识到这就是说的自己。然而，为他准备的棺材并没有用上，经历了第二次大难不死。

1932年3月，任第四军政委，率部参加漳州战役，进驻海边的石码。

1932年6月，任第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与参谋长徐彦刚率七师、九师作为一军团的右翼参加第四次反“围剿”中的登仙桥伏击战。

1933年8月，获二等红星奖章。长征中曾任红军先遣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到达陕北后任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

1936年6月，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西安事变后曾赴西安协助周恩来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2月，回延安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

1938年在毛泽东指导下写成《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一书，向全国介绍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经验。

1939年7月，率抗大总校和延安其他学校数千名教学员工到华北敌后办学，途经陕西、山西、河北三省三十个县，行程三千里，通过同蒲、正太两条铁路封锁线，人称小长征。

1940年5月，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转战太行山区，参与了百团大战的指挥和多次反“扫荡”。在此期间，他总结抗日游击战争政治工作的经验，撰写了《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等多篇著作，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建设做出贡献。

1943年回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协助叶剑英同国民党方面和美国方面的代表进行谈判。

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政委、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二兵团(后改为第十九兵团)政委，参与指挥正太、石家庄战役。在平津战役中与杨得志等率部在新保安围歼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对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春参与指挥太原战役。

1949年6月，负责筹建公安部。

任公安部部长、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开创国家的公安和国家安全事业，在十年内形成国家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959年9月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1961年11月兼任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他参与组织战备，指挥海防和边防作战，组织领导尖端武器及常规武器的研制和生产。

1964年和贺龙等领导全军性的练兵和大比武，取得很大成绩。他坚持军事和政治的辩证统一，提倡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联系实际，反对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罗瑞卿

1965年底至1966年初，被林彪等人诬陷，受到错误批判，列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之一，1966年3月18日被迫跳楼自杀，可是只摔成了脚跟粉碎性骨折，经历了第三次大难不死。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残酷迫害，左腿致残。

1977年平反，复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协助邓小平领导军队的整顿，积极参加和领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倡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条件。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1978年7月18日去联邦德国（西德）治腿。波恩时间8月2日7时手术进行，12时手术成功。但次日凌晨因心肌梗塞不幸逝世。

1978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派专机接回了罗瑞卿的灵柩。

1959年5月25日至29日，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一行来涟源检查视察工作。邵阳地委书记赵吉甫、邵阳地委工业部部长胡文生、涟邵矿务局局长郗光华、涟源县委书记郑海鹏、县长周兴和等人陪同前往，历时5天，先后视察了涟源钢铁厂、斗笠山煤矿、杨梓铁厂、湘波铁厂、湄江人和铁厂、安平铁厂，沿途还看了农业生产，并利用休息时间，走访了县委机关附近的蓝郊大队育儿园。

罗瑞卿在视察过程中，广泛接触了群众和基层干部，听取了各个单位领导人的汇报，还召开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座谈会，听取了情况汇报，并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5月26日，罗瑞卿到涟钢，听取了周兴和和赵祥厂长的汇报，参观了涟钢一、二炼铁车间和炼钢、轧钢、电站、机修、中心试验室、田湖铁矿，还与干部、工人进行了座谈。罗瑞卿说：“我是奉总理指示下来的，这次下来了8位副总理，我们是来大办钢铁的，促进钢铁生产的，中央是分几路下来的。”在涟钢田湖铁矿视察时，还到白鹞工区井下检查，访问工人，深入食堂访问炊事员。罗瑞卿认为涟钢的自然条件和远景发展是好的；涟钢职工的劳动热情和干劲是好的。看到1.5吨侧吹转炉炼钢时，赞扬炼钢炼得很好，干得挺不错。对涟钢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煤矿炸药库要搬家，炼铁高炉旁焦炭堆放处应打棚，一炼钢车间厂房要改造(因有木结构易着火)；肯定了自制铸铁代沙模，可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要抓紧4号高炉的建设，使其早投产；2号红旗焦炉6月份要有两座投产；要自搞烧结矿；福利设施要作长期打算，像个样子；要教育职工与厂矿周围农村搞好关系，互相支援，避免发生矛盾。对厂矿提出缺木材、焦炭、无缝钢管、电机设备、轴承、大小车皮、建井技术力量、蔬菜供应等问题，当即责成县、地区、省里和冶金部帮助解决，并表示有的问题带回去研究解决。

