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帅朱德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930年起，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春和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严正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坚决拥护和支持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长征途中，对张国焘的分裂红军和叛党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总司令）。转战晋察冀鲁豫等省，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1940年冬，提出“南泥湾政策”，对发展大生产运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随后又和毛泽东一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11月至1955年5月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是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八届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59年4月起任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886年12月1日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1909年初到昆明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武装起义。1915年12月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战争。1917年7月任滇军旅长，在四川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琪瑞的护法战争。1921年春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8月为寻求革命真理赴德国，在柏林结识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德国格丁根市一所大学里留学。1925年年内返回柏林，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两次被德国政府逮捕，并被驱逐出境。1925年7月到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夏回国，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四川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1927年初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训革命军事干部。

1927年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军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后，主力在潮汕地区被国民党军队击败，他率领余部转至湖南南部，发动农民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1928年4月率部万余人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随即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他和毛泽东指挥部队多次战胜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9年1月和毛泽东率部向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进军，为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30年8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先后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长征途中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分裂共产党和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不久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率领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协同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取得平型关等战斗的胜利，尔后指挥八路军各部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了许多抗日根据地。曾先后兼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所辖部分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共同作战，维护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1940年5月返回延安，提出“南泥湾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1945年4－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解放战争中，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47年3月同刘少奇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他亲临华北前线指导作战，取得了清风店、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开创了攻克坚固设防城市的先例。在战略决战阶段，他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9年4月和毛泽东一起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渡长江南下的作战命令，最后推翻了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朱德

他在长期的军事生涯特别是革命战争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并逐步形成一整套适合人民军队建设和作战需要的关于带兵、练兵、养兵、用兵等重大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在中国红军初创时期，他同毛泽东共同总结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成为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指导原则。以后又写了许多军事论文，论述运动战、山地战、隘路战、遭遇战、追击战、袭击战、攻坚战、歼灭战等战术思想，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在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连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1956年9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他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参与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极其关心并积极主张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及时提出一系列正确的建军方针和原则，对陆、海、空和装甲兵、炮兵等诸军兵种的建设和发展，对军事院校工作和培养现代军事人才等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他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调查研究，对发展工业、矿业、农业、商业、外贸、财政、交通等项事业，都提出过不少中肯的意见和重要的主张。他一贯主张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实行多种经营方式，主张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对于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提出纠正意见。建国初期，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为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维护党的组织纪律，克服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还多次出国访问、会见外国领导人，增进了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遭到林彪、江青集团的侮辱和打击，但受到毛泽东的保护。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选集》。[1]

朱德总司令与国防现代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朱德同志对于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就富有远见卓识，并为此作了不懈努力。

国防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的武力保障。在两霸争雄，战争不绝的世界上，要不受人家的欺负，要保住革命的胜利果实，不能没有现代化的强大的国防。国防现代化，包括了广泛的内容，如先进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精良的武器装备，高质量的教育训练，科学的编制体制和兵员动员制度，完善的军事设施、战场建设和人防工程，良好的后勤供应和充裕的物资储备，规模可观的国防科研、军工生产体系等等。朱德同志在这一系列问题上，都有深刻的论述和鲜明的主张，其中讲得最多的是作为国防现代化主体和核心的军队现代化。朱德

现代战争是前后方浑然一体的立体战争，是诸军兵种一致行动的联合作战。因此，军队现代化，从编制体制上来说，首先要改变单一步兵、单一陆军的状况，建立和发展诸军兵种及技术分队，向“合成”方向发展。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及太平洋战场上已形成规模。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中国军队也有了初步的体验；1955年，中国军队在解放大陈列岛战役中，组织陆海空军联合登陆作战有了首次实践。毫无疑问，军队合成的程度，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总体能力，已成为衡量一支军队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建国之前，中国没有空军，没有海军，也没有独立的技术兵种。我军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完成现代化的建军任务，就要尽快组建新的军兵种，为“合成”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朱德同志多次指出，现在的作战对象不同于国内战争时期的敌人，它有高度的现代化装备，有很完善的诸军兵种。应针对它们的编制和战术来研究出有效的对策。他及时地向全军提出了总结经验，整顿编制，学会诸兵种联合作战的新任务。为了尽快使中国军队编制和战斗编成达到合成化，朱德同志亲自抓了空军、海军、装甲兵等军兵种的组建工作，先后从陆军中抽调大批骨干充实到这些部队，以欣喜的心情看待这些具有强大火力、突击力和机动力的新军兵种的诞生。他在各军兵种所作的许多重要指示中，一再指出这是把我军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历史性变革，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刻不容缓的大事。在此后的年月里，朱德同志在政务繁忙的情况下，仍一直关心着各军兵种的建设和部队合成作战能力的提高。他还经常深入海边防视察，对各总部、各军兵种和院校，对国防科研和军工生产，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

