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杰出组织者和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奠基人。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陈云具体负责组织领导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在1953年初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周恩来说，今年是执行“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国家计划建设的规模一开始就是极其宏大的，摆在人民面前的任务是光荣而巨大的”。此任务寄托着几代中国人的渴望与梦想——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期间，周恩来领导制定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和赴苏谈判，为创建新中国工业基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
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诞生之初，毛泽东和周恩来深知领导全国人民大展宏图搞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1951年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要求立即着手编制五年计划的各项准备工作。
随即，由周恩来提议成立了他和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组成的6人领导小组。当时，周恩来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全面主持我国的内政外交工作），陈云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主任，薄一波和李富春任副主任，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宋劭文任中央财经计划局局长。
1952年5月，在领导抗美援朝战争如火如荼继续进行的同时，党中央紧抓经济工作不放松。根据中财委建议，确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并积极组织力量着手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于是，周恩来与陈云亲自组织，精心策划，开始具体编制，并计划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中央指出，今后的5年是我国长期建设的第一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并保证我国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根据毛泽东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意见，明确5年建设的方针为：一是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重工业优先建设钢铁、煤炭、电力、石油、机械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及基本化学工业。轻工业优先发展纺织、造纸和制药工业。二是工业的建设速度在可能条件下力求迅速发展。三是工业的地区分布应有利于国防和长期建设，并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发挥东北及上海原有工业基周恩来地的作用，继续培养与利用已有工业基础与技术条件，为建设新厂矿、新工业基地创造条件。四是铁路建设以沟通西南、西北和中南为主要任务，以适应在国防安全条件下长期建设的需要。
根据以上指示精神，中财委相应确定了编制的总体思想：经济建设要确实保证重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要按实际需要和财力、物力、人力条件的可能进行安排且配套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应同第二个五年计划相衔接。据此，1952年6月，中财委开始汇总各大区和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全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与此同时，周恩来为集中精力编制一五计划，给毛泽东写了封长信：在7月份，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外交工作方面，其他工作尽量推开??政务会议，当由陈云、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轮流主持并将议程准备好??毛泽东很快批准了他的这一要求。
8月11日，周恩来主持制定的按部门和行业划分的《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说明》终于试编完稿。此草案实际上只有国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铁路运输、重大水利工程是直接计划，约占40%，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是间接计划，并对我国钢铁、机械、煤炭、石油、电力、化学、电器制造、轻纺、航空、坦克、汽车、造船等工业提出具体建设指标和要求，对重大水利、铁路、桥梁建设也做出总体规划。通过一五计划，拟扩（改）建与新建若干个重工业区：以钢铁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鞍山、武汉、包头区域，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兰州区域，以动力设备、重型机械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西安区域，以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吉林区域，以煤炭和采矿设备制造为中心的抚顺、大同区域，以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洛阳、成都区域，初步形成我国工业建设的新框架与大致布局。同时，周恩来还起草了《关于3年来中国主要情况及今后5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
尽管我国制定的《一五计划轮廓（草案）》比较粗略，但作为我国首个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的雏形，不仅为与苏联政府谈判援助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项目提供了基本依据，而且也为即将展开的有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勾画出一幅宏伟蓝图。
当周恩来与陈云开始进入更详细的一五计划编制工作中时，专业技术干部严重不足。这又一巨大难题摆在新中国缔造者面前。鉴于当时国内外的各种实际情况，开国领袖自然将目光投向已与我国建立友好关系并早已创造了崭新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苏联。
（二）