5月26日，罗瑞卿从涟钢的田湖铁矿去涟源途中，参观了湄江人和铁厂。在听了该厂青年女炉前工邱三娥的先进事迹后，罗瑞卿指出：“我们要关心后一代。不要让小孩子、妇女去干力不能及的事，一个14岁的孩子，挑30多公斤矿石，是会影响身体发育的。同时应该注意工矿职工的饮水卫生和防暑降温工作。要关心职工生活，才能提高劳动效率。”罗瑞卿还亲自到三娥车间访问了钢铁姑娘邱三娥，并同她合影。罗瑞卿听到这个18岁的姑娘解放前家里很穷，要过饭，没上过学，关切地对她说：“三娥，你生产干得很起劲，还得学文化哩，要做有文化的共产主义战士。”罗瑞卿又对涟源县的领导说：“这样的先进人物要培养，女孩子做炉前工不能长期干，设法让她先学文化。”1959年7月8日，县里决定邱三娥到县工业学校脱产学文化。那天，罗瑞卿还到湘波铁厂访问了一名叫肖祥满的青年工人，问他每天吃多少饭，吃多少钱的菜，吃没吃油，对工人的生活十分关心。

5月27日，罗瑞卿视察斗笠山煤矿后，对陪同的省、地、县负责同志说：“附近的小煤窑不要搞，应一律禁止，省里要做出决定。要下决心抓煤矿基建进度，突击把煤矿搞上去，解决基建设备和施工力量，使煤井快投产。”

选自《罗瑞卿诗词集》

爱子即将离家参军，思绪万千。写此四首，既有父子共勉之意，亦略表盼儿成长的真挚之情。

其一

父儿参军巧同龄，时代各异主义真。

父战蒋日确困苦，儿斗两霸更艰辛。

马列主义指方向，主席思想比日明。

盼儿鼓起冲天力，一代更比一代能。

其二

我儿年幼有胆见，挫折迫害只等闲。

正确错误分辨好，虚心待人最为先。

自我傲气须当改，群众关系即不难。

单枪匹马怎胜敌？万众一心能擎天！

其三

军中注意事虽稠，抓着关键即自由。

三大纪律时遵守，八项注意永不丢。

官兵团结如兄弟，军民一致鱼水投。

儿曾观天驱孤愤，望为阶级擒敌酋。

其四

我儿去参军，模范要力争。

政治成熟后，做个党之人。

标准有五条，党章载得明。

达到虽非易，创造凭自身。

思想最高峰，有志亦能登。

父母殷切意，愿儿切实行。

一九七四年年终

罗瑞卿在担任公安部长期间，深受当时“左”倾思想影响，办过错案，影响较大的有“两陈”冤案。

1950年春季，公安部长罗瑞卿把担任北平公安局长的谭政文调到广东，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陈泊被降为第一副厅长和第一副局长。

《文史精华》记载，1951年1月24日夜晚9时，正在家里办公的陈泊，被省公安厅人事处长派车接到华南分局的一个小会议室由从北京赶来的公安部部长宣布逮捕，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副局长陈坤。三天之后，陈泊与妻子吕璜及两个孩子，陈坤与妻子高华及三个小孩，被押送到广州火车站，由一个班的战士武装押解北京。两个昼夜到达北京后，两家人被直接押到公安部软禁起来。罗瑞卿

继陈泊、陈坤被押往北京后，一场空前规模的大逮捕铺开了，短短的十几天之内，广州市公安局中有三百多人被抓，而在广东省公安厅被抓的人数超过了七百人。短时间在一个省的公安系统内，进行如此大范围的抓捕行动，令人万分震惊。以两陈被捕为标志的这一事件，成为建国后公安系统第一大案件。