朱德同志是善于把革命精神与求实态度结合起来的楷模。在经济建设上，不赞成闭关锁国；在军队建设上，不主张固步自封。50年代初期，中国生产力水平很低，军队的技术装备有限，部队成员绝大多数又是来自农民，再加上刚刚取得全国性胜利，干部战士很容易产生墨守陈规、因循守旧的思想，迷信自己的传统。朱德同志敏锐地洞察了这一实际，及时教育部队排除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思想障碍。他强调指出，不能丢掉过去的优良传统，也不能被过去的经验所束缚。要发扬优良传统，保持高度的政治素养、军事素养，总结以往作战的经验，在此基础上，虚心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学术、国防科技和治军方法，开阔自己的视野。同时，他还以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求全军同志在学习外国的时候，要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采取有选择有创造的学习方法，不机械照搬，不盲目崇拜，不依赖别国，把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与自己的独创相结合，闯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军情的现代化国防之路。他号召大家，要把所学的军事科学知识，创造性地运用到现代化国防建设、保卫祖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实际斗争中去，直到战胜敢于来犯的敌人，以完成我军光荣的历史任务。

不能否认，武器装备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各种大规模杀伤和破坏性武器大量涌现的当代，一定要加快研制和装备先进武器的速度。拥有一定战略核力量，既有对付敌人核袭击的还手之力，又可滞制、反对核战争。但是，以过去的经验和现代局部战争的经验都证明，不管交战双方武器装备的质量差别有多大，都抵销不了战争的正义性，团结一致，训练有素、英勇善战，富有牺牲精神的部队所拥有的强大力量的优势。在朱德同志的军事著作中，贯穿着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的思想。早在1938年，他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就曾指出，中国武器虽则落后，但使用武器的人不应当落后。朱德

只要从政治、精神、战术技术等各方面提高部队素质，就能够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朱德同志在建国初期的军事著作中，对提高部队素质也作过许多重要论述。例如，他强调军队要坚决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一切听从党指挥；强调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克服个人主义；强调坚强英勇，临难不苟，不怕劳苦，不怕牺牲，把革命英雄主义发扬光大；强调力戒骄傲自满情绪，保持谦虚谨慎的美德，不断增进军内外团结；强调提高革命警惕，丝毫不松懈战斗意志；强调加强组织纪律性，加强部队训练，严格要求；强调勇敢加技术、勇敢加战术等等。他的这些思想，对于新时期的军队建设，从总体上提高部队战斗力，都是仍然必须遵循的原则。

朱德同志认为，科学是永远向前发展的，国防现代化也不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你赶人家，人家也在进步，稍慢一步就赶不上了，一定要急起直追，一刻也不能松懈。朱德同志的这一思想，是极其光辉的。国防现代化是一个变化着的概念，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一支军队是否现代化了，不能只用自己的今天同自己的昨天相比，更重要的是要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在国际上把大量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的当代，如果闭目塞听，抱残守缺，固守过时的概念，如果不及时研究和解决军队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必将导致不可设想的严重的后果。我们学习朱德同志的建军理论和实践，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习他大力提倡的“和社会一道前进”的进取精神，全面研究、随时掌握武器装备和作战方法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加速国防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增强训练和战备的科学性、计划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集中全军同志的智慧和力量，为建设一支无敌于天下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而努力奋斗。

朱德对三大战役进程的科学预见

朱德三大战役是对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决战过程中所进行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总称。三大战役前后历时142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154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以及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为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三大战役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的胜利，标志着蒋介石20多年来在中国的统治行将结束。

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在解放战争包括战略决战中，是如何对三大战役进程作出科学预见的呢？朱德立足于全国战场，从战略战术方面对三大战役的进程作了全面的预示。