8月下旬，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应邀前往莫斯科，带着试编出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几本小册子征询苏联政府的意见，并与苏商谈援助中国一五计划建设问题。代表团阵容庞大，包括工、农、林、军事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当时，苏特意派遣3架军用飞机和1架民航飞机接载中方代表团。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联，与苏联领导人商谈关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有关问题。图为代表团到达莫斯科。
此次出访，是继毛泽东、周恩来1949年到1950年初访苏后的第二次重要国际活动，是中苏两国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全面合作的一次重要谈判，为新中国一五计划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
一路上，周恩来没有一点总理的架子，与大家随意谈笑，机舱里的气氛十分融洽。代表团在伊尔库茨克住了一夜，次日换乘飞机继续赶路。离开宾馆时周恩来按习惯与宾馆服务人员一一握手告别，感谢他们向中国代表团提供的热情周到服务。他们很受感动，未料想到中国总理如此平易近人、通情达理、和蔼可亲。
周恩来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重大事情均事必躬亲。抵达莫斯科后又将准备提交苏讨论的《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及《总说明》等几本小册子，重新详细审阅了一遍，逐字逐句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他审阅中发现林业采伐、造林和木材蓄积量计划数字核对不上，当即打电话严厉批评了代表团中负责计划综合工作的同志。
第二天周恩来专程来到代表团下榻的宾馆与大家共进午餐。服务员送来一瓶白兰地酒。他亲自斟满两杯，走到前一天批评过的那位同志面前递去一杯，微笑着说：“昨天我批评了你，以后要细心一些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来，现在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就这样，经周恩来简单自然的一席话、一杯酒，一下子就缓和了那件不愉快的事造成的紧张沉闷气氛。大家深为总理严谨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所折服。
到莫斯科后不久，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晚宴招待周恩来一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代表苏方起立敬酒。晚宴约3个小时，大家尽兴欢聚而散。之后，斯大林陪同周恩来观看了电影。
随后，苏方安排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参观了一个汽车制造厂，乘船游览了伏尔加——顿河运河，还到斯大林格勒参观了一个拖拉机制造厂。每到一地，周恩来都向陪同人员饶有兴致、极其详细地询问有关生产和建设情况，真正做到了四处留意，用心“取经”。代表团所到之处仍能看到战争遗留下来的废墟和痕迹。周恩来为此深深感叹和平建设时期的来之不易。
当时，中苏关系处于鼎盛时期。斯大林对周恩来一行的访问非常重视，先后3次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会谈。会谈中，周恩来着重介绍了一五计划的设想：中国经济状况；5年建设方针；主要指标项目；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请苏联援助事项。他在商谈中一开口就要求增派800名苏联专家到中国。斯大林听得有些措手不及，数量之多让他感到为难；但他并未拒绝这一要求，而是千方百计抽调大量科技人员援建中国。中方还希望苏方提供各种工业标准和技术资料，用于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据统计，1950年至1953年间，苏联专家带来的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重达600吨。周恩来还专门就一五计划的编制请教了斯大林。斯大林看后坦诚地说：“一五计划草案中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20%，太高了，应降到15%或14%。”沉吟一下又说：“计划不能打得太满，要留有余地，以应付意外困难的发生。”这番十分中肯的建议与指导，周恩来认为很有道理连连点头，很快予以采纳。
可有些苏联领导人看了中方的这一经济计划后毫不客气地表示：你们手里的那个计划还不能算是五年计划，甚至作为指令也不够。这当头一棒的质疑让中国代表团成员十分扫兴。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每人都怀有强烈炽热的报国之心和高涨干劲，恨不得祖国一夜之间就能富强起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于是，在这方面没多少实践经验的他们竟有些不切实际地提出在5年内要修1万公里铁路；而那时全国铁路总共也仅3万公里，还是从清朝到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期花几十年时间才修起来的。苏方一听中方在一五计划里就要修1万公里，瞪着幽蓝眼珠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连说：“你们根本做不到。”随后，苏联专家针对实际运作中必然要遇到的具体细节连珠炮似地发问：“你们要修1万公里，铁路器材谁给？你们需要多少机车、车皮，这些机车和车皮又让谁来维修？电动机车少，主要是用蒸汽机车，每个车站都要有上水设备，风、水、煤、电、气，这一套东西又怎么解决？”中国代表团成员被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哑口无言，面面相觑，只能感叹：心急加外行，故而想得太简单了。最后，大家压下迫不及待到有点操之过急的心情，重新冷静客观地、切实可行地商量，把原计划砍掉一半，改为修5000公里，苏方这才点头称是。
其中，斯大林同周恩来、陈云和李富春于9月中旬的那次会见，就援助中国的一五计划问题，谈了3点意见：1、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应当能制造汽车、飞机、军舰。2、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一定很快，但是做计划应留有余地，要有后备。3、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价格便宜，技术也是头等的。斯大林的意见，实际上表达了苏方援助我国一五计划的总方针。现在看来，在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我封锁禁运，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苏联的重建工作任务很重，再加上其还从未搞过这样大规模对外援助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对我国的援助确实尽了努力。
