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的“老战士李聚奎”
李聚奎生于湖南涟源一个下中农家庭，从小务农。他曾读过一年多私塾，后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目睹社会的种种不平等，他的心里充满困惑。1926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湖南，他开始听到有关革命的新鲜事，心里充满希望。当北伐军路过家乡时，22岁的李聚奎和同乡的4个伙伴，背着家里投奔了北伐军。为防止家人到部队找自己，他改名为李聚奎，走出了把握自己命运的第一步。
在北伐军中，他接触到了彭德怀、黄纯一等共产党员，很快接受了进步的思想。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的1928年7月，他毅然参加了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的平江起义，并在8月初与敌人激战时，火线入党，成为部队起义后发展的第一批党员。
起义胜利后，彭德怀、滕代远等决定带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4军会师。当时军情紧迫，周围都是敌人，天天行军打仗，最多的一天打了8次仗。有不少人牺牲了，也有人因忍受不了艰苦条件，坚持不住而逃跑回家。更有甚者，拉着部分部队投敌叛变。起义部队原来有2500多人，经过两个多月的转战，只剩下500多人。在此期间，部队转移到一个叫白沙的地方，彭德怀集合部队讲话，预谋叛变投敌的大队长雷振辉突然冲上来，伸手就夺彭德怀警卫员薛洪全手中的驳壳枪，企图射杀彭德怀。事发突然，人们都愣住了，彭德怀也没有躲闪，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聚奎猛地向雷振辉扑去，雷振辉被狠狠地摔在地上。另一个大队长黄云桥反应过来，从侧面给了雷振辉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
后来，了解当年这件事情的老战友夸奖李聚奎反应快，从枪口下救回了彭大将军，李聚奎总是笑笑，从不多说什么。李聚奎跟同志们讲，为革命做什么都是应该的，比起牺牲的战友，自己是幸存者，还有什么好宣扬的。
李聚奎的女儿李卫雨，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
父亲一生都是非常低调的，他从来不宣传自己，也不让别人宣传他。有一次，一位《解放军报》的记者来到家里对他说：“您是我军一位功高的老将军，我想了解一些您过去的战斗、工作情况，在军报上发表，好吗？”父亲回答道：“所有的功绩都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我只不过是一个幸存下来的老战士，个人功绩最好不提。”记者不死心，又问：“红军长征时，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您是红1师师长，是您亲自在江边指挥红1团打的一场漂亮仗，可是所有宣传材料上都没有提您的名字。您能给我讲讲当时的战斗情况吗？”父亲回答得更干脆：“那场战争体现的是革命军队的精神，很多年后，所有的名字都会淡化，只有那种豪气和勇敢，能够永远流传下去！”他不愿照相，免得别人拿来宣传他；他不愿给别人题词，实在无法推辞时，落款常是“老战士李聚奎”。
李聚奎之子李生雨，在文中曾这样回忆自己的父亲——
他经常告诫我们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先烈，我原来认为这只不过是他老人家对我们的一句勉励之词，从来没深入想过他为什么老跟我们提起先烈。我是通过对红军西路军那段历史的了解，才真正感受到，在父亲内心深处怀有一个缠绕很紧的结，这就是“幸存者”情结。父亲是红军西路军将领中可数的幸存者之一，但他很少给我们讲西路军的事。
有一次在聊天中无意说到了西路军，他不吭声了，我突然发现他沉着个脸，眼圈发红，眼睛里含着泪水。我一下紧张起来，怕他犯病，赶紧走到他身边问：“爸，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啊？”他冲我摆摆手说：“你不要讲了，我心痛。”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这才知道，是我讲西路军让他老人家伤心了。
我从此理解了父亲作为“幸存者”的那种沉重而复杂的情感——在荣誉和待遇面前他总会感到歉疚和不安，在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候他总是那么刚毅和坚定。“幸存者”三个字，是父亲对自己的基本定位，是对先烈的感恩，是对自己的诫勉，更是对责任的担当。
在整理李聚奎遗物的时候，子女们发现了他日常记事用的一个小本子，其中一页上有三句话，是在1984年12月31日写的，这一天正是他80岁的生日。显然，这是李聚奎在自己80岁生日的时候默默写下的内心独白。这短短的三句话不仅是李聚奎将军给自己写的座右铭，更是给后代留下的无价之宝：
