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李先念
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
1940年初，李先念在豫鄂边抗日根据地
1947年11月，李先念在豫鄂陕革命根据地
李先念在湖北省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
1948年，李先念与陈毅、粟裕在河南濮阳
1949年3月，李先念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于西柏坡
1949年，李先念在武汉
1952年2月，李先念在武汉江面轮船上
1952年，李先念在湖北农村
毛泽东赞誉李先念“将军不下马”
编者按：6月23日是李先念诞辰106周年纪念日。李先念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李先念出生于湖北黄安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大革命失败后，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李先念一直从事军事斗争，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他在重大历史关头不怕牺牲、勇挑重担，敢于斗争、屡建奇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李先念是党和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达26年，长期分管财政、金融、贸易等工作，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李先念先后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等重要职务。他曾说“要与别人比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性，不与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更不允许贪污腐化”。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但在生活上始终保持勤俭朴素作风。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逝世，享年83岁。
一、毛泽东紧握李先念的手笑称：果真英雄出少年
1935年１月，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军事领导权重新被确立后，即电令红四方面军由川陕革命根据地向西出击，以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作战。３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转而进军川西北。
到５月底，中央红军经过十个月的行军作战，疲惫交困，“拖的只剩下了一副骨头架子”。就在这时，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收到了来自雪山那边的红四方面军的电报：
一、我们已派一小队向西南进占懋功与你们取联系。你之先头部队确取联系后，请即飞示以后行动总方针。我方情况请问我先遣之指挥员同志，即可得知大概也。
二、川西一带情况有利于我们消灭敌人作战巩固之后方根据地……。
国焘、昌浩、向前
六月二日
来电如一阵春风，迅即传遍中央红军各部，一片欢呼。
6月12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给中央起草了《关于川西北敌我情况的报告》。在报告中，徐向前详细介绍了敌方的部署、兵力、调动情况，汇报了红四方面军所属各部队的部署情况和战斗任务，第二天，连同两幅地图，一起送往红一方面军，并称：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同志已来懋功，并带电台一架，在懋功之部队目前应如何配合兄方行动，请直接示之。
16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一座法式建筑的天主教堂内，会见了在那里迎接他们的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毛泽东伸出他那有力的大手紧紧握住李先念的手，上下打量，连声说道：“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少年！”
李先念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显得十分激动。
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对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表示亲切的慰问，同时充分肯定四方面军的成绩。他说，过去两支红军独立作战，力量分散，现在好了，两支力量合在一起，我们的力量就更大了。
随后，毛泽东打开桌上的军用地图，边看边问，岷（江）嘉（陵江）地区的气候怎样？地理条件如何？人民目前的生活状况？毛泽东以十分亲切的目光望着李先念，期待着回答。
李先念如数家珍：岷、嘉两江之间地区，山间平坝子多，物产丰富，人烟稠密，居民以汉族为主，也有羌族和藏族，部队的给养与兵源估计都不成问题。从战略地位上看，东连川陕老根据地，北靠陕甘，南接成都平原，可攻可守，可进可退，回旋余地大。红军如果进入这一地区，有了立足之地，可以休整补充，恢复体力，再图发展。趁现在茂县、北川还在我军控制之下，可以打回去，否则，再打过岷江就难了。
毛泽东听得很投入，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李先念补充道：“我们来懋功的路上，人烟稀少，只看到少数藏族牧民，筹粮很难，大部队久驻无法解决给养。大小金川和邛崃山脉一带，高山连绵，谷深流急，大部队很难行动，不容易生根立脚。向西北去条件更差。”“依我看，无论从地理条件、群众基础，还是红军急需休整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前途看，两军会师后应向东北方向，首先是向岷嘉地区发展比较有利。”李先念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好！说得好，很有见解，真知灼见呀！”毛泽东对李先念大加赞许。“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相见恨晚喽！”
1984年6月15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对索尔兹伯里回忆当年的情形说：“我们到后，他们（指红一方面军）跟着就到了，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尽管我们做了很大努力，也只给他们补充了一千多人。确切地说，做得太不够了。当时一、四方面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可争吵的。”
