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战火考验的人民解放军开国将帅，大都克勤克俭，甘守清贫，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固守军人的职业操守。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他们就是这样的好老师。他们的政治素养、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对后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节约标兵” ■
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在苏北盐城举行皖南事变后重建军部大会。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指示，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5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黄克诚担任3师师长兼政委。
苏北地区由于受日伪的残酷“扫荡”和经济掠夺，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抗日军民的生活极度困难。在这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黄克诚带领官兵厉行节俭之风，靠发扬勇敢战斗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传统来支撑苏北抗日大局。
1942年秋，根据地开展生产运动，驻在板湖孙西舍的3师师部也开荒种菜，黄克诚与官兵一样打起赤脚下田劳动。那段时间，战士们时常会看到全师上下十分敬重的老师长背着粪筐拾粪积肥。
1943年初，3师供给部在赶制夏季服装时，出现了棉布不足的问题。黄克诚提议，改革制服样式，3师的军服上衣去掉翻领和两个口袋，裤子由宽大的中式裤腰改为西式小裤腰，军帽减掉翻沿，官兵不发绑腿布。这样积少成多，整个3师部队一下节约服装布料万余米。
新四军战士的军帽，沿用了国民党陆军军帽的式样。这种军帽，在后脑勺处有一道双层布箍，放下来前面部分可以拉到下巴。实际上，这种帽箍平时起不了多大作用，只是作为装饰性的线条。黄克诚早就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要把这道帽箍由双层改为单层。于是，在黄克诚建议下，军部军服厂立即把军帽的双层箍改成单层箍，为部队节省了成千上万尺布。
1943年底，当3师师部开展评选“节约标兵”活动时，师部上下不约而同地推选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为“节约标兵”。
■ 两条家规 ■
1949年10月下旬，黄克诚率领一批干部从天津南下湖南。此行，他是奉毛泽东的命令赴任湖南省委书记。跟着他的还有夫人唐棣华和1岁的小儿子黄晴。途经武汉时，黄克诚又去其岳母家接上了两个孩子——6岁的大女儿黄楠和5岁的大儿子黄煦。这一对儿女，是黄克诚1945年从苏北进军东北时寄放在岳母家里的。
那一刻，一向觉得为革命舍小家是理所当然、把小家的聚散看得平常的黄克诚也禁不住热泪盈眶。现在好了，解放了，一家五口终于可以团聚，可以有一个真正的家了。
一到湖南，黄克诚就对唐棣华说：“棣华，今后孩子们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条件比过去好了，但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高级干部的家风影响着党风政风。我们的一言一行对子女、对周围的人都会产生影响。从今天起我们家要定两条规矩：一、不准动用公家的汽车办私事；二、不准向公家伸手要照顾。”
唐棣华立即表示坚决赞成。她明白，这样的规矩其实早在她嫁给黄克诚的时候就定下了。那时候条件艰苦感受不到，但自从进了天津，她就自觉地远离他作为天津首任市委书记的权力。她既是黄克诚的妻子、家属，也是他的部属、同志，无论多么严格的家规，她都会遵守。