纵然给我更大的权力，我也决不以权谋私；纵然给我更多的金钱，我也决不丢掉艰苦奋斗；纵然让我再活80岁，我也决不止步不前。
杨至成的6封家书
杨至成是新中国57位开国上将中唯一的侗族上将，1903年11月30日生于贵州省三穗县。1967年2月3日，在“文革”的腥风血雨中，杨至成因被批斗而引发心脏病逝世。杨至成一生戎马，身经百战，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大部分时间从事军事后勤领导工作，是我军后勤工作的主要创始人，被誉为人民解放军的“后勤之父”。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馆藏了杨至成将军的6封家书。这6封家书虽尘封半个世纪，记述的也只是一些家庭小事，但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杨至成大公无私、清正廉明、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以及他热爱家乡、关心家乡、眷恋亲情的真实情感。
信件基本情况是：2012年7月下旬，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展陈调整进入紧张的布展阶段，保管部同志在整理文物过程中，发现珍藏有杨至成将军写给其侄子杨应林的6封信（其中一封是写给三穗县委的），时间是1964年，十分珍贵。1964年正是杨至成担任高等军事学院（国防大学前身）副院长期间，三年后杨至成去世，信中所述内容可以说是其晚年家庭日常生活的缩影。杨至成的这6封家书分别为1964年1月4日、2月1日、2月6日、6月7日、10月6日和10月21日所写（以下依信件所写时间先后分别将上述6封信简称为信一、信二……信六）。所有信件系杨至成用毛笔亲笔书写，收信地址均为“贵州三穗县人委”；除信三是写给县委负责人外，其余收信人均为“杨应林”（其中信二为“杨科长应麟启”；信三另有“如本人外出，请交赵瑞芬老人”字样）；寄信地址为“北京九八一信箱”。除信五、信六的信笺纸没有函头外，其余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九○三六部队公用笺”或“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公用笺”。6封信由物主杨应林本人捐赠于三穗县滚马乡，征集人杨精林（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原副馆长），信件于2001年8月2日入藏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收藏号为1804。
信件基本内容是：
信一是杨至成收到从未谋面的侄子杨应林第一封信后的首封回信。信中杨至成对意外收到家书十分高兴，告诉侄子杨应林自己有四子二女，除最小的在家外，其余均在上学。信中透露1963年4月杨至成曾到过贵阳，原本打算携家人一起回家乡看看，惜因心脏病发作未能如愿，留下终生遗憾。信中杨至成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对亲人的深深思念。“三穗家乡是好地方，有美丽的山，有清明的水，这是我常回忆不忘的。你把它详详细细地写上情况并家族中的情况告诉我。”此外，还在信中要侄子杨应林寻找一位政治可靠、没有家庭生活拖累的女保姆到北京为其操持家务，并表示可支付每月35元至41元工资。在信笺天头空白处，杨至成还要其代问候赵婶娘，并请县委照顾她。同时询问侄子杨应林多大年纪，有几个兄弟、孩子。
信二是杨至成收到杨应林回信后回复的信件。他对家乡解放后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十分高兴，并勉励侄子努力学习和工作，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几十年来，变化很大，正如秋风扫落叶，把旧社会一切腐臭的东西扫得一干二净，新的繁荣正在成长，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优势，希望你们努力学习和工作，担负新社会建设的接班人。这是我对你们唯一要求。”同时，对县公安局推荐女保姆石玉珍的材料表示认可。信中叮嘱侄子杨应林记住他在北京的住址，陪同保姆从三穗坐车到长沙，再从长沙坐火车到北京。信中他特别要求侄子杨应林自带3个月粮票以及衣被等。如无路费可向他人借，以后再还。最后，杨至成还特别提到顺便捎带家乡榨辣椒、腌酸菜等特产让他解馋。
信三是杨至成写给三穗县委的，主要是代为侄子杨应林请假，让其带保姆石玉珍到北京顺便探亲。
信四是批评侄子杨应林以及县公安局推荐的保姆石玉珍办事不称职，指出保姆石玉珍做事偷懒、不勤勉，“她的生活完全不是农村人的行为。这样也不能做那样也不能吃。吵吵闹闹，弄得我在疗养中很不愉快”。家里养的鸡兔也不管，兔子丢了，鸡被野猫吃了。走的时候还私拿家里东西，“虽然是小事，可见这个人的私心也有些厉害了”。信中杨至成除批评侄子“以后对于帮人做的事情一定做好，免得给人添加麻烦”，还特别叮嘱侄子在三穗遇到石玉珍本人要告诫她注意保密，“不要她随便乱说，弄得影响不好”。