1937年12月26日，经过“西路军”征战的李先念在周小舟的陪同下，乘汽车离开兰州，经西安到达延安，住在中央军委招待所休息待命。
年底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晚饭后，在十分详和的气氛里，毛泽东和李先念他们谈起了西路军。他指出：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他们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没有棉衣，没有医药，没有子弹，但坚持用大刀、矛子和敌人拼杀，他们的牺牲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还鼓励大家说：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领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达新疆，这种坚定的行为，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任何军队是做不到的。
毛泽东知道李先念是工农出身，就安排他去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着意培养。入学不到两个月，抗大第三期结业，李先念又转入马列学院学习。
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延安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
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这是一般人所难以接受的，可李先念没有想这些，此时他想的是只要能扛枪打击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所以他坚定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谭政同李先念谈了工作分配问题之后，不久，毛泽东把李先念找去，问：“听说安排你到一二九师当营长，有这个事吗？”
李先念作了肯定的回答。
毛泽东说：“这太不公平！”
李先念鼻子一酸，眼中涌出热泪。毛泽东的这句话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也是对二万多西路军将士们的安慰。
后来，在毛泽东的亲自安排下，李先念没有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当营长，而改任去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后又被刘少奇、朱理治留在鄂豫边，参与领导中原地区的抗日斗争。
二、毛泽东称赞李先念的做法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
全面抗战打响后，1939年1月，奉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命令，李先念率领一支由16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确山竹沟镇南下，向武汉外围挺进。
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对李先念的南下非常关心。要求李先念及所率部队应由铁路两侧到国民党不去之区域发展，在发展中目标尽量缩小，并多组织过渡形式武装，多求质的巩固。
2月12日，毛泽东电示：“我军每到一处，均须发布告或宣言”，“广泛宣传，以打击反共顽固派”，唤起民众，一致抗日。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下，李先念在南下途中，一面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广泛地播下抗日种子，一面将各地党组织领导的分散的抗日游击武装穿珠成串。继新四军挺进团成立后，6月，李先念和陈少敏等在京山养马畈主持了鄂中区党委会议，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决定在鄂中打出新四军的旗帜，并统一豫南和鄂中党的武装，建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下辖5个团队，使中原敌后产生了第一个游击主力兵团。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一经成立，在李先念的率领下，高举新四军的抗日旗帜，向鄂中、豫南、汉水和淮河两岸的敌后挺进，机动灵活地打击汉奸、伪军和零星日军，发展与巩固自己的力量，逐步创建根据地。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制造了一次又一次反共磨擦，使新生的根据地和人民武装面临着严峻局势。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决策下，中原局作出了创立最坚强的抗日游击队伍，建立鄂东、豫南、鄂中抗日根据地，并使之逐渐连成一片的决定。11月中旬，李先念与朱理治、陈少敏、任质斌等在四望山召开会议，决定撤销鄂豫皖、豫鄂、鄂中三个区党委，统一成立新的豫鄂边区党委，并将以上各地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
1940年1月3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湖北京山八字门正式建军，李先念任司令员。同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指示“李先念的任务是巩固现地策应我军”。刘少奇根据党中央及毛泽东的指示意图，从苏皖敌后给李先念发来指示：“所有在鄂中、鄂东活动，我党所领导的部队，统归你们指挥节制，部队番号改称挺进游击纵队”。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建军时，国民党顽固派正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进行坚决自卫。