预见三大战役尤其是辽沈战役的具体进程，并指出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

1948年8月23日，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就解放战争第三年的任务、战略决战的地点、时机和条件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中原战场是决战战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战争第三年的后十个月中，“军事上我们希望解决傅作文，拔掉济南、太原诸点，然后集中兵力继续向蒋管区挺进……”“现在敌人在中原组织许多兵团，企图同我们决战，我们则不同他们决战，因为时机还未到，过早决战对我们不利。所以目前还只是同他们在中原进行一些机动作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准备物质条件（主要是炮弹、炸药）。到条件成熟时再同他们在中原决战。那时‘啃不动的也要啃动 ’，‘拔不掉’的也要拔掉。”①“对东北的敌人，我们不能让他们进关。蒋介石说要守住长春、沈阳，这很好。因为他们把这样多的敌人放到这样远的地方，每天靠飞机运输接济，这就增加他们许多麻烦和消耗。如果让他们进关。不论是增至华北或华中，都会增加我们不少的麻烦。”②情况正如朱德分析的那样，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野采取“攻济打援”部署，经过八昼夜的攻坚，一举消灭有十余万重兵把守和坚固设防的济南城，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开始突破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与此同时、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辽沈战役正在激烈进行，东野主力长驱南下，连克绥中、兴城、义县，截断北宁线，威逼锦州，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

对东北和济南等战场形势作了分析总结，并预示1948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

1948年10月1日，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对各战略区进行了分析。他说：“过去我们是怕东北的敌人进关，因为进关后，不管增加到哪里对我们都是不利的。现在敌人已不可能进关，我们可以在东北将他们消灭。”朱德认为“打下济南，对我们很有利，可以利用它原有的工业基础进行生产。山东交通也很便利，有铁路、运河，对今后支援大兵团作战，是一个重要的大后方。同时我们可以腾出十万余人，再加上补充几万俘虏，足以对付南面的敌人。”③接着，他还分析了今后战局的发展趋势：“华北最后的问题是解决傅作义……傅作义是比较不好打的，但我们还是一定能够解决他。”“徐州方面，我们的力量可以消灭邱清泉、黄伯（百）韬、李弥三个兵团中的任何一个兵团。”他指出：“今年的任务是消灭敌人一百个旅。三年内要把解放军发展到五百万人。今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中原是决战的战场。”“敌人现在实行三角、四边、十三点的计划，这是美国人替他们制订的，也是准备较长期实行的一个计划。我们就要面对敌人这个计划想些办法打他们。”④朱德在中央团校作报告讲到战争形势时还指出：“东北野战军很快就要进关，全国大反攻的时刻已经到了。”⑤东北、华东战场的进展一如朱德所言，1948年10月14日至15日，东北野战军主力经过31个小时激战，攻克了北宁线上的战略枢纽锦州，取得了辽沈战役决定性的胜利。对此，朱德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感到无比兴奋。他接着对下一步战略发展趋势作了预见。

对中原黄淮地区战场作出预见，并预示1948年冬解决东北问题

1948年10月16日，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指出：“现在打下锦州，他（指蒋介石）要撤也撤不出来了。锦州在战略上意义很大，是关内与东北联系的补给与转运基地……”“现在我们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打锦西，这比较好打；一个是打沈阳出来的敌人。最好是打下锦西，使东北的敌人更加孤立。”“打下锦州，我们更好地取得了攻坚战及攻取大城市的经验。目前主要作战在东北，形势对我们有利，可以打几个好仗，在今冬解决东北间题。东北解决了，我军可以入关，最后解决傅作义。”“太原如果打下，战略意义也很大。”“山东问题已经解决，只剩下一个青岛。”“山东现在已经抽出很大力量，粟裕和许（世友）、谭（震林）可以会合打大仗（指华野内线部队配合作战）。徐州敌人三个兵团靠在一块比较难打，如果能搞掉他一两个兵团就容易解决问题。现在山东虽打了些大仗，但还不算决战。”⑥朱德还指出，今后要注意攻坚战术，注意人员补充、收集物质资材、加紧兵工生产，加强政治工作，准备决战。朱德

战事的经过印证了朱德的预见。1948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在辽西地区全歼了由沈阳西援锦州的第九兵团廖耀湘部5个军10万余人。 11月2日，再克沈阳、营口。锦西、葫芦岛之敌海运南逃。至此，辽沈战役全部结束，东北全境获得解放。紧接着，即11月6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联合发起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进行之际，挥师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也联合发起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发起、进行和结束，同样在朱德预见之列。

