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肩负历史使命，积极奔走于西安、杭州、庐山、南京、武汉、重庆、延安等地，深入大后方城市的街道社区和硝烟弥漫的前线战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凝聚各方面力量，为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周恩来还走出国门，远赴苏联，在治疗臂伤的同时，进一步介绍宣传中国的抗战情况，加强中共与苏联的直接交流和联络，为中国抗战争取了大量援助，增强了中国持久抗战的力量。
蒋介石派来了大飞机
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在赴中央党校作报告的途中因马受惊，不幸摔伤，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很差，治疗了一个多月效果仍不佳。由于右肘始终处于半弯曲状态，无法伸直，右臂肌肉开始出现萎缩，如不及时治疗，有成终生残疾之虞。于是，中共中央决定送周恩来赴苏联医治。
由于延安没有自己的飞机，中共中央只好电请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派专机送周恩来赴苏联治病。但抗战期间，交通工具本就奇缺，航空资源调配更是紧张，加上周恩来身份特殊，使得航委会进退维谷。但随后延安又来电，称已请求苏联派专机来接，航委会才如释重负。
蒋介石闻讯后却勃然大怒，严令航委会必须派专机赴延安接送周恩来。据蒋介石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在1939年11月24日的日记中记载：“今日张主任（即时任委员长侍从室一处主任张治中）在研究大会席上，报告此次周恩来在延安受伤，电请派飞机接送莫斯科治疗。航委会无机可派，正踌躇间，延安电称，已请莫斯科派飞机来迎。委座对于此事甚怒！责令航委会一定派机去接送，不许苏联飞机来迎。张主任称，当初未深察，及委座责备后，始恍然领悟！可知做事，不可丝毫忽略，不可有百分之一之懈怠！”那么蒋介石为何大怒，并坚持派专机送周恩来呢？唐纵在1939年1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苏俄飞机来去兰州，不事先通知我方，黄秉衡（时任兰州空军第一军区司令）来电请示。陈主任（即时任委员长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处事非常谨慎，尤其对于国际问题，丝毫不敢做主。今日委座批下要当地严重表示，未得通告不许自由入境。这是何等正当之处置。”从文中可以看出，当时苏联飞机无视国民党当局，经常自由出入西北国境。尽管处于中国抗战的非常时期，但未得通告擅自出入中国领空，仍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如今国民政府若不派专机接送周恩来，更给了苏联飞机出入中国境内绝佳理由；其次，时逢国共合作抗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也是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之下，何况周恩来还身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一职。如此要人出境赴苏疗伤，国民政府却派不出专机，实在很伤蒋介石的颜面。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蒋介石为何对航委会“不讲政治”的表现“甚怒”了。
就这样，在蒋介石的“特殊关照”下，1939年8月27日，一架美制道格拉斯大客机抵达延安，与周恩来同行的有其夫人邓颖超、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原红军西路军政委陈昌浩及其儿子陈祖涛、高岗儿子高毅、陈伯达儿子陈小达、孙炳文烈士女儿孙维世、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专家李德等人。周恩来一行乘机飞抵兰州，然后转往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并在那里乘苏联专机飞至阿拉木图（今哈萨克斯坦境内），最后坐火车抵达目的地——莫斯科。
时间最短的治疗方案
周恩来一行顺利到达莫斯科后，受到了苏联方面的热烈欢迎。1939年9月14日下午，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联系，周恩来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治疗。
苏联政府对周恩来的臂伤十分重视。据任弼时秘书师哲回忆，苏联专家名医曾先后进行了3次大会诊，提出了两个治疗方案，供周恩来选择：第一个方案是把肘骨拆开，另行接骨。其好处是愈合后胳膊可以运转自如，缺点是所需时间较长，痛苦太大，而且要冒手术不成功的风险；第二个方案是不开刀，采用按摩治疗的方法。这样做所需时间短，缺点是将来胳膊只能在40度至60度以内活动。周恩来考虑到“国内工作很忙，不允许长期在国外治病”，坚持选用第二个方案。
但从后来发现的史料来看，实际上当时的苏联医生还是给周恩来做了手术。学者李永昌从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和研究中心”现存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了邓颖超于1939年10月8日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信，里面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周恩来在医院治疗臂伤的经过。据信中记载，手术于9月19日在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这是一次小手术，只切除了一小块突出的骨头。一周之后拆线，经检查，伤口已经全部愈合。从拆线的第二天起实施按摩治疗疗程，主要是按摩、烤电、运动和浴疗，目的是使受伤的手臂逐渐恢复运动能力。按照当时教授和医生们的最初估计，周恩来的手臂将可以弯曲45度。经过一周卓有成效的治疗，他的手可以移动，手部的颤抖也已减轻。但是，邓颖超在信中也指出，根据现有的情况可以肯定，尽管以后手的弯曲程度要比预料的大些，但是要完全恢复是不可能的，这只手最终将面临半残疾。
尽管不需要动大手术，但治疗过程却是异常痛苦。注射麻药后，医生把周恩来的胳膊强行按在一定的角度上加以固定。麻药失效后，周恩来经常疼得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掉。然后进行按摩，使萎缩的肌肉恢复生机，依旧是疼痛难忍。但周恩来凭借着极强的信念和毅力，顺利地完成了治疗过程。
工作比医病更重要
周恩来此次赴苏联除疗伤外，还肩负着更为重要的使命，即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共产国际介绍说明中共的抗战情况以及国共关系，争取苏联及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
早在治疗期间，周恩来就经常不顾医生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劝阻，忍着疼痛在病房里夜以继日地工作。师哲回忆：“我几乎每天都到医院去探望并陪同他几个钟头，帮助解决和处理日常事务中的一些问题……有一次，我到医院去看他，他忽然对我说：‘工作比医病更重要嘛！’我不了解他的心意，便回答说：‘你是来医病的，还是先把病治好为宜。’但他又说：‘我这是外伤，影响不了我的思路和工作。我头脑清醒，精力旺盛，有时兴奋之至。’”