4月17日，李先念、任质斌等率纵队主力东进，对盘踞在大小悟山地区的程汝怀部展开攻击，击溃了顽军，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区，并发展了抗日武装，在边区粉碎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对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反顽自卫战争，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5月4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南局关于“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电中，不仅充分肯定李先念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提出强硬的抗议“就是好例”，并明确指出“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对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
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对正在开展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军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同时，经中央肯定和传播的鄂豫边区之新鲜经验，对发展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毛泽东指示李先念，“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是毛泽东早就预料到并做着准备的。但它来得这么快，却是毛泽东所没有想到的。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是一个矛盾而又复杂的中国。中国何处去？毛泽东在思考，蒋介石也在思考。民族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内战的阴霾又笼罩大地。一直在保存实力、坐待胜利、准备内战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剑锋直指解放区。
1945年8月10日，日本乞降消息传出的当天，毛泽东就对孤悬敌后，独撑武汉外围抗战局面，直属中央军委指挥的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发来指示，对第五师和边区进行了新的战略部署。毛泽东指出：“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所处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武装，夺取中小城市、交通要道，限令伪军反正、投降，并按指定地区驻扎，否则即予以消灭，立即投入准备对付内战这一新的严重斗争。”
对抗战胜利到来后所面临的复杂形势，李先念也忧心忡忡。他与郑位三、陈少敏等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形势突变，一切出人意料之外，我们领导机关及干部，对此全无经验，加之地区辽阔，难以照顾周全，深抱急忧……国内蒋军必四方逼近，我主观弱点太多，虽有兵4万，但地区太大，不敷应用。且今后内战需要正规战、运动战始能解决问题。我目前全力抢武器、资源，作一切准备，着重为了应付内战。”因此建议：（一）某些地区、特别是平原丧失后，应以大别山西部、桐柏山东部为反内战基地。（二）八路军南下二梯队立即星夜出发，暂在边区待机一时，协助控制山地，调整阵容。最好能留在边区，则可整编四至五个旅，应付内战，更有把握。
李先念决心坚守中原、加强中原的战略性建议，深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许。12日，中央同意在鄂豫皖建立中央局，并决定派徐向前任中央局书记。因徐向前患病，“中央指定郑位三为副书记，在徐向前未到之前代理书记”。
8月15日，毛泽东谆谆告诫李先念：“时局虽急变，大局于我有利，你们是有经验的，必须对付新环境！只要手里集中一至二万精兵，什么也不怕。整编四五个旅甚为重要，半月左右能否完成？”这次来电，就意味着毛泽东对李先念的建议作了肯定的回答。
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其速到重庆“共定大计”。毛泽东在应邀去重庆谈判前，与刘少奇谈了一天一夜，告之密切关注东北和中原问题。
10月11日，在《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签署的第二日毛泽东回到延安。由于过分的紧张工作，毛泽东于11月中旬病倒了。
1946年6月，毛泽东的健康基本恢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此时的中原解放区已是大军压境，战云翻滚。经过精心部署的蒋介石，认为彻底消灭中原解放军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密令郑州绥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第五绥靖区和武汉行营之第六绥靖区，按既定计划，先速歼中原李先念部，并指令担任攻击的各部队，务必于6月22日前秘密完成包围态势及攻击准备，于7月1日占领中原军区司令部宣化店，实施攻击。
面对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无比的勇气，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指示中原解放军坚决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实行战略转移，粉碎敌人的阴谋。
6月23日，在收到李先念和郑位三关于突围部署电报后，毛泽东立即以党中央的名义复电：“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以免延误时机。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
26日晚，中原军区部队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的突围部署，分路举行突围，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行动，打响了解放战争第一枪。
10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三个月总结》中，对李先念率部中原突围给予高度评价：“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分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着老解放区作战，并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
四、毛泽东笑着对李先念说，你不当财政部长，只好把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