对淮海战役及全国决战进行预测，并预示傅作义部最终将被歼灭

1948年11月26日，当战略决战全面铺开之际，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说：“我们正以全力与敌人进行决战。二十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东北决战已把敌人消灭了，现在，正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平津决战也即将开始。”⑦在徐州地区，黄百韬兵团被歼后，我主力已南下打黄维兵团。“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部解决后，徐州敌人也跑不了……”在华北方面，“傅作义比较聪明，但他的家务只有这么大……他很可能固守平津，但其结果仍逃不出被歼的命运。”⑧最后他强调，“我们的胜利已经肯定了，但胜利中还有困难。要在新解放区迅速把群众组织起来，恢复生产，以便支持大军继续前进，直到解放全中国。”⑨淮海战役中的国民党两大主力被歼，实现了朱德所设想的我军可以吃掉敌人兵团中的任何一个；平津战役中，朱德分析傅作义固守平津是符合实际的，而傅逃不出被歼的命运亦如朱德所虞。

从1945年5月23日到11月26日，朱德对全国的局势作了客观全面的分析，尤其侧重对东北、华北、中原、华东地区，又主要是对东北野战军、华北军区、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的分析，这实际上就是对三大战役进程的预见。朱德在三大战役发起前夕和进行过程中，以高超的军事谋略和精妙的指挥艺术对全国各战略区尤其是华北、东北、中原、华东战略区所进行的科学预见，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朱德选集》

朱德的著作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8月起在全国公开发行。收入朱德1927～1962年的重要著作，共65篇，其中32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选集选入朱德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著作6篇，集中反映了朱德运筹帷幄，指挥作战，精心研究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加强红军建设的理论建树。选入抗日战争时期著作17篇，深刻阐述了抗日战争的军事路线、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战略策略，提出了一整套带兵治军的方法，丰富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

选入解放战争时期著作16篇，除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内容外，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经济建设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选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著作26篇，提出了一系列加强人民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原则和措施；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发展经济的建议；阐述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太行春感（1939年春）      

为坚持华北抗战题词寄语蜀中父老（1939年）

出太行（1940年5月）

和董必武同志七绝五首

赠友人（1941年）

游南泥湾（1942年7月10日）

和郭沫若同志《登尔雅台怀人》

和董必武同志《三台即景》

步董必武同志原韵两首

感事八首用杜《秋兴》韵·冀中战况

贺晋察冀军区歼蒋第三军

新农村

十月战景

攻克石门

战局时局

寄南征诸将

寄东北诸将（1947年11月）

贺董老六三大寿并步原韵（1948年2月）

车过图们江怀朝战（1952年9月）

过五指山（1957年1月18日）

六连岭（1957年1月23日）

昆明感怀（1957年2月23日）

纪念八一（1957年7月）

井冈山会师（1957年7月）

登石门山（1959年1月23日）

从化温泉（1959年1月27日）

和何香凝主任《农村》原韵二首（1959年2月2日）

和郭沫若同志《春节游广州花市》（1959年2月）

游七星岩（1959年2月17日）

和董必武同志《初游庐山》（1959年7月7日）

和毛泽东同志《登庐山》原韵（1959年8月11日）

花溪（1960年2月29日）

上东山（1960年3月2日）

登南高峰（1960年6月22日）

飞过泰山（1960年6月28日）

看西湖茶区（1961年1月26日）

登西湖北高峰（1961年1月27日）

游闽江（1961年2月2日）

游鼓山（1961年2月4日立春日）

和谢老《泛舟古田水库》原韵（1961年2月8日）

经闽西感怀（1961年2月9日）

三明新市（1961年2月12日）

南昌过春节（1961年2月15日）

游越秀公园（1961年3月3日）

辛亥革命杂咏（1961年10月7日）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五周年　

朱德突然受到毛泽东严厉的批评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对于长年在群众中开展调查研究的朱德而言，不能不引起深思。朱德已觉察到党在指导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他是力主纠正者之一。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定调让朱德始料未及，同时对毛泽东的做法感到很不理解。

