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刘伯承

刘伯承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55）。军事家。原名刘明昭，字伯承。1892年12月4日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5岁读私塾，12岁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5岁时因父病故、家庭困难，被迫辍学务农，饱尝生活艰辛，立志“拯民于水火”。

1911年，当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之际，毅然选择了从军之路。当时，亲朋好友多不赞成此举，他却慨然作答：“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他剪掉辫子，怀着富国强兵的强烈信念，投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

1912年2月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学习各门近代军事课程，同时熟读中国古代兵书，《孙子》、《吴子》等经典名著的许多章节出口能诵。在将校学堂10个月，他不但学业出众，而且以举止端正、操守有持、恶习不沾闻名全校，被同学们称为军中“菩萨”。

1912年底毕业后被分派到川军第5师熊克武部，先后任司务长、排长、连长。

1913年参加四川讨袁之役，失败后于1914年在上海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

1915年底奉命返回四川，拉起400余人的队伍，组成川东护国军第4支队。

1916年3月在指挥攻打丰都县城时，右眼中弹致残。在疗伤过程中，他为了不损害脑神经，强忍钻心的疼痛，坚持不施麻药，被为其主刀的德国医生赞叹为“军神”。

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任川军第5师第9旅参谋长、四川督军署警卫团团长。

1923年参加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任东路讨贼军第1路指挥官，取得驰援龙泉驿等战斗的胜利。8月在作战中右腿负重伤。在成都治疗期间，结识川籍共产主义者杨闇公、吴玉章，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4年10月起，随吴玉章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国民革命形势和中国社会现状，途中所见所闻，使他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1926年5月经杨闇公、吴玉章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任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奉命与杨闇公、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起义。由于他熟知川军情况且素负众望，被赋予“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重任。在历时167天的起义过程中，他调兵遣将，进退有方，安民治政，措置裕如，有力地策应了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制四川军阀部队东下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

1927年4月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15军军长，这是中共党员在国民革命军中被任命的第一个军长职务。7月下旬秘密转赴南昌，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同年底奉派赴苏联学习军事，先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刚到苏联时，为攻克俄文关，他“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1930年夏学成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长江局军委书记兼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协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处理军委日常工作，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并负责讲授暴动方略、游击战、运动战等课程。

1932年1月前往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0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在前方指挥作战，取得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期间，撰写《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并翻译多篇苏军教材和理论文章，促进了红军干部军事素质的提高。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作战指挥上的教条主义和专横作风而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降任第5军团参谋长。

长征初期，协助军团长董振堂执行后卫任务，掩护中央机关通过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1934年底复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

1935年1月指挥先遣部队突破乌江，智取遵义，甩开了敌军主力，使伤亡大半、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获得了一次难得的短期休整。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等组织指挥了四渡赤水、二进遵义等战役，使部队跳出了敌军包围圈，直插云南北部，并亲率干部团抢占皎平渡，保障全军渡过天险金沙江。5月兼任红军先遣队司令，同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部进入大凉山，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继而指挥所部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打开红军北上的通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在逆境中和朱德一起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被张国焘撤销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援西军司令员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一起，率 部奋战在太行山上。面对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他经常用“勇是男儿头上的桂冠”、“无角绵羊受欺压，有蛰的黄蜂不可侮”等话语来激发将士们的对敌斗争信心。他指挥部队先后进行了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以及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百团大战中的正太榆辽等一系列著名战役战斗，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积极组织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游击集团，并组建大量武装工作队，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占区、交通线广泛出击，粉碎了日伪军的频繁“蚕食”和残酷“扫荡”。与此同时，他率部多次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对根据地的进犯，牢牢把紧太行山这道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南大门”，使“平辽半壁山”得以免遭敌寇的蹂躏涂炭。

1942年，他与邓小平领导根据地军民实行生产自给，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度过了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1943年9月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6月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

日本投降后就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于1945年9—11月率部发起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歼北犯的国民党军近6万人，并争取其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在重庆与国民党的谈判，打破了蒋介石北进的战略企图，为实现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作出重要贡献。

内战全面爆发后，兼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与邓小平指挥所部以大踏步的运动战，于1946年8月—1947年5月先后取得陇海、定陶、巨野、鄄城、滑县、巨金鱼、豫皖边、豫北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歼敌数十万，解放大片地区，挫败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有力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