信五是专门为查实情而写的。信中透露赵婶娘来信说有人以杨至成名义派管理员到过她家，并说放有100元钱在县人委等语。因并无此事，杨至成担心有人冒用其名“做不好的事”，要杨应林至县人委核实清楚情况后，即回信给他。
信六是杨至成要杨应林劝说赵婶娘搬出县委，不要让县委长期照顾以免影响不好。值得注意的是，信末有“木界情况来信告知”。
杨至成19岁背井离乡，走上革命道路后，跟随革命队伍转战南北，军令重任在身，身不由己，即便是1935年随中央红军经过黔东南，也没有机会回家乡看看。1963年4月他原本打算回三穗一趟，未曾料到突发心脏病，只得取消行程，空留遗憾。直到去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他一生戎马倥偬，多次负伤，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以致不得不到苏联治病多年。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又不得不长期离岗疗养。
1964年当时国家经济条件并不好，即便是开国上将之家，生活也很困难，甚至靠养鸡兔以贴补家庭日常生活，跟普通百姓家没有什么区别。杨至成对侄子杨应林及其他亲戚要求非常严格，信一、信二中他要求侄子要好好工作学习，做新社会建设接班人，杨家子子孙孙都应为革命作出贡献，这是分内的事，“更要鼓足干劲踏步前进赶上时代不落在后面，是所至嘱”，“这是我对你们唯一要求”。
杨至成没有利用上将职权要求县委、县政府为侄子杨应林谋私利。联系上杨至成之前，杨应林已是县人事科科长，后来到桐林区公所（今桐林镇）当副区长。此后长期在县知青办当副主任，退休时仅是县老干部局局长职务。包括杨应林在内，家里的其他亲戚从没有沾过杨至成的光，没有得到过任何好处。其叔母赵瑞芬是杨至成最牵挂的一个亲人。因为她孤寡一人，无田无地，生活没有着落，又年事已高，故杨至成不得不写信让县委照顾一下。没有想到搬进县委不久，因为政治运动清查阶级成分，杨至成尊重县委意见，让赵婶娘搬出县委大院回木界老家居住，但又担心老人伤心难过，故在信六中特别要求杨应林，“对于赵婶娘要好好地做工作，不要发生意外，注意注意”。
这几封家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党我军这样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大公无私、清正廉明、严于律己的高贵品质，而这些正是杨至成将军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李聚奎生于湖南涟源一个下中农家庭，从小务农。他曾读过一年多私塾，后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目睹社会的种种不平等，他的心里充满困惑。1926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湖南，他开始听到有关革命的新鲜事，心里充满希望。当北伐军路过家乡时，22岁的李聚奎和同乡的4个伙伴，背着家里投奔了北伐军。为防止家人到部队找自己，他改名为李聚奎，走出了把握自己命运的第一步。
在北伐军中，他接触到了彭德怀、黄纯一等共产党员，很快接受了进步的思想。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的1928年7月，他毅然参加了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的平江起义，并在8月初与敌人激战时，火线入党，成为部队起义后发展的第一批党员。
起义胜利后，彭德怀、滕代远等决定带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4军会师。当时军情紧迫，周围都是敌人，天天行军打仗，最多的一天打了8次仗。有不少人牺牲了，也有人因忍受不了艰苦条件，坚持不住而逃跑回家。更有甚者，拉着部分部队投敌叛变。起义部队原来有2500多人，经过两个多月的转战，只剩下500多人。在此期间，部队转移到一个叫白沙的地方，彭德怀集合部队讲话，预谋叛变投敌的大队长雷振辉突然冲上来，伸手就夺彭德怀警卫员薛洪全手中的驳壳枪，企图射杀彭德怀。事发突然，人们都愣住了，彭德怀也没有躲闪，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聚奎猛地向雷振辉扑去，雷振辉被狠狠地摔在地上。另一个大队长黄云桥反应过来，从侧面给了雷振辉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
后来，了解当年这件事情的老战友夸奖李聚奎反应快，从枪口下救回了彭大将军，李聚奎总是笑笑，从不多说什么。李聚奎跟同志们讲，为革命做什么都是应该的，比起牺牲的战友，自己是幸存者，还有什么好宣扬的。
李聚奎的女儿李卫雨，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