然而，谁也没料到，在一周后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彭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一大批领导人被列入彭的“俱乐部”。朱德虽能幸免，却遭到自与毛泽东合作以来一次较为严厉的指责。

1959年的秋日来临前，朱德感到有一种肃杀的气氛。许多老战友、好同志突然成了“反党集团”的成员，一直韬光养晦的林彪则成了毛泽东最信任的人。尤其是在经过几十年的合作后，毛泽东第一次用不尊不敬的评语点了他的名。更为具体的是，中央军委为此作了调整：毛为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副主席，朱德为常委。

“九大”前夕，他已进入“黑名单”

1961年春，中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之后，朱德的脸上充满了笑意。特别是国家开始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周恩来在第三届人大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时，他的心情特别好。然而，谁又能料到，一场“中国式的斗争”已悄然兴起……

一天，朱德在林彪的一份讲话中看到这样一段话：“在我们元帅中间，除了彭德怀之外，朱老总也不好，贺龙是最不好的一个……”

“看来，这次要打倒一大批了！不仅有老红军，就连抗战这一批也保不住了！”朱德从一开始就像一个智者预见到了未来。

自从“文革”发起后，经康克清相劝，朱德搬到了玉泉山。那天晚上，朱德预感到有事要发生，难以安眠。果然，秘书告诉他，康克清打来电话，让他回中南海家中一趟。回到中南海，就看到门口横七竖八地贴满了大标语。他借着灯光，看清大门上贴着一张“勒令书”：

“勒令大野心家、大军阀向革命群众交代你的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

朱德无语，只是苦笑。他进屋坐在沙发上，听康克清讲述下午发生的事情：下午，中南海的“造反派”将朱德的住所团团围住，一边喊口号，一边让他出来交代反党罪行。折腾半日，看没有什么结果才不得不收兵。据说，当天下午，住在中南海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除毛泽东、周恩来家外，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几家都遭到了冲击。

“九大”召开前夕，康生亲笔写给江青一封密信，把朱德等134名八届中央委员诬蔑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与此同时，林彪一伙还到处宣布不投“老右倾”的票。

情况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历来主张就是对立面也可以进中央。他在会上提到朱德、陈云等人时称：“功劳也有，错误不少，检查甚多，但别人不满意，我看算了，够了，看行动了！”他主张把这些人选到中央委员会：“不把几个犯错误的老同志选进去不好，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你反你的嘛！”

朱德在九大上勉强进了中央委员会。后来，迫于朱德的威望和毛泽东的干预，朱德最后还是进了中央政治局。

元帅居然得不到医院的治疗

政治上整不倒，林彪、江青一伙就从肉体上对八十多岁的朱德进行折磨。朱德尿糖原本就高，身体一度很坏，而林彪则指使总后不给其认真治疗。

据朱德原警卫员陈凤歧等人回忆，301医院对朱德的治疗采取了百般刁难：其一，有的护士在朱德起床打针时，将被子一撩，使病人露出半个身子，故意冻他；其二，朱德心脏不好，血压高，年龄大，住在医院南侧，应开南边电梯，但医院怎么也不同意给其方便，只有转到北边电梯。而北边电梯遇到有黄、吴、李、邱在这里时，别人都不能用，朱德知道后每次都步行下楼；其三，黄、吴、李、邱稍有不适就去301医院，名为治疗，实则休息，医院都加特护。而朱德这么大年纪，从未给予过特护，有时连找人都难……

秋日的一天下午，朱德起床后忽然咳嗽不止。他站起来试图走几步，但由于气喘不上来，两腿发软，身体渐渐下蹲。由于朱德体重，康克清扶不住，一下摔倒在地上，立刻满脸发紫。大家马上寻找医护人员，但一个也未找到。幸亏朱德生命力顽强，一会儿恢复了血色。事情过后，医护人员也未及时处理，仍不给予特护。

那一阶段，朱德身体几次出现危险。

就在他摔倒之后不久，有两次去洗漱间，又一次摔倒，并造成骨折。如此重大事故，医院也没追查原因，还是不增加特护，任其遭受痛苦。眼见这种情形，陪护的警卫员直流泪，只好动员朱德回家休养。

1969年10月20日，朱德被下放广东从化。一到从化，有人就向他们宣布了活动范围：“往东，不要越过小桥到河东；往西，不要越过梅林哨所后山……”一系列禁令，——美其名曰：“为了保护首长安全。”