黄克诚曾对子女严格规定：“小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不能私用。”多年来，子女们一直自觉遵守这一家规。
有一次，黄克诚老家的侄子、侄女带着孩子们到北京看望他，受到热情接待，并乘班车游览了北京的很多名胜古迹。亲人们最后想游览的是八达岭，而八达岭没有班车，挤公共汽车也不方便。黄克诚身边的工作人员问：是否动用一下小车？黄克诚果断地回答：“不行，可以坐火车，车费由我负担。”
当时社会上盛行婚嫁讲排场、摆阔气之风，无论大小城市，谁结婚了，都是一长溜小车子。黄克诚的小儿子要结婚了，是否可以用一下小车呢？面对工作人员的请求，黄克诚严肃地说：“这个‘戒’不能开。年纪轻轻的，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来嘛，为什么要开着小车抖威风？”于是，小儿子真的用自行车把新娘接回来，全家人与工作人员一起吃顿饭，就算把一桩喜事办完了。这就是黄克诚的小儿子结婚时用单车接新娘的故事。
黄克诚的司机王秀全后来回忆说：“我给黄老开车已10年，只一次自作主张送他的掌上明珠——当时唯一的小孙子上学，却碰了壁。那天清晨，天下着大雨，院内外水流遍地。雷鸣电闪之中，我看到黄老的孙子黄健撑着雨伞，卷起裤腿去上学，心里不忍，便自作主张要送小孩一趟，却被他奶奶拦住了：‘不能破了这个家规。’她边说边撑伞，把孙子送到了公共汽车站。”
■ 黄克诚的“拒绝”■
1977年，黄克诚从山西回到北京，担任军委顾问。组织上考虑到他眼睛不好，上下楼不方便，便安排他住到南池子的一处平房小院里。房子是1949年建的，面积还可以，就是太旧了。管理人员申请了一笔维修房子的经费，准备将房子好好翻修一下。黄克诚一脸严肃地说：“不行，不行！不要大修，简单一些，哪里透风漏雨，就修哪里。我不设什么‘将军府’！”工作人员拗不过他，只好按他的意见办。后来因为从房顶上掉下一块朽木板，正好砸在床边，差点伤着正在休息的黄克诚，他这才同意翻修一下。但一听说这次翻修要用几万元钱，他又不同意了，只允许哪里坏了哪里修一下，只要下雨、化雪不漏水就行了。
后勤管理部得知黄克诚既不愿换房住，又不同意彻底整修，便准备将临街的墙和门楼加高一些。黄克诚听说要花一两万元，又拒绝了：“修那个东西干什么？现在这个铁门虽然旧点，可是蛮结实嘛！门就是用来出出进进的，要装那么好那么高干吗？像这种装门面的东西咱们宁肯将就点也不要乱花钱！”管理部门只好将准备好的材料退回去。
黄克诚家里的暖气，是由烧煤取暖，热量不足。就是年轻人冬天坐在屋里还冻得直跺脚，更何况一个年迈多病的老人。后勤部门打算对暖气进行改装，换成由热力管道供暖，需要花3万元。大家知道黄克诚不会同意，便想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更换管道。可是管道地面刚挖开一半，黄克诚就回来了。他了解情况后死活不同意改造，并用拐杖猛戳地面说：“三万元钱？！你们怎么能因为我这么大手大脚？现在我们国家还很穷，把钱用到更紧要的地方去！我这里能烧煤取暖已经不错了，赶快停工！”
直到黄克诚去世，他所住的房子也未大修。
1986年，黄克诚的病情不断加重，他开始拒绝治疗和用药。他说：“我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了，不必为我浪费国家的钱财……”他还多次以马克思的女儿、女婿拉法格夫妇在晚年为不增加党的负担而自己结束生命为例，要求医生不要对他进行抢救。
301医院南楼临床部的医务人员沈友竹、吴卫平，在《忆黄克诚在病房的最后岁月》一文中深情地回忆：
对黄老的饮食起居及治疗用药、护理，我们都是忠于职守，一丝不苟的。但是我们在履行职责中，却常常“遇到阻力”，原因是黄老对自己的疾病很不在乎。他老人家非常羡慕那种“猝死”，他认为那样第一自己可以少受罪，第二可以为国家节约医药费用。他常对我们说：“都80多岁的人了，又双目失明，不能为党工作了，死了又有什么遗憾？按全国男子平均寿命算，我已经是多占了，够本了。”在黄老身边工作过多年的我们，从未听到他抱怨什么。
不论是战争年代因为敢进忠言而降职，还是从1959年开始的众所周知的被贬和下冤狱，他老人家从不提起。听到的只是多年未为党工作而产生的遗憾。在病房常听到他对前来探望的老部下说：共产党人对名誉、地位、待遇要淡薄。他深情地说：“我今天受到党组织如此的待遇，心里很不安。”