1951年4月底的一天深夜，被软禁在北京的陈泊与陈坤，尚在睡梦之中，突有一个班的荷枪实弹的军人闯入，将他们戴上手铐押走，投入了公安部的监狱。

轰动一时的“两陈案”从1951年1月24日起，一拖就是两年多，迟迟不能结案。两年之后，加在两陈头上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后台”的罪名不见了，变换成“大量起用未经改造的敌特警员，严重违反党的公安纪律”。1953年5月，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以陈泊“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对已在1952年10月，因精神折磨加上病后得不到医治而含冤去世的陈坤，也以“包庇反革命、特务”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在办案之初，罗瑞卿认定这是“国际间谍案”。由于在广州审不出结果，罗瑞卿决定把224名所谓“梁侠中统特务集团”成员交由公安部直接审查，并且指示要按照“国际间谍案”来办。但是公安部审查发现疑点重重，根本无法确定是“间谍案”或者“中统特务集团”案。一些办案人员提出实事求是下结论，但是罗瑞卿批示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办下去。

1953年，公安部政治保卫局长凌云(后来在上个世纪80年代担任过中国国家安全部第一任部长)在审讯梁侠之前主持会议说：“首先必须肯定梁侠为中统特务，审不出就要打屁股；审不出来就表现审讯工作的无能。”但是由于审讯人员坚持按照实际情况下结论，因此无法得出“中统”特务的结论。

1956年9月16日，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位负责人作了题为《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的发言，讲道：“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前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布鲁，滥用职权，包庇特务，背着党和人民所进行的许多犯罪活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同年第20号《新华半月刊》全文转载了这个发言，公布全国。自此彻底封住了关于“两陈案”的不同意见，给这一案件钉了铁钉。 　　在陈泊被关押期间，陈泊的妻子曾经找到中共副主席、总理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申诉冤情。周恩来了解案情以后曾经给罗瑞卿打电话谈这个案子。不料，罗瑞卿大为震怒，立即指示不准再让陈泊的家属探监。从此，陈泊的妻子再也没有听到过丈夫的消息。

1959年，在监狱中的陈泊将自己写的申诉材料扔出监狱窗口，期望有人捡到以后帮助投递。果然，一个清洁工捡到这份材料以后交给了有关部门。当时已经担任副总理和军队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看到了这份材料，勃然大怒，马上批示公安部严肃处理。陈泊因此受到更严酷的折磨。

1961年，陈泊刑满释放，还没来得及与妻子见面，又被莫名其妙地抓走，送入劳改农场，而且没有告诉他任何罪名。

1972年2月，病痛中的陈泊在被关押了21年之后在劳改农场死去。

1982年5月，陈泊、陈坤的冤案才得到了平反。公安部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两陈追悼大会，亦即平反大会。公安部长赵苍壁在大会上致悼词，指出：

……陈泊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在长期的锄奸保卫工作中，坚决打击敌人，保卫人民。特别在延安九年，对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广州解放前夕，他被派往接管广州治安。在华南分局和广州市委领导下，迅速恢复了广州的治安。在破案　工作中，他总是亲临现场，调查研究，掌握情况，组织破案，防止敌特破坏，保卫了广东各个重要设施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陈泊同志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各项政策。他忠心耿耿，坚持原则，兢兢业业，实事求是，努力工作。他襟怀坦白，大公无私，大胆无畏，刚直不阿，作风正派，热爱党的锄奸保卫事业。他爱憎分明，对敌狠，对己和。他爱护干部，联系群众，遵守纪律，艰苦奋斗，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一生。