周恩来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刚出院，他为共产国际撰写的《中国问题备忘录》也完稿了。当时中国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国共内部矛盾日益凸显，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国内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而共产国际对中国国内局势的认识却很模糊，有些人甚至担心中国共产党人也热衷于搞摩擦，而不是集中精力对付外敌。为了解开疑团，说明事实真相，周恩来撰写了5.5万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和特点、中国共产党各方面的工作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情况。
在第一部分中，周恩来指出：“目前，战争已由敌人大举进攻的第一阶段进入敌我相持阶段，即胶着状态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特征是，敌人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华北敌后战场，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其占领地区进行建设和开拓富源，将重点放在政治进攻与施加经济压力上，迫使中国投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坚持持久战方针，必须坚决加强团结，反对投降与分裂；主张民主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敌后游击战，粉碎敌人妄图消灭游击队的活动；加强前线防御，防止敌人进攻”。
在第二部分中，周恩来着重指出：国共合作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其形式和特点是：“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矛盾中发展的。由于统一战线的进步，抗战正在顽强地坚持，国民政府的政策争取有所进步。但在统（抗）战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分裂与投降的危险将加剧。由于抗战在继续，有时摩擦紧张到一定程度，就又缓和下来。有时由于统一战线的发展，统治阶级及其政党开始不安起来，于是又发生新的摩擦。这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经常处在复杂的、曲折的、变化的过程中。它时而进步，时而倒退，但它的总趋势是走向某些进步。”
后来，周恩来又将报告做了修改，以《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期和目前任务》为题，发表在1940年4月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上。
1940年1月，周恩来又根据那份备忘录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连续做了两天报告，每天长达4、5个小时，加上翻译时间共约8、9个小时。针对共产国际执委们关心中国抗战能不能坚持，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关系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前途问题，周恩来引用大量数字，分析抗战以来中日战局的变化情况、中日双方的优劣势和强弱点，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武装英勇战斗的事实，并得出结论：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十分重视周恩来的报告。经过研究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决议，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肯定了中共抵抗日本侵略的武装斗争。决议指出：中共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千百万中国人民来克服投降的危险。据此，执委会主席团向共产国际各支部（各国共产党）提议：展开最广泛的同情与援助中国人民的运动。季米特洛夫亲手将决议交给周恩来，并解释说：国际执委会关于报告的讨论情况也向斯大林汇报了。斯大林召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中共中国问题进行了极其严肃的研究和讨论，并且十分审慎地从各方面考虑了中国问题。季米特洛夫还特意举行家宴款待周恩来，并请周恩来回国后代表他向那些战斗在前线和后方的中国抗日将士问好。他满怀信心地对周恩来说：“我相信，中国革命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此外，周恩来还分别会见了驻共产国际的欧洲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并到莫斯科郊外的中国党校、国际儿童院中国部看望了在那里的中共党员和孩子们。
圆满完成使命
1940年2月25日，周恩来等人乘火车离开莫斯科抵达阿拉木图，然后乘苏联专机经迪化到兰州。同行的有任弼时、蔡畅、邓颖超、陈郁、陈琮英和师哲，还有两位外国客人，即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和印尼共产党领导人阿里阿罕。为了加强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络，临行时，共产国际交给他们一部电台，另外还有一部小型电影放映机。过境时，所有人随身携带的文件、钱钞等都放在周恩来的小皮箱里。因为他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中将军衔，过境时在两国都有豁免权，不受检查。
当飞机到达迪化，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盛世才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同盛世才进行了3次会谈，为中共驻新疆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解决了一系列迫切的问题，并接见继续留在新疆学习的装甲兵学校、航空学校以及干部训练班学习的学员。飞抵兰州后，周恩来一行停留了3、4天，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和苏联驻兰州总领事分别设宴招待。周恩来向朱绍良借了一辆大型轿车，一路翻过贺兰山，经过平凉、玢州到达西安，依旧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内。周恩来在这期间同蒋鼎文、胡宗南等人进行交涉，迫使他们发给八路军部分军饷。这也是国民党政府发给八路军的最后一次军饷。从西安出发时，周恩来一行分乘5辆大车，一路颠簸跋涉，顺利回到延安。两个月后，他回到重庆继续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
周恩来此次苏联之行，既治好了臂伤，又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他出使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使命，周恩来还向共产国际和苏联提出经济援助的请求，苏联及时“给我党若干援助，回国后，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留下一部分，其余的带回重庆”。自周恩来、任弼时回国后，中共就再没有向共产国际派遣代表了。