1954年5月，春光明媚、生机盎然的北京，迎来了一位非常的客人，他就是即将就任国务院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李先念刚出北京前门车站，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戎子和、金明等人便迎了上去，和李先念亲切握手。
李先念在北京饭店稍事休息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和刚卸任财政部部长、就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分别找他谈话，向他传达中央决定：李先念任财政部部长和主管财委第二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领导财政、银行、外贸、物价等部门的工作。
李先念事先知道这一决定，所以并不觉得突然。尽管人已经来到北京，但他内心还是感到难以胜任，所以再三诚恳地摆出种种理由，试图说服两位老领导、老战友理解他，请中央另物人选。陈云、邓小平分别给他讲了形势，反复强调这是中央作出的决定，毛泽东同意的，不可能更改，要他一心做好上任的准备。
毛泽东得知李先念已到北京，就打电话通知他去中南海。一见面，李先念就直奔主题，向主席提出，财政部长我干不了，我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还是请中央考虑他人。毛泽东笑着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我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李先念着急了，赶紧说：主席，那还得了，那我还是服从中央的决定。
1958年，古巴国家银行行长格瓦拉访问中国。毛泽东安排了时任财政部长的李先念与他见面。毛泽东对格瓦拉说：“我们刚刚革命胜利的时候，也是非常缺少财政人才的。越到后来，我们越注意培养各类干部。但是，我们培养的人手，总嫌不够用的。”他指着李先念风趣地说，“于是，我们只好抓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陈云向中央提议和推荐李先念任财政部长，中央接受这一建议，也是经过全面慎重考虑和反复比较的。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非常信任他，器重他，因为他作风正派，诚实，有政治头脑和原则性强。
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回忆说：“开始，我真有点为他担心。但先念同志却以他的聪明才智，很快交出合格答卷。为了党和人民的需要，他勤思苦学，努力向其他同志学习。他经常向陈云同志请教，也时常和我交换意见。在很短时间里，就适应了工作环境，很快进入角色。”
正是由于李先念的谦虚谨慎、兢兢业业、锲而不舍，经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很快地由外行变为内行，在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这个职位上，干了22年，协助周恩来、陈云，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确立、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工作领导者。毛泽东曾称赞陈云、薄一波、邓小平、李先念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1959年庐山会议后，紧接着在全党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李先念由于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被斥为“右倾思想”严重，首当其冲成为国务院财贸口的批判对象。
9月25日，毛泽东为李先念的检讨报告是否下发的问题，找他谈话。这次谈话给李先念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曾多次讲述这次谈话的情况。
李先念说：那天毛主席把我叫去，我到时毛主席还没有起床。他叫我进书房，一见面他就说，杞国人来了。接着就问我知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要我不要学习杞国人。我说，知道这个故事，但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忧几亿人开不了饭。毛主席听我这么一说，感到很吃惊，就坐下来让我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情况。
李先念说：“我在你面前是不会撒谎的。今天我得知济南市的粮店都开不了门，就将运往阳泉市的一列车粮掉头赶运济南市，以解燃眉之急。”毛泽东不仅耐心地听，还提出一些问题，李先念一一作答，毛泽东听后，尽管心情很沉重，但对李先念的态度却有了根本的改变，请李先念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不仅了解了真实情况，也再次真实地了解了李先念，不仅对李先念的气消了，而且支持李先念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所做的各项工作。
此后，李先念指导粮食部门摸清粮食的实际产量，消除虚假现象，为此还采取了生产队生产的粮食过秤入仓的办法。
为了保证大中城市粮食不脱销，李先念不仅仔细研究、亲自计算粮食部的每期粮食购、销、调、存进度表，还向各省打电话询问或者找人来听取汇报。
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向周恩来并毛泽东报告，提出先进口12亿斤粮食或更多一些的建议，以解决急需。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能进20亿斤更好。后来李先念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由于抢运到国内粮食43亿斤，用在“刀刃”上，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
李先念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采取许多重大措施保证粮食供应，不仅为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立了大功，也为扭转经济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五、“文革”中，毛泽东称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保护了李先念