但在全国解放初期，对陈泊同志曾作过错误处理。现经复查，已予平反，恢复名誉……

此后，对所有受到“两陈案”株连的人进行全面彻底的甄别平反。至此，折腾了整整三十年，使一千多人无端受到牵连的“两陈冤案”，终于被彻底翻转过来。

曾深爱《霓虹灯下的哨兵》并因此而成为其一大罪状。

罗瑞卿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光辉业绩。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他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一心跟党走的信念更加坚定，于1928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9年，党中央派他到苏区从事武装斗争，先后担任红军大队长、团参谋长、纵队参谋长、纵队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参加了古田会议和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他坚决拥护和贯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为红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任红军先遣队参谋长、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在极端艰险的情况下，出色地完成了保卫毛泽东主席、保卫党中央安全的任务。1936年起，他任红军大学和以后的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针，辛勤工作，尽心竭力，为各抗日根据地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军政干部。1938年，在毛主席的直接指导下，他撰写了《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这一重要著作，向全国介绍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经验。1939年7月，他根据中央决定，率领抗大总校向晋东南挺进，历时半年，行程1500多公里，突破日伪军多条封锁线，胜利地把培养抗日干部的大本营扎在敌后根据地，增强了敌后抗战的力量。1940年起，他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参与了“百团大战”的组织指挥。在转战太 行山区期间，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总结抗日游击战争政治工作经验，对八路军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等职，在正太、石家庄、太原、平津战役中，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和战略决策，积极领导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鼓舞官兵战斗士气，对国民党军队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为战役胜利立下了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同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任公安部部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务，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加强对敌斗争和治安管理，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政法公安队伍等方面都有重大建树。1959年4月，他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年9月又兼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后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1962年9月，罗瑞卿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他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参与组织战备，指挥保卫国家海、边防作战，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出了重大贡献；积极进行战略谋划，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参与领导发展尖端武器装备，组织实施全军群众性练兵活动，有力促进了部队的全面建设和战斗力的提高。“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虽然遭受残酷迫害，依然宁折不弯，坚信党和人民的事业一定会胜利。1975年8月，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77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他积极支持和参加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全力协助邓小平同志领导军队的整顿工作。他不顾病痛，以废寝忘食的精神积极为党工作，为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军队建设的影响，为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军队的拨乱反正和各项建设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

罗瑞卿同志对党忠诚、矢志不渝，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投身革命后，历尽艰险，百折不挠，在各种严峻考验面前，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党性坚强，胸怀大局，始终维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同一切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赤胆忠心，忘我工作，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了一生。

罗瑞卿同志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他常说，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目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始终坚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工作抓不出成效不撒手。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罗瑞卿同志文武兼备、勇于开拓，具有杰出的领导才能。他长期担任重要岗位的领导职务，有时身兼数职，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领导军事教育、作战指挥、政治工作，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善于从感性到理性，进行认真探索和总结，运用典型指导工作。他既是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又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的革命实践活动特别是在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为人民军队建设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丰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罗瑞卿同志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具有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他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爱憎分明，刚直不阿，处事果断，作风朴实，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基层，关心爱护群众。他立党为公，廉洁自律，生活俭朴，对亲属子女要求严格。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体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境界。

罗瑞卿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缅怀。我们要学习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学习他刻苦钻研，力求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襟怀坦白，光明正大，坚持真理，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严肃认真，勇于负责，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罗瑞卿故居从顺庆区城内出发，驱车向北十分钟，即可到达坐落在城郊舞凤镇清泉坝村的罗瑞卿故居。

1906年5月31日，罗瑞卿大将诞生在这里，在此生活了整整20年。故居为清光绪年间修建的一座三合院式木结构穿斗青瓦房，面积约300平方米。故居正中是堂屋，两侧是正房和厢房。西侧为将军及其父母的卧室、厨房及杂物间。故居前的院坝正中屹立着罗瑞卿将军半身铜像。东侧正房、厢房里，陈列着200多幅裱装精美、风格各异的书法和绘画作品，其中既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也有著名画家的字画，还有家乡人民的敬书。

故居西边的陈列室，向人们展示着将军的戎马生涯。展品包括将军生前的珍贵实物及文史资料十件，文史照片及绘画百余件。它给人们以启迪和力量，激励人们继承先辈遗愿，不断开拓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