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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我有幸见到周总理,那是1973年的1月,我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他,那次对我来说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在意大利外交部梅迪奇外长访华之际,我获得了去中国的签证,我从小就一直梦想着到这个伟大的国家。到了人民大会堂后,我和一些大使排队等待着与周总理见面。当时,我排在队伍的中间,当我听到周总理向人们打招呼和致谢的声音时,我向排在我前面的一位大使询问,除了中文外,周总理还会讲什么语言?他回答说,周总理的法语讲得很流利。这也是我的运气,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直接向周总理说明我的要求。我向意大利驻华大使撒了个谎,说我没有带照相机。其实,你们也知道,作为一个摄影记者,是不可能不带照相机的,因为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有机会用到。之所以撒谎,我是想借机排到队尾去。因为队伍排到一半时,我意识到,即使我向周总理只要求1分钟(照相)的时间,我的要求也不会得到满足的,因为我的身后还有三四十人在排队。于是,我从队伍里走了出来,一直走到队尾,这样我就成了最后一个接近周总理的人了。

他的微笑、他的高雅气质、他的沉着稳重和高大形象立刻打动了我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非常有涵养而且高雅的人,他的确懂得预知未来,预知自己的国家。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但我认为,如果说毛主席是一个伟大国家的舵手的话,周总理则凭他的勇气为这个国家照亮了前进的道路。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在我接近周总理的时候,我想我得找一个理由说明我当时在场的原因。于是,我说:“总理先生,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撒了谎,我向别人谎称没有带照相机,但实际上我带了。因为这是唯一的机会能为您拍一张照片,我再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机会、再也不可能有像今天这么好的运气给您拍照了。”

他看了看我,对我说:“满头白发的人也会说谎吗?”

“是的,总理先生,我是说了谎。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如果您愿意的话,我这是第一次请求您,耽搁您一小会儿时间让我为您照一张相。”

他对我笑了笑,说:“面对一个满头白发的人,我总是愿意的。”

我让他走近沙发,并让他坐下来。他的姿态是那样高贵,他当时的姿势是这样的,你们可以从这张照片上看得出,他的手,他的胳膊肘这么完美地放在这里,根本不需要任何提示。我拍下了第一张照片,但那时他的眼睛几乎是往地上看,我认为这张照片不太好。于是,我走近周总理,对他说:“总理先生,我不是一个出色的摄影师,您能给我一个机会再为您拍一张照片吗?”

他同意了。我重新回到我的摄影位置。当我正在取景时,他的一个秘书从远处叫他,他的目光移向了远方,朝着中国的未来看去。就这样,我拍下了第二张照片。

能为周总理拍下这张照片的确是我的运气。有一件事我得说明,给周总理拍下这张照片不是因为我能干,而是因为我面前站着一个有个性的、如此重要、如此崇高的人物,是的,应该说他有着高贵的气质,他的面部轮廓,还有他的眼睛是这样的非同一般。如果说拍下这张照片有什么功绩的话,也就归功于他个人。他的确很有吸引力,我这一生永远都不会忘记他。

还有一件很有趣的轶事。有一天,我去为阿拉法特拍照,当我到了突尼斯时,阿拉法特对我说:“亲爱的朋友,自从我们在开罗见面到现在,我们认识已经很长时间了,我想请您帮一个大忙,像给周恩来总理拍照一样也为我拍一张。”我说:“噢,主席先生,这可比较难,因为你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为周恩来拍摄的这张照片,首先刊登在意大利《时代》周刊上,占了中心页整整两页篇幅。它很快引起了世人的关注。1974年,这幅照片荣获美国最有名的新闻照片奖: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认识世界奖”。

另外,与周恩来夫人的会晤也使我激动不已,她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女性。周总理逝世后,我再次来到中国,受到邓颖超的亲切接见。见面时,她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并对我说:“感谢你拍了一张很好的照片,这是恩来生前拍的姿势和神情最好的照片之一。”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才喃喃说道:“不,这要感谢周总理!”

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为周恩来总理拍的这张照片在中国以各种方式被广为采用,我听说到1986年为止这张照片的发行量已超过了9000多万张。可以说,我得到的最为高贵和诚挚的谢意是来自周恩来的夫人。

(作者系意大利著名摄影家、《沉思中的周恩来》照片拍摄者焦尔乔·洛迪)

(本文系《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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