1947年6月30日，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与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在300里正面上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他采取“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战法，指挥部队经过28天连续作战，取得歼敌4个整编师6万余人的重大胜利，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刘邓大军分三路挥师南下，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捣国民党统治腹心的壮举。途经汝河时，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紧急关头，提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响亮口号，并和邓小平亲临前卫团指挥作战，终于杀开一条血路。随后，在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条件下，粉碎敌人33个旅对大别山的重点进攻。继而与出击陇海线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豫西的陈谢集团密切协同，在江淮河汉之间大量歼灭敌人，逐步在鄂豫皖边地区完成战略展开，实现了中央和毛泽东设想的最好前途——站稳脚跟，创建巩固的根据地。经过10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歼敌30余万人，解放县城100余座，开辟并扩大了中原解放区，形成三路大军互为犄角、机动歼敌、逐鹿中原的大好局面，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防御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把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起点的战略进攻称作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点”。

1948年5月起任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1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与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同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他战前提出：“我们的打法是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之于死地而后已。”战役第一阶段，在歼灭黄百韬兵团的同时，他和邓小平、陈毅根据战场实际情况，果断地指挥部队截断徐蚌铁路，使徐州之敌完全陷入孤立。接着他和邓小平指挥中原野战军主力在双堆集地区围歼黄维兵团，成为准海战役承前启后的关键一仗。整个淮海战役以歼敌55万余人的巨大胜利而告终，大大地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1949年4月参与指挥渡江战役，实施京沪杭会战，并亲自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分三路直出浙赣铁路，解放了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广大地区。南京解放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11月与邓小平率部进军西南，12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他出色地执行了毛泽东提出的远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拊敌侧背，断敌逃路，各个歼敌，同时通过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促成大批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率部起义和投诚，在近半年的时间内共歼敌约90万人，解放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和西康省大部，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割据西南、伺机反攻的企图。与此同时，他还领导了剿匪作战和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为巩固西南边疆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950年11月建议并受命在南京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为了办好这所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诸军兵种合成的高等学府，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亲自培训师资、撰写审定和翻译教材，常常是“三更灯火五更鸡”，宵衣旰食，手不释卷。他通过在军事学院陆续创立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防化兵、情报等系，繁衍发展了我军诸军兵种齐全的指挥院校体系，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军官。他在教育训练军事人才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1954年起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 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

1955年9月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9月调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

1959年任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

1962年参与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1966年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直至耄耋之年，他一如既往地关心国防事业和军队建设，适时为中央军委、总部出谋划策。他提出的许多极富远见卓识的战略性建议，在加强国防建设和保卫边疆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2年后，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

辛亥革命爆发时，刘伯承已经十九岁，他立即加入到推翻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参加了学生军，次年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毕业之后被分到蜀军第五师任司务长。

1915年护国战争爆发后，他又改任排长，由于作战勇敢，他被火线提升为连长，可是蜀军很快被袁世凯的军队打败了，就连指挥讨袁的蜀军总司令熊克武也被打跑了。部队失散，刘伯承回家暂避，不久，救国心切的刘伯承再次出来投身到革命斗争之中。

1916年，在讨袁护国斗争中，刘伯承组织起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很快这支队伍发展到两千余人。他率军攻下丰都，在反动军队的反扑他负重伤失去了右眼。然而，由于他指挥有方，作战勇敢，年仅二十四岁的刘伯承落下了川军名将的美称。[5] 

1926年，刘伯承在吴玉章等人的引导下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党的委托，为配合北伐战争，他与杨闇公一起组织了沪州、顺义起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刘伯承从四川东下，奉党的指示，到南昌与朱德等将一起组织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之后，刘伯承等人潜往香港，1927年冬转到上海。在上海躲避期间，正遭通缉的刘伯承被染上恶习的儿子告发，几遭逮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躲过了反动派的追捕。

从苏联回国后，刘伯承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面对“左”倾路线和李德的瞎指挥，刘伯承敢于站出来进行斗争，他告诫李德：“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根据地将会丧失，红军将会拼光，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他的正确意见不仅未受到重视，还被免了总参谋长的职务。[5] 