父亲一生都是非常低调的，他从来不宣传自己，也不让别人宣传他。有一次，一位《解放军报》的记者来到家里对他说：“您是我军一位功高的老将军，我想了解一些您过去的战斗、工作情况，在军报上发表，好吗？”父亲回答道：“所有的功绩都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我只不过是一个幸存下来的老战士，个人功绩最好不提。”记者不死心，又问：“红军长征时，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您是红1师师长，是您亲自在江边指挥红1团打的一场漂亮仗，可是所有宣传材料上都没有提您的名字。您能给我讲讲当时的战斗情况吗？”父亲回答得更干脆：“那场战争体现的是革命军队的精神，很多年后，所有的名字都会淡化，只有那种豪气和勇敢，能够永远流传下去！”他不愿照相，免得别人拿来宣传他；他不愿给别人题词，实在无法推辞时，落款常是“老战士李聚奎”。
李聚奎之子李生雨，在文中曾这样回忆自己的父亲——
他经常告诫我们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先烈，我原来认为这只不过是他老人家对我们的一句勉励之词，从来没深入想过他为什么老跟我们提起先烈。我是通过对红军西路军那段历史的了解，才真正感受到，在父亲内心深处怀有一个缠绕很紧的结，这就是“幸存者”情结。父亲是红军西路军将领中可数的幸存者之一，但他很少给我们讲西路军的事。
有一次在聊天中无意说到了西路军，他不吭声了，我突然发现他沉着个脸，眼圈发红，眼睛里含着泪水。我一下紧张起来，怕他犯病，赶紧走到他身边问：“爸，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啊？”他冲我摆摆手说：“你不要讲了，我心痛。”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这才知道，是我讲西路军让他老人家伤心了。
我从此理解了父亲作为“幸存者”的那种沉重而复杂的情感——在荣誉和待遇面前他总会感到歉疚和不安，在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候他总是那么刚毅和坚定。“幸存者”三个字，是父亲对自己的基本定位，是对先烈的感恩，是对自己的诫勉，更是对责任的担当。
在整理李聚奎遗物的时候，子女们发现了他日常记事用的一个小本子，其中一页上有三句话，是在1984年12月31日写的，这一天正是他80岁的生日。显然，这是李聚奎在自己80岁生日的时候默默写下的内心独白。这短短的三句话不仅是李聚奎将军给自己写的座右铭，更是给后代留下的无价之宝：
纵然给我更大的权力，我也决不以权谋私；纵然给我更多的金钱，我也决不丢掉艰苦奋斗；纵然让我再活80岁，我也决不止步不前。
杨至成的6封家书
杨至成是新中国57位开国上将中唯一的侗族上将，1903年11月30日生于贵州省三穗县。1967年2月3日，在“文革”的腥风血雨中，杨至成因被批斗而引发心脏病逝世。杨至成一生戎马，身经百战，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大部分时间从事军事后勤领导工作，是我军后勤工作的主要创始人，被誉为人民解放军的“后勤之父”。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馆藏了杨至成将军的6封家书。这6封家书虽尘封半个世纪，记述的也只是一些家庭小事，但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杨至成大公无私、清正廉明、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以及他热爱家乡、关心家乡、眷恋亲情的真实情感。
信件基本情况是：2012年7月下旬，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展陈调整进入紧张的布展阶段，保管部同志在整理文物过程中，发现珍藏有杨至成将军写给其侄子杨应林的6封信（其中一封是写给三穗县委的），时间是1964年，十分珍贵。1964年正是杨至成担任高等军事学院（国防大学前身）副院长期间，三年后杨至成去世，信中所述内容可以说是其晚年家庭日常生活的缩影。杨至成的这6封家书分别为1964年1月4日、2月1日、2月6日、6月7日、10月6日和10月21日所写（以下依信件所写时间先后分别将上述6封信简称为信一、信二……信六）。所有信件系杨至成用毛笔亲笔书写，收信地址均为“贵州三穗县人委”；除信三是写给县委负责人外，其余收信人均为“杨应林”（其中信二为“杨科长应麟启”；信三另有“如本人外出，请交赵瑞芬老人”字样）；寄信地址为“北京九八一信箱”。除信五、信六的信笺纸没有函头外，其余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九○三六部队公用笺”或“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公用笺”。6封信由物主杨应林本人捐赠于三穗县滚马乡，征集人杨精林（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原副馆长），信件于2001年8月2日入藏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收藏号为1804。