广东的下放是一段不愉快的记忆，好在时间并不长。1970年7月，周恩来突然给朱德打来电话，为了筹备四届人大会议，要他即刻返京。元帅被遗忘在大会堂让冷气冻病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了，邓小平又受到批评，同时毛泽东那里又报来病重的消息，“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骤然加剧，朱德心急如焚。在这历史斗争的紧急关头，他本来无力的双腿硬是站了起来。他再一次作出了一个决定：分担毛主席晚年的工作！

这不是一个普遍的决定，这是一个老帅在民族危难时刻，不顾90岁高龄挂甲出征。这是人类绝无仅有的先例，也是人类最高境界和信仰促成的责任。

1976年6月21日，朱德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这天的日程安排是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会见时间到了，但外宾还没到，外交部也没来消息，朱德只好在休息室里等候。工作人员四处打听出了什么问题，最后才被告知，会见的时间推迟了。

这是一个无法原谅的错误。作为国务和外事安排，都具有严格的程序，时间都在分秒控制。但在那特殊岁月，“四人帮”忙着争权夺利，全国上下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刚刚开始的整顿又在回落，外交部门形成的一套严谨制度也受到影响。堂堂全国人大委员长、共和国元帅，竟被冷落在大会堂休息里，会见推迟竟无人告知！

这次，他在冷气开放的大会堂待了近一个小时。7月6日下午，由于感冒引发并发症，90岁的朱德走完了坎坷而辉煌的人生旅程，完成了他“革命到底”的伟大夙愿！

1886年12月1日，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一个佃农家庭。

1892年入药铺垭私塾读书，取名代珍。后改读于地主丁家私塾。

1896年迁居大湾后入席家碥私塾，取字玉阶。

1905年参加县试、府试，改名朱建德。秋，清政府诏令自丙午（1906）年停止科举考试。

1906年先后进入南充县高等小学堂、顺庆府（今南充市）中学堂学习。次年考入四川省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

1908年毕业后到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

1909年到昆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改名朱德。冬，加入同盟会。次年夏，因学习成绩优秀，被选送特别班。

1911年8月，从特别班提前毕业，被分至云南新军左队。见习期满后，任司务长。10月，参加云南响应武昌辛亥革命的“重九起义”。后随云南军政府派遣的援川军入川南支援反清斗争。

1912年任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原讲武堂）军事教官。

1914年调往云南边境驻防。先后担任营长、副团长、团长。期间，在与土匪作战中，逐渐摸索总结游击战经验。

1915年12月，率部赴昆明，次年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在作战中，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以少胜多，骁勇善战，屡建战功。

1917年7月，参加反对段祺瑞毁弃《临时约法》的护法战争，任滇军旅长。

1920年在驻防四川泸州期间，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启发，逐渐认识到“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行不通”，必须寻找一条新的救国道路。和挚友孙炳文商议，准备出国考察。[9]

1921年春，随入川滇军返回昆明，驱逐云南都督唐继尧。在同事们的挽留下，暂时放弃辞职离滇的请求，担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

1922年1月，调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3月，因唐继尧纠集旧部返回云南，被迫逃离昆明，辗转回川。7月，到北京与孙炳文会合，筹办出国事宜。8月，到上海先后会见孙中山、陈独秀等，并向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遭到拒绝后，和孙炳文离沪赴欧洲考察。10月，在德国柏林会见周恩来。11月，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朱德

1923年在德国哥廷根留学时的朱德抵德国哥廷根。1924年进入大学学习，并领导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

1925年在德国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表示“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因参加革命活动，曾两次遭柏林警察当局逮捕。7月，由德国赴苏联学习军事。

1926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安排下，回国参加北伐革命。7月，赴四川万县动员川军杨森部易帜以策应北伐。9月，和陈毅一起领导万县各界群众开展反抗英军屠杀中国民众的运动。同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11月，和杨闇公、刘伯承共同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会，策划在四川省泸州、顺庆举行武装起义。

1927年1月，根据党的指示，赴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该团团长。4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6月，因朱培德在江西“清共”，离南昌赴武汉。7月中旬，奉党中央指示，返南昌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随后任第九军军长，率起义军先遣部队南下广东。10月，在广东三河坝与敌激战，后率起义军主力余部转战赣粤湘边境。期间，对部队进行思想、组织、纪律整顿，坚持游击战争。