1966年，随着 “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全国出现了越来越混乱的情况，以至出现了难以控制的局面。李先念这个老革命，也受到了“炮轰”。
最早“炮轰”李先念的，是财贸口的大专院校。事情的起因是这样：当财贸口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开始揪斗学校领导干部，贴出要打倒党委的大字报，还驱赶制止他们这种行为的工作组时，李先念为避免混乱，从大局出发，做出指示：财贸口的大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不准把大字报贴到街上，不能乱给干部扣帽子，不能乱揪乱斗领导干部，不能赶工作组走，揭发问题要独立思考，不能乱给干部上纲上线，不能乱说干部有政治历史问题。他还要求工作组不能撤，要顶住，要稳住阵脚，努力做好群众工作。李先念的这些指示传开后，在江青等人的指使下，造反派立即把“炮口”调过来，一齐“炮轰”李先念，攻击他是“财贸口最大的保皇派”，是“财贸口走资派的后台”，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他们想打倒李先念，夺财贸口的大权。
周恩来发现李先念受到“炮轰”后，心里十分焦急。他亲自出面，多次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头头和群众代表，说服他们不要“炮轰”李先念。周恩来说，李先念是老革命，毛主席都信任他，你们说要听毛主席的话，为什么不信任他呢？我们要支持李先念的工作。
由于有周恩来的保护，造反派们打不倒李先念，就对他进行刁难，并于1966年11月制造了所谓“出国风波”。
当时，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请中国共产党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出席。李先念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周恩来考虑，当时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有经济援助项目，派李先念去阿尔巴尼亚比较合适，便在中央碰头会上确定由李先念去，任副团长。但此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财贸口造反派的耳朵里，他们不干了，立即张贴大字报，向中央写“呼吁信”，开造反派头头的“联席会议”，提出：李先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自己的问题没有彻底检查，不能作为中国共产党赴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副团长出国，“强烈要求取消李先念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资格”。
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汇报，把李先念近来工作情况和派他出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的理由讲清了。毛泽东表示支持周恩来的意见。他还说了一句话：李先念在战争年代是“不下马的将军”。周恩来立即把毛泽东的这句话向“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传达，同时，他在接见群众代表时也向造反派们讲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向造反派们亮明：毛泽东是保护李先念的。
1972年11月22日下午，李先念怀着崇敬的心情，和湖南省的领导王治国、毛致用等人陪同尼泊尔王国年轻的首相基尔提·尼迪·比斯塔和夫人来到韶山。
一下车，李先念就转身对尼泊尔首相基尔提·尼迪·比斯塔和毛致用等人说：“在五十年代我就想来。六十年代也想来，可一直没有来成。今天沾首相的光，中央派我陪同，终于来成了。比斯塔首相，我应该谢谢你。”
“我们尼泊尔应该谢谢中国，谢谢毛泽东。你们是一个大国，自1955年两国建交后，我们一直和睦相处，中国给了我们很大的援助。”比斯塔首相真诚地说。
“你们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呀。去年中国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就是和尼泊尔这样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分不开的。毛主席说是第三世界的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李先念诚恳地说。
宾主笑意盎然，步履轻轻，走向毛泽东的故居——上屋场。座落于茂林修竹，青翠欲滴的小山冲中的毛泽东故居泥砖青瓦，土木结构,是中国南方最常见的普通农家住房。
在毛泽东同志故居前，比斯塔首相简直不敢相信地问了两次：“毛泽东就是在这座房子里长大的？他的父亲是农民？”大家一个个地点头，作出肯定回答。
比斯塔首相无话可说，他与夫人亲切地耳语着。美丽的夫人听完后，笑了起来。
首相说的是什么呢？李先念等不得而知，疑惑着。比斯塔首相向翻译点点头，示意翻译。
原来比斯塔首相和他的夫人讲的是他在美国哈佛读书时的一次“豪赌”故事。当年比斯塔首相在哈佛大学攻读学位时，曾与同学讨论二十世纪各国领导人谁最爱读书？谁的结论被大家共同接受，谁将获得50万英镑。有的人认为是英国的丘吉尔，有的人认为是法国的戴高乐，有的人认为是美国的罗斯福，最后一个人认为是中国的毛泽东。大家互不相让，各自摆出关于他们举出的领导人的理由，他们的著作，他们写第一篇文章的年龄，用他们的书治国的才华，简直是旗鼓相当，不分伯仲。就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时候，提毛泽东名的那个学生表示他还有话说，他问了三个问题，全球什么职业的人最多？农民。哪个国家的古书最多？当然是中国。那么，当今领袖哪个能够在马背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还能读书写出第一流的诗篇？这个学生说：毛泽东的伟大是无所不在的。所有的参赌者都服气了。
比斯塔首相说：亲爱的中国同志，请你们猜一猜这个赢了钱的学生是哪里人？接着他做了一个手势加动作。
这一下说什么的都有，比斯塔首相笑而不语。李先念的食指和中指点了点额头又捏了捏鼻梁笑了。首相相视一眼也笑了，说：“您猜对了。”
李先念解释道：“脸面又称台面，鼻梁弯弯的，自然是台湾了。”李先念话一说完，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毛致用笑着对李先念说：“过去在湖南一直听说你是毛主席的一把铁算盘，今天看来你还是一把不动声色的活算盘哩。”
“你说错了，毛主席的铁算盘是陈云和李富春，他们教我学会了搞经济。徐向前是我打仗的老师，陈云、薄一波、李富春是我搞经济的老师，毛主席是我一辈子革命的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