黄老经常对我们部领导说：“我的病情你们是了解的，想根治是没有可能了。希望你们不要给我再用贵重药品了，将贵重药品用在别的病人身上吧！”
1986年12月28日，84岁的黄克诚大将那颗历尽磨难、饱受创伤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节约标兵” ■
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在苏北盐城举行皖南事变后重建军部大会。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指示，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5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黄克诚担任3师师长兼政委。
苏北地区由于受日伪的残酷“扫荡”和经济掠夺，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抗日军民的生活极度困难。在这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黄克诚带领官兵厉行节俭之风，靠发扬勇敢战斗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传统来支撑苏北抗日大局。
1942年秋，根据地开展生产运动，驻在板湖孙西舍的3师师部也开荒种菜，黄克诚与官兵一样打起赤脚下田劳动。那段时间，战士们时常会看到全师上下十分敬重的老师长背着粪筐拾粪积肥。
1943年初，3师供给部在赶制夏季服装时，出现了棉布不足的问题。黄克诚提议，改革制服样式，3师的军服上衣去掉翻领和两个口袋，裤子由宽大的中式裤腰改为西式小裤腰，军帽减掉翻沿，官兵不发绑腿布。这样积少成多，整个3师部队一下节约服装布料万余米。
新四军战士的军帽，沿用了国民党陆军军帽的式样。这种军帽，在后脑勺处有一道双层布箍，放下来前面部分可以拉到下巴。实际上，这种帽箍平时起不了多大作用，只是作为装饰性的线条。黄克诚早就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要把这道帽箍由双层改为单层。于是，在黄克诚建议下，军部军服厂立即把军帽的双层箍改成单层箍，为部队节省了成千上万尺布。
1943年底，当3师师部开展评选“节约标兵”活动时，师部上下不约而同地推选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为“节约标兵”。
■ 两条家规 ■
1949年10月下旬，黄克诚率领一批干部从天津南下湖南。此行，他是奉毛泽东的命令赴任湖南省委书记。跟着他的还有夫人唐棣华和1岁的小儿子黄晴。途经武汉时，黄克诚又去其岳母家接上了两个孩子——6岁的大女儿黄楠和5岁的大儿子黄煦。这一对儿女，是黄克诚1945年从苏北进军东北时寄放在岳母家里的。
那一刻，一向觉得为革命舍小家是理所当然、把小家的聚散看得平常的黄克诚也禁不住热泪盈眶。现在好了，解放了，一家五口终于可以团聚，可以有一个真正的家了。
一到湖南，黄克诚就对唐棣华说：“棣华，今后孩子们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条件比过去好了，但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高级干部的家风影响着党风政风。我们的一言一行对子女、对周围的人都会产生影响。从今天起我们家要定两条规矩：一、不准动用公家的汽车办私事；二、不准向公家伸手要照顾。”
唐棣华立即表示坚决赞成。她明白，这样的规矩其实早在她嫁给黄克诚的时候就定下了。那时候条件艰苦感受不到，但自从进了天津，她就自觉地远离他作为天津首任市委书记的权力。她既是黄克诚的妻子、家属，也是他的部属、同志，无论多么严格的家规，她都会遵守。
黄克诚曾对子女严格规定：“小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不能私用。”多年来，子女们一直自觉遵守这一家规。