红军在惨痛的失败中开始总结教训，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之后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刘伯承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刘伯承的军事道路渐入顺境，在长征途中，每遇关键时刻，他总是亲临前线指挥。在后有数十万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险的情况下，许多人怕部队过不了江，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朱德同志说，四川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刘伯承果然不负众望，使大军安然渡江。他还组织了智取遵义、强渡大渡河、巧过少数民族区域等重大军事行动，为红军的长征立下了不朽的功绩。[5] 

抗日战争中，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与政委邓小平率部深入敌后，在太行山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组织指挥了奇袭阳明堡、伏击神头岭、巧胜七亘村等战斗，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打破了敌人的十三路“围剿”。在抗战胜利前夕，他率部大举对日寇反击，歼灭五万余，收复县城五十九座。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他组织了上党战役，歼敌十三个师。随后又打了平汉战役，歼敌二个军，接着战陇海，下定陶，挥师南下，按毛泽东的部署，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楔子。刘伯承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组织了淮海战役，一举歼敌五十五万多；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随后渡过长江，打下南京城，挥师向南，解放了华东和西南地区。[5] 

千里跃进大别山应该说是刘伯承军事指挥艺术的杰作，这场战 争，与其说是斗勇不如说是斗智。当时解放军尚处劣势，第二野战军离开根据地挺进鲁豫已经处在虎狼夹击之中。为了掩盖真实的用兵企图，刘伯承指挥军队作出许多“示假”举动，把敌人引入迷途。刘伯承首先指挥军队打了鲁西南战役，使敌人误以为我军要夺陇海，于是调兵防守；随后，命令部队在黄河渡口佯攻，造成北进回归根据地之势，蒋介石立即调三十个旅分五路开进郓城、巨野。然而，刘邓大军的行动方向却相反，甩掉大后方向南挺进，完全打无后方战役，到此时蒋介石还以为刘邓大军是在不能渡的情况下被迫南窜。只有到了刘邓大军渡过涡河、沙河、黄泛区之时，蒋军才明白了我军的意图，但为时已晚。我军挺进大别山后，如同在敌人的腹部楔进了一支钢钉，使蒋军随时都深感不安。这一举措牵制了蒋军南线兵力的一百六十个旅中的九十个旅。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设下伏笔。

全国解放之后，刘伯承辞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为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积极努力。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任院长七年多，他常常亲自审定教材，参加演习，使军事学院的建制和课程设置逐步趋于完善。

“治军必先治校”是刘伯承的名言，他也身体力行。为此 奋斗了一生。早在中央苏区，他就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长征途中，他是中央红军的总参谋长，先后担任了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红大校长。到陕北后，在繁忙的战争指挥中，兼任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率领大军转战南北，在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同时兼任二野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指挥战争之余，还亲自任教，以一个教官的身份出现在学员面前。

全国解放以后，刘伯承初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接受了办学任务，辞去了军政职务，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担任第一任院长，后任院长兼政委。

在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万事待兴的艰难环境下，他强支病体，和教员、干部一起摸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办好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道路。他千辛万苦地选拔教员，字斟句酌地研究和确定办学方针，逐项科目审定教材。在和平环境下我军形成的办学方针，高级军事学院的课程设置和内容选定都凝结着刘伯承元帅的心血。建国后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达七年多的时间，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5] 

在办学过程中，刘伯承倡导良好的学风和校风。校风是育人的重要环境，学风是成长的重要条件。为了使刚刚办起的学校尽快形成良好的风气，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学校建立起完整的正规化规章制度，仅通过严格管理保证了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

为了形成良好的办学风气和领导作风，他提倡“人人当院长”，“执事者各执其事”各负其责。倡导“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

为了适应现代化正规化的需要，刘伯承亲自审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针。他提出了“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经纬交织，纵横联系，编织起来”形成整体的训练指导原则。他强调把训练和培养善于组织指挥现代化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作为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培养目标。

办学离不开师资，他提出并采用“速成”“速办”等方法提高教员的 专业水平，提倡“尊师重教”以促使教员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刘伯承十分关心教材问题，他主张教材要少而精，内容要准备无误。他要求提法妥当，用语准备科学，标点符号无错误。他还常常在百忙之中亲自抓教材的编写、翻译、校对、出版等工作。

刘伯承办教育其成绩是显著的，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训词》中肯定了刘伯承的成绩，他说：“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

综上所述，用“我军院校的开拓者”和“我军院校之父”等词来描述刘伯承对军事教育的贡献是不过分的。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他还翻译了苏联的许多军事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