信件基本内容是：
信一是杨至成收到从未谋面的侄子杨应林第一封信后的首封回信。信中杨至成对意外收到家书十分高兴，告诉侄子杨应林自己有四子二女，除最小的在家外，其余均在上学。信中透露1963年4月杨至成曾到过贵阳，原本打算携家人一起回家乡看看，惜因心脏病发作未能如愿，留下终生遗憾。信中杨至成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对亲人的深深思念。“三穗家乡是好地方，有美丽的山，有清明的水，这是我常回忆不忘的。你把它详详细细地写上情况并家族中的情况告诉我。”此外，还在信中要侄子杨应林寻找一位政治可靠、没有家庭生活拖累的女保姆到北京为其操持家务，并表示可支付每月35元至41元工资。在信笺天头空白处，杨至成还要其代问候赵婶娘，并请县委照顾她。同时询问侄子杨应林多大年纪，有几个兄弟、孩子。
信二是杨至成收到杨应林回信后回复的信件。他对家乡解放后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十分高兴，并勉励侄子努力学习和工作，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几十年来，变化很大，正如秋风扫落叶，把旧社会一切腐臭的东西扫得一干二净，新的繁荣正在成长，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优势，希望你们努力学习和工作，担负新社会建设的接班人。这是我对你们唯一要求。”同时，对县公安局推荐女保姆石玉珍的材料表示认可。信中叮嘱侄子杨应林记住他在北京的住址，陪同保姆从三穗坐车到长沙，再从长沙坐火车到北京。信中他特别要求侄子杨应林自带3个月粮票以及衣被等。如无路费可向他人借，以后再还。最后，杨至成还特别提到顺便捎带家乡榨辣椒、腌酸菜等特产让他解馋。
信三是杨至成写给三穗县委的，主要是代为侄子杨应林请假，让其带保姆石玉珍到北京顺便探亲。
信四是批评侄子杨应林以及县公安局推荐的保姆石玉珍办事不称职，指出保姆石玉珍做事偷懒、不勤勉，“她的生活完全不是农村人的行为。这样也不能做那样也不能吃。吵吵闹闹，弄得我在疗养中很不愉快”。家里养的鸡兔也不管，兔子丢了，鸡被野猫吃了。走的时候还私拿家里东西，“虽然是小事，可见这个人的私心也有些厉害了”。信中杨至成除批评侄子“以后对于帮人做的事情一定做好，免得给人添加麻烦”，还特别叮嘱侄子在三穗遇到石玉珍本人要告诫她注意保密，“不要她随便乱说，弄得影响不好”。
信五是专门为查实情而写的。信中透露赵婶娘来信说有人以杨至成名义派管理员到过她家，并说放有100元钱在县人委等语。因并无此事，杨至成担心有人冒用其名“做不好的事”，要杨应林至县人委核实清楚情况后，即回信给他。
信六是杨至成要杨应林劝说赵婶娘搬出县委，不要让县委长期照顾以免影响不好。值得注意的是，信末有“木界情况来信告知”。
杨至成19岁背井离乡，走上革命道路后，跟随革命队伍转战南北，军令重任在身，身不由己，即便是1935年随中央红军经过黔东南，也没有机会回家乡看看。1963年4月他原本打算回三穗一趟，未曾料到突发心脏病，只得取消行程，空留遗憾。直到去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他一生戎马倥偬，多次负伤，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以致不得不到苏联治病多年。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又不得不长期离岗疗养。
1964年当时国家经济条件并不好，即便是开国上将之家，生活也很困难，甚至靠养鸡兔以贴补家庭日常生活，跟普通百姓家没有什么区别。杨至成对侄子杨应林及其他亲戚要求非常严格，信一、信二中他要求侄子要好好工作学习，做新社会建设接班人，杨家子子孙孙都应为革命作出贡献，这是分内的事，“更要鼓足干劲踏步前进赶上时代不落在后面，是所至嘱”，“这是我对你们唯一要求”。
杨至成没有利用上将职权要求县委、县政府为侄子杨应林谋私利。联系上杨至成之前，杨应林已是县人事科科长，后来到桐林区公所（今桐林镇）当副区长。此后长期在县知青办当副主任，退休时仅是县老干部局局长职务。包括杨应林在内，家里的其他亲戚从没有沾过杨至成的光，没有得到过任何好处。其叔母赵瑞芬是杨至成最牵挂的一个亲人。因为她孤寡一人，无田无地，生活没有着落，又年事已高，故杨至成不得不写信让县委照顾一下。没有想到搬进县委不久，因为政治运动清查阶级成分，杨至成尊重县委意见，让赵婶娘搬出县委大院回木界老家居住，但又担心老人伤心难过，故在信六中特别要求杨应林，“对于赵婶娘要好好地做工作，不要发生意外，注意注意”。
这几封家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党我军这样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大公无私、清正廉明、严于律己的高贵品质，而这些正是杨至成将军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