当大局方针定下来且代表团各组工作大致步入轨道后，周恩来指定李富春代理团长，领导各组继续与苏进行具体谈判。他和陈云、粟裕一行17人于9月24日先期返回北京。离苏前周恩来亲自将与苏方往来的有关文件逐一清点，移交李富春秘书吴俊扬。苏联对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接待工作，转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萨布罗夫负责。苏联国家计委极为重视，曾组织人员集中力量，着重审查中国一五计划和要求援助的项目。中国代表团成员则分头向苏联有关部、局介绍情况，交换意见。苏方详细地审查了全部地质资料。
（三）
10月至11月间，周恩来和陈云特地派遣地质部副部长宋应到莫斯科接受咨询，并再度让柴树藩到莫斯科协助沈鸿等参与谈判。1952年冬季，李富春去海滨疗养期间，由宋劭文负责收集中苏双方会谈情况，向李富春汇报并转达他的意见。当时还成立了以李富春、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外贸部代理部长和总顾问组成的中心组，负责审查一五计划轮廓（草案）中的问题。中苏双方多次进行小组会谈和高级磋商，逐项予以落实，凡重大问题李富春都直接致电请示党中央。每次周恩来都要仔细地阅读这些电报，并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后，及时做出答复。
为尽快拟定一五计划，中苏双方倾注了大量心血，虽几经修改但仍未成熟。进入1953年，中苏两国就经济援助问题还在谈判，可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却不能再等待了，于是中国政府果断决定按预定时间表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一五计划以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的方式全面展开。
3月5日，斯大林突然去世。8日，周恩来专程赶赴莫斯科，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参加斯大林的葬礼。期间，他利用工作间隙听取了李富春关于同苏方商谈《一五计划轮廓（草案）》的情况汇报和意见。他听得非常认真，亲自做记录，回国后又整理成文，分送有关领导同志征求意见。斯大林丧事料理完后，谈判才得以重新进行。苏联方面也加快了步子：苏联计划委员会有14个副主席参加，分成十几组，分别与中方各行各业对口谈判。3月中下旬，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会同卡冈诺维奇、科西钦科、郭维尔等人两次约见李富春，中方陪见的有宋劭文和袁宝华。米高扬代表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一五计划轮廓（草案）》提出如下意见：一是关于工业发展速度，原定每年递增20%，但因建设时期与恢复时期情况不同，速度定高了，摊子就铺得很大，力量分散。故计划每年递增14%或15%即可。二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缺乏自己的专家和地质资料。这两项工作须做在其他工作之前。
苏联的帮助可以减轻中国建设的负担，但毕竟很多工作要中国自己去做。设备不能完全依赖进口，能生产的要自己生产，这样既可节省资金又培养了技术力量。三是中国一五计划需大力发展手工业、小工业。手工业是增加财政收入和国民经济积累的来源之一。四是要注意考虑农业。过去3年中国实行土改，农业收获很大。但今后这样的重要条件没有了，就要另想办法保证农业的继续发展。要保证肥料，注意发展城乡交流。五是铁路建设意义重大。六是在财政、金融、商品流通方面，还要花力量研究，因计划缺少财政和物资平衡。
4月初，李富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同米高扬会谈的主要内容，并决定派宋劭文和钱志道回国汇报，请中央对一五建设方针、规模及苏联援助总协定主要内容作指示。4月8日，周恩来约宋劭文晚上10点钟汇报。一直等到晚上12点，诸事繁忙的周恩来才办完手上的急事来听取汇报。他详细询问了苏方对我国一五计划的全部意见，并问道：“去苏联谈判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宋劭文回答说：“因为苏联方面对计划的平衡工作要求很高，对我国地质资料、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询问得很详细，而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准备工作不足，使项目选址、施工设计、设备分交、技术人员培训等计划内容的落实，花费了不少时间。”周恩来说：“是啊！确定100多个援助项目，并要守约按时交付使用，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使周恩来对情况了解得更清晰，宋劭文将绘制的七八幅一五计划受援项目进度曲线图递交上去，周恩来看了非常高兴。从图上可以对建设项目的厂址选择、投资规模、开工日期、施工进度、交付日期、生产能力等参数，一目了然。图表表明，我们的建设进度和投资安排，是逐年根据实际可能逐步地增长，而不是集中在几年内跳跃式地增长。后来陈云看了这些曲线图也极满意。
汇报时，宋劭文还讲了请苏联专家给中国政府代表团讲课的一些情况。周恩来对苏联经济专家讲的一段话很感兴趣，让宋劭文重复了两遍。这段话是：“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增长的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加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加速度，这样才能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周恩来很赞赏这几个观点，并表示可以此作为今后开展经济工作的指导。
宋劭文还向周恩来汇报了苏联计委管综合的同志说过的一句话：“平衡法是编制计划的基本方法，要从需要算起，充分考虑可能，经过平衡，使计划建筑在可靠的基础之上。”他对这句话也留下了深刻印象，牢记在心。难能可贵的是，他把这种观点具体运用在我国建设实践中，并在“一五”时期形成他对经济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即：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最后，他们还谈到偿还苏联援助的方式和费用问题。周恩来听取情况后提出：“待找有关部门计算、商量并报中央审批后，再作答复。”两天后宋劭文又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中央表示同意苏联政府对我国一五计划所提建议，赞成苏联援助项目清单中砍掉的3类项目：没有地质资料的；中国自己办得了的；过几年才能办的。同意《协定（草案）》拟定的偿还援助费用的方式和数量；并授权李富春代表中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随后，宋劭文带着中央写给李富春的复信返回莫斯科。
又经过两个多月谈判，中苏两国政府最终商定：今后5年苏联给予中国必要的援助，开工建设骨干工程。《协定（草案）》经中央批准后，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简称“5?15”协定）。中国代表团赴苏谈判援助中国的一五计划历时8个多月，取得圆满成功。根据协议，1953年至1959年，苏联将援助我国建设与改建91个工业项目，加上1950年签约援助我国的50个项目，共141个项目。1954年10月，苏联政府接受我国政府的请求，又追加援助15个项目。这样“一五”期间苏联总共援助我国156个重点项目（简称156项）：6个大型钢铁联合厂，14个有色金属冶炼加工厂，32个机器制造厂，18个动力及电力机器设备制造厂，26个国防工厂，23个煤矿，22个电站，1个炼油厂，3个制药厂，1个造纸厂。