1928年1月，领导发动湘南起义。4月，率部万余人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随即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称红四军），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在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和毛泽东等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决，并取得了五斗江、新老七溪岭、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

1929年1月，和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以武装斗争发动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扩大红军力量，开创工农武装割据新局面，为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打下基础。

1930年6月，在福建长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后改称红一军团），任总指挥。开始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8月，在湖南浏阳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任总司令。后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国红军总司令。

1931年和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大规模“围剿”。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红军问题报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军事人民委员，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3年3月，和周恩来率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9月，国民党军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共产国际派遣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采用错误的战略战术。

1934年1月，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红军建设》的报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0月，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1935年1月，出席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8月，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军北上，朱德率红军总部随左路军行动。9月，张国焘坚持南下的错误方针、另立中央。朱德和刘伯承一起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行为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1936年6月，促使红二、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甘孜地区会合，再一起北上。10月，率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1937年红军时期的朱德7月，全国抗战开始。8月，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不久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9月，率部赴山西抗日前线，和彭德怀部署平型关战役，后又配合忻口会战，并指挥八路军各师实行战略展开，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2月，率八路军总部向太行山区挺进。3月，就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4月，指挥八路军和部分国民党军粉碎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同年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1939年3月，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反“扫荡”斗争，粉碎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的第二次“九路围攻”。

1940年3月，指挥八路军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5月，返回延安。7月，和彭德怀、左权联名部署“百团大战”。冬，为解决边区严重的经济困难提出军垦屯田政策。

1941年春，亲自勘察南泥湾，并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兼任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

1942年5月，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年，参加延安整风运动。

1943年亲自朱德元帅主持、指导陕甘宁边区驻军的生产运动，提倡开展生产竞赛活动。

1944年10月，和毛泽东联名发布《关于华北准备反攻工作的指示》。

1945年4月，出席中共七大，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8月，日本政府宣布要求投降。以延安总部总司令名义向解放区抗日部队连续发布七道命令，准备受降。9月，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和刘少奇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朱德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内战。和毛泽东发表声明：我军将坚决采取自卫手段。12月1日，六十岁诞辰，中共中央为其祝寿，毛泽东题词：“人民的光荣”。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和刘少奇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工作。10月，和彭德怀联名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协同解放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11月，亲自筹划、指导石家庄战役，开创对大中城市进行攻坚战的先例。

1948年年初，主持召开华北各解放区军工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兵工生产，为战略进攻提供军火保障。5月，赴华东野战军指导工作。秋冬，协助毛泽东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9年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闭幕词3月，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后和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4月，和毛泽东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9月，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10月1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同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1月，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50年10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0月至12月，赴山东、东北等地向即将入朝作战的志愿军部队作动员报告。

1951年9月，出席中央军委召开的各兵种、各军区军事干部集训会议，作《统一训练计划，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讲话。

1952年3月5日，致函周恩来，建议在清明节动员全国党政军民都种一天树。8月至9月，到东北三省视察。

1953年2月，致函党中央、毛泽东，建议把组织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12月，出席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致开幕词。

1954年4月，到南京军事学院监督第一期毕业学员举行国家考试。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到中南、华东、华北等地视察。8月，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访问朝鲜。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接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2月至翌年3月，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先后访问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蒙古等国。

1956年9月，出席中共八大。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副主席。

1957年3月，致函党中央、毛泽东，建议军工、民用生产相结合。年内曾到湖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陕西、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自治区视察。

1958年1月，发表《勤俭持家》一文，指出社会主义实行的按劳分配原则并不是“吃大锅饭”。年内到华东、华北、西北、新疆、中南等地视察。

1959年3月，率中共代表团访问波兰，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匈牙利。4月，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7月至8月，出席庐山会议。后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受到林彪的攻击。年内曾到广东、湖南、上海、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西、甘肃等省、市视察。

1960年到上海、广东、湖北、陕西、贵州、四川、山东、浙江、安徽等省、市视察。致函党中央、毛泽东，提出农业生产一定要因地制宜，不能强求一律。

1961年朱德闲暇时修剪兰草[17]年内到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四川、陕西、河南、河北等省、市视察。致函党中央、毛泽东，建议停办农村公共食堂，恢复集市贸易。

