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孙两代，生命中最美的珍藏
■阿 昕
插画：姜 晨
休假归队前，我专程来到安葬爷爷的内蒙古乌不浪口烈士陵园，将特地带来的两个“小红本”整齐地摆放在爷爷的墓碑前，并向爷爷庄严敬礼。朝阳洒在一旧一新两个小红本上，封皮上的党徽格外耀眼。
我是爷爷最小的孙女。在他的怀抱下，我学会了走路。在我小时候，家里炕头上摆着一张小木桌，桌上摆放着一摞摞硬壳红本。爷爷十分在意这些红本，不许旁人轻易翻动。有一年除夕，奶奶大扫除擦木桌时，不小心把红本的顺序弄乱了，爷爷气呼呼地出门溜达了一天不肯回家。
那年的年夜饭，爷爷吃了没几口，就拉着我坐在炕上，陪他重新整理木桌上的红本。我不知道红本的摆放顺序，便把一个很小很薄的红本压在两个大红本中间。爷爷四下寻不见，急出了一头汗，对着我长长短短地比划。当我明白了爷爷的意思，从一堆红本中抽出小红本时，他高兴地用胡茬在我额头上来回蹭。
那个除夕，一向反对我睡前吃东西的爷爷，破例在我钻进被窝后，又给我热了个流着红糖油的三角包。我一边被糖油烫得龇牙咧嘴，一边看着爷爷用袖子小心翼翼地擦手中的小红本。当时，我并不懂那个封面写着“党费证”的小红本的含义，只知道它对爷爷太重要了。
等我再长大一些，爷爷把他年轻时参加战斗的故事讲给我听。
爷爷十几岁时，抗日战争爆发。过了很久，亲王府的人才在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土房上糊了一层布告。旗里识字的人没几个，被“扫过盲”的爷爷就坐在布告下面，为大家读布告内容。
一天，警察署的官员骑着高头大马经过旗里，说是去打仗，顺道带走了几个识字的年轻人，爷爷便是其中之一。后来，当爷爷发现警察署的性质是日伪时，他连夜翻墙逃走了。
爷爷一路躲躲藏藏，十几天没寻着一个落脚的地方。在他生命垂危时，碰上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队伍里的首长见爷爷饿得脸色发青，便把省了半个月的干粮全让给他，还把爷爷扶上自己的马休息……那是爷爷离家后，头一回感受到真心实意的温暖。他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走。辽阔的内蒙古，从西到东，不少地方留下了爷爷参加革命斗争的足迹。多年后，爷爷常常说起自己对那位首长和同志们救命之恩的感激，更庆幸自己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爷爷后来尽管取得了不少战功，但他心底一直藏着一份遗憾。因为少年时有“日伪投诚”的记录，他一直没有机会入党，老红军、老英雄、老干部、老首长……再多的“称号”也没能让他真正开心。
改革开放后，爷爷终于有了一个入党的机会。
爷爷说，多少年来自己一直坚持写入党申请书，终于如愿以偿了，激动得热泪盈眶。
入党那一年，爷爷60岁。后来，他不止一次地向我回忆过入党那天的情景。回家的路上，他将党费证揣在口袋里，挺起微驼的背。那天的太阳格外和暖，天上的霞光如同水染的锦缎，将他带着补丁的旧衣服也映衬得焕然一新……
有一阵子，每当我在家人面前生动地复述爷爷讲过的战斗故事时，总能引来爷爷的夸奖。我窃喜这样的举动，竟能带来如此热烈的家庭氛围，便更加积极地表现。
时至今日，回忆与现实相连，我才领悟到：那颗留在爷爷肩胛骨里的子弹，那条他左腿上的狭长刀疤，那只缺了一角的右耳，那根再没长出指甲盖的小手指……那些爷爷轻描淡写的过往，是我所难以真切触及的厚重历史。
等我能讲爷爷的全部故事时，爷爷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他躺在病床上，含含糊糊地反复表达着：“以后，小红本你要帮爷爷擦擦。”年幼的我，总觉得以后还有的是时间……
一天，我放学回家后，发现家里空无一人。来帮家人照顾我的邻居，在我的追问下，告诉了我爷爷去世的消息。
按照蒙古族习俗，老人的葬礼孩童不能观礼。我至今仍记得，我跑掉一只鞋趴在爷爷家铁门外的地上不能进去看他的绝望。
头七过后，父亲把爷爷唯一的遗物——那一摞红本，带回了家。他说，爷爷弥留时特意嘱咐：“红本子别随我烧了，留给阿昕。”
那是一个7岁女孩人生中第一次经历生死离别。我把爷爷最珍视的、放在一摞红本最上面的那个小红本贴在胸前。这位老党员，把他最宝贝的东西，留给了我。
从那以后，我揣着小红本给予的力量笃定前行。小红本扉页上的入党誓词，被我在心里反复刻写了一遍又一遍。高中时，我成为全校唯一一名学生党员。18岁的人生岔路口，我毅然报考了军校。这是爷爷的心愿和热爱，亦是我的使命和荣光。
如今，我在“豆腐块”上端正的绿色军帽里，一直珍藏着两个小红本，一个是爷爷的党费证，一个是我的党费本，我每天都会将它们轻轻擦拭一遍。
我时常想象爷爷入党那天的场景：家乡的草原上，夕阳里游动着七彩的牛羊，牧羊人也走在云端，和风把袅袅炊烟吹向天边，把倒伏的草梳成绿色的波浪，把黄油温柔舒缓的香浸入爷爷的脾肺……这位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亲人，这个为“小红本”执着了一生的人，生于192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