《协定》规定，苏联政府每年负责培训我国1000名实习生（包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并向我国派出5个专家组、200名设计专家、50名地质专家帮助建设。苏联负责提供生产各项产品所需的制造特许权及技术资料，承担70—80%的设计工作，供应占总价值50—70%的设备。中方负责20—30%的设计工作，承担价值30—50%的设备制造，包括项目配套所需的辅助性的半制成品和成品材料。
（四）
我国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是在缺乏经验和统计资料情况下，根据毛泽东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示精神，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组织，陈云、李富春的具体指导和苏联的帮助下编制成功的。这一工作从开始时的6人小组，转为后来的8人小组（1954年4月成立以陈云为组长的中央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工作小组）领导。经反复酝酿，前后数易其稿，费时4年（1951年2月试编至1955年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边建、边改、边学”终于编成并付诸实施。
一五计划制定与建设期间，从计划的一次次修改、斟酌、完善而最终制定，到一步步付诸实施，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再到每个建设者，可以说是万众一心同舟共济举全国之力去做的。当然，开国伊始，大家对从未经历过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都是在艰辛摸索，所以党内高层免不了对“反保守”与“反冒进”有分歧争论。但都能够畅所欲言，从国家发展的角度出发，而以民主集中制最终取得及时妥善处理和平衡达成一致。一次发生于1953年刚执行计划之时，年度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就反映出急于求成的倾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财政盘子定得过大，基本建设铺得过宽，大投资助长了盲目冒进倾向，导致这年全国城镇人口从1950年的6000多万猛增到7800多万，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激增到2亿，造成国家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状况。精明心细、通盘统筹的周恩来很快就察觉到这种异样状况。6月19日他在政务会议上指出：“我们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马上组织相关人员搞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因措施得当，全国经济得以很快调整，重新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
还有一次发生在1954年进行第5次一五计划的编制过程中。建国之初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对于一穷二白的中国来说，很快就因缺少后劲而感到力不从心了。随着建设规模不断扩大，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各条战线之间发生经济不协调不平衡的现象，说明“头脑发热、急躁冒进”的苗头再次袭来。对此，陈云有针对性地及时提出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的主张。周恩来第一个站出来支持陈云的主张。李先念也表示同意。大家却没想到经济建设中反映出来的矛盾，也给党中央高层决策带来了明显分歧与争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而中央主要领导人主张追加大额的基建投资。最后的结果是双方都做了让步与妥协，把1955年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1953年6月15日，陈云就《一五计划》初稿的有关问题，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汇报。会后，他又组织人马根据讨论结果对初稿进行了一些修改。这年夏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克服冒进倾向的措施。这样，就使得1954年和1955年的经济工作基本上沿着有计划的轨道稳步运行。
1955年3月31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一五计划草案进行了审议，决定原则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6月，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党代会提出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了最后一次修改。6月27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上，对将要提请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作了说明。10天后，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10月，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赴广州，用1个月对初稿作了最后的审议和修改。11月，陈云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花近半个月详细讨论了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和工农业关系，再次提出许多修改意见。
因一五计划是建立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实行了决策民主化、施工程序化，经过严密组织，合理规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和速度，较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所以，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有135个已施工建设，有68个建成或部分建成投入生产。“一五”期间，在苏联援助下，我国迅速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新兴工业部门，如飞机、汽车、重型机器、发电设备、冶金和矿山设备、精密仪表、新式机床、塑料、无线和有线电器材制造等。我国中部地区，建立起一大批新的钢铁、煤炭、电力、机械、有色金属、化工和军工企业，构成了我国工业布局的基本框架。至今，这些重点企业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五”期间，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成就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五”建设的成功经验是多方面的，至今仍有很多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和借鉴的地方。可以说，一五计划为实现我国工业化打下了初步的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