有一次，黄克诚老家的侄子、侄女带着孩子们到北京看望他，受到热情接待，并乘班车游览了北京的很多名胜古迹。亲人们最后想游览的是八达岭，而八达岭没有班车，挤公共汽车也不方便。黄克诚身边的工作人员问：是否动用一下小车？黄克诚果断地回答：“不行，可以坐火车，车费由我负担。”
当时社会上盛行婚嫁讲排场、摆阔气之风，无论大小城市，谁结婚了，都是一长溜小车子。黄克诚的小儿子要结婚了，是否可以用一下小车呢？面对工作人员的请求，黄克诚严肃地说：“这个‘戒’不能开。年纪轻轻的，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来嘛，为什么要开着小车抖威风？”于是，小儿子真的用自行车把新娘接回来，全家人与工作人员一起吃顿饭，就算把一桩喜事办完了。这就是黄克诚的小儿子结婚时用单车接新娘的故事。
黄克诚的司机王秀全后来回忆说：“我给黄老开车已10年，只一次自作主张送他的掌上明珠——当时唯一的小孙子上学，却碰了壁。那天清晨，天下着大雨，院内外水流遍地。雷鸣电闪之中，我看到黄老的孙子黄健撑着雨伞，卷起裤腿去上学，心里不忍，便自作主张要送小孩一趟，却被他奶奶拦住了：‘不能破了这个家规。’她边说边撑伞，把孙子送到了公共汽车站。”
■ 黄克诚的“拒绝”■
1977年，黄克诚从山西回到北京，担任军委顾问。组织上考虑到他眼睛不好，上下楼不方便，便安排他住到南池子的一处平房小院里。房子是1949年建的，面积还可以，就是太旧了。管理人员申请了一笔维修房子的经费，准备将房子好好翻修一下。黄克诚一脸严肃地说：“不行，不行！不要大修，简单一些，哪里透风漏雨，就修哪里。我不设什么‘将军府’！”工作人员拗不过他，只好按他的意见办。后来因为从房顶上掉下一块朽木板，正好砸在床边，差点伤着正在休息的黄克诚，他这才同意翻修一下。但一听说这次翻修要用几万元钱，他又不同意了，只允许哪里坏了哪里修一下，只要下雨、化雪不漏水就行了。
后勤管理部得知黄克诚既不愿换房住，又不同意彻底整修，便准备将临街的墙和门楼加高一些。黄克诚听说要花一两万元，又拒绝了：“修那个东西干什么？现在这个铁门虽然旧点，可是蛮结实嘛！门就是用来出出进进的，要装那么好那么高干吗？像这种装门面的东西咱们宁肯将就点也不要乱花钱！”管理部门只好将准备好的材料退回去。
黄克诚家里的暖气，是由烧煤取暖，热量不足。就是年轻人冬天坐在屋里还冻得直跺脚，更何况一个年迈多病的老人。后勤部门打算对暖气进行改装，换成由热力管道供暖，需要花3万元。大家知道黄克诚不会同意，便想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更换管道。可是管道地面刚挖开一半，黄克诚就回来了。他了解情况后死活不同意改造，并用拐杖猛戳地面说：“三万元钱？！你们怎么能因为我这么大手大脚？现在我们国家还很穷，把钱用到更紧要的地方去！我这里能烧煤取暖已经不错了，赶快停工！”
直到黄克诚去世，他所住的房子也未大修。
1986年，黄克诚的病情不断加重，他开始拒绝治疗和用药。他说：“我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了，不必为我浪费国家的钱财……”他还多次以马克思的女儿、女婿拉法格夫妇在晚年为不增加党的负担而自己结束生命为例，要求医生不要对他进行抢救。
301医院南楼临床部的医务人员沈友竹、吴卫平，在《忆黄克诚在病房的最后岁月》一文中深情地回忆：
对黄老的饮食起居及治疗用药、护理，我们都是忠于职守，一丝不苟的。但是我们在履行职责中，却常常“遇到阻力”，原因是黄老对自己的疾病很不在乎。他老人家非常羡慕那种“猝死”，他认为那样第一自己可以少受罪，第二可以为国家节约医药费用。他常对我们说：“都80多岁的人了，又双目失明，不能为党工作了，死了又有什么遗憾？按全国男子平均寿命算，我已经是多占了，够本了。”在黄老身边工作过多年的我们，从未听到他抱怨什么。
不论是战争年代因为敢进忠言而降职，还是从1959年开始的众所周知的被贬和下冤狱，他老人家从不提起。听到的只是多年未为党工作而产生的遗憾。在病房常听到他对前来探望的老部下说：共产党人对名誉、地位、待遇要淡薄。他深情地说：“我今天受到党组织如此的待遇，心里很不安。”
黄老经常对我们部领导说：“我的病情你们是了解的，想根治是没有可能了。希望你们不要给我再用贵重药品了，将贵重药品用在别的病人身上吧！”
1986年12月28日，84岁的黄克诚大将那颗历尽磨难、饱受创伤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