1962年1、2月，出席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年内到浙江、江西、福建、上海、山东、陕西、四川、云南、湖北、天津、江苏、广东等省、市视察。致函党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对农民限制得过死，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1963年年内曾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陕西、四川、河南、江苏、安徽、山东、天津等省、市视察。致函毛泽东等，提出应当十分注意发展经济作物，发展集体副业和社员的家庭副业。特别是山区和丘陵地区，搞多种经营的门路很多，应大力恢复和发展。

1964年年内到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河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市、自治区视察。12月，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965年年内曾到广东、四川、云南等省视察。12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言指出，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就不能发展了。

1966年1月至3月，到山东、江苏、浙江、江西、广东等省视察。 5月，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受到错误的批判。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再次受到错误的批判。

1967年1月，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文化大革命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要注意解决。同月，受到江青一伙指使下的造反派的攻击。

1968年10月，出席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会上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攻击和诬蔑。

1969年4月，出席中共九大，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在“加强战备”的背景下，被疏散到广东从化。

1970年7月，从广东回到北京，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8月，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

1971年朱德晚年标准照　10月，致函党中央、毛泽东，表示拥护中央对林彪反革命集团采取的措施。

1973年8月，出席中共十大。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1974年8月，在秦皇岛视察海军舰艇部队。

1975年1月，主持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

朱德朱德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波澜壮阔的一生。朱德同志参加革命近７０年，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几个历史时期，经历过许多磨难和险境，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崇敬。毛泽东同志称赞朱德同志是“人民的光荣”。这是党对朱德同志的最高评价，这是人民对朱德同志的最高评价。[2]

朱德同志的光辉形象和伟大业绩深深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朱德同志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和崇高品格，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朱德同志在为党和人民的毕生奋斗中表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崇高思想品格、高超政治智慧，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发扬。

朱德同志坚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为追求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真理而矢志奋斗。朱德同志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把为党和人民而奋斗看作是共产党人应尽的责任。自树立起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日起，朱德同志始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抱有必胜信心，无论环境如何险恶、处境如何艰难，都立场坚定、毫不动摇。越是危难关头，越是多事之秋，越能显示出朱德同志沉着果敢、大智大勇的卓越才能。在南昌起义余部孤立无援之时，朱德同志挺身而出，斩钉截铁地说，要革命的跟我走，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朱德同志作为人民军队的统帅，始终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朱德同志常用“革命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鞭策自己。朱德同志在耄耋之年，亲笔写下“革命到底”的条幅。这是朱德同志光辉人生的真实写照，表达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伟大情怀。朱德朱德同志坚持勤奋学习、善于思索，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朱德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建树是多方面的，对于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共同概括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是指导红军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朱德同志是国防现代化的积极推动者，比较早地提出国防工业要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发展道路。

朱德同志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就国家经济工作和生产建设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建国初期，朱德同志到包头等正在兴建的工业基地视察，提出：“贪新、贪大、贪多，一切都学习苏联办不到。”“我们只能根据主客观条件及需要和可能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大跃进”期间，朱德同志经过深入调研，建议中央作出停办公共食堂等决定。朱德同志还提出了要注重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等重要观点。这些都为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作出了积极贡献。朱德同志强调党执政后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保护生产、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保证党的集中统一，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适应长期执政的要求指明了方向。这些思想和观点，反映了朱德同志的远见卓识。　　

朱德同志坚持做人民公仆，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中。从佃农之子到共和国元帅，这一特殊的人生历程造就了朱德同志对党、对人民的炽热感情。朱德同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朱德同志强调：“如果不靠搞好社会主义来改善人民生活，就等于取消了社会主义”。朱德同志强调部队工作要走群众路线，练兵必须练政治觉悟，带兵必须“能身先士卒、与士卒共甘苦”。朱德同志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坚持真理、顾全大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时刻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把一切建树和业绩都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从不居功自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朱德同志反复强调，共产党人要求自己比要求别人要严格一些，有功先归群众，有过勇于担当。朱德同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清正廉洁，始终以普通一兵和劳动人民普通一员的姿态出现，保持劳动人民本色。朱德同志对同志敦厚慈祥，关心体贴，以诚相待。朱德同志对亲属要求十分严格，经常教育后代，“老百姓怎样生活，你们就怎样生活”。朱德